今天

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瞻

23/10/11

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瞻
春风吹拂,乔木抽芽

作者/来源:吴元华博士(2005-03-05)
新加坡《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http://tieba.baidu.com/f?kz=11001228

提要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多语文的国家,三大种族的语文同享官方语文地位,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种种原因,英文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和工商业的主要用语,其他语文(包括作为国语的马来文)都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以华文为例,它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越来越微小,年轻华人的华文基础也越来越薄弱,使许多关心华文前途者几乎感到绝望。

不过笔者认为,新加坡华文的景况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其处境也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糟。相反,它依然富有生命力,前景也令人感到谨慎的乐观。

“文化是奇异的东西。它具备人们难以想像的顽强生命力,也许我们以为一株树已经枯死,仅剩朽木。有一天在细雨淋洒过后,它忽然间就长出翠绿的新芽。”

新加坡的华文就像一株经历严寒的乔木,叶子掉了一地,但是它的根很深,散布得也很广,它不会就此枯萎甚至死亡。如今中国崛起为经济大国,华文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它将会在新加坡再度透出新芽。虽然受到客观环境的局限,它不大可能枝繁叶茂地茁壮成长,但它将继续在新加坡发挥细水长流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本文分析新加坡华语文的现状,并展望未来,提出几点改善华文教学和有关华文应用的建议。

前言:双语政策的失衡

在新加坡,英文和代表三大种族的语文—华人的华文、马来人的马来文和印度 人的淡米尔文都是法定官方语文和教学媒介语,共享主流语文地位。可是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演变至今,英文已经成为强势的主导语文,它的使用价值大大超越所有其他语文,而各族语文(教学上的母语)已逐渐失去其主流语文的地位与功能。

新加坡学校施行英文加母语的双语教学,目标是:英文作为进行国际经贸、吸收先进知识和从事高新科技研发的必要工具,同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语;母语则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以免新加坡人民沦为“全球化海洋里的漂浮物,愚昧地随波逐流”2。

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种种因素,英文已经凌驾各种族语文之上,几乎是唯一的行政和商业语文,各族母语都退居为次要的民间语言。正如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是个特殊的国家,大多数人民(即华族)的语文不是学校的教学媒介语。”3 这可说是新加坡特有的社会语言现象。

教育家叶圣陶对“语文”这个词的定义是:“平时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上叫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4 在新加坡这样的语文环境里,各族母语已经出现了语与文分离的现象。以华族为例,华文的使用范围逐步缩小,能书写通顺华文的人数日渐减少。但是,政府积极鼓励华人以华语取代方言,作为华族的共同语,因此华语越来越普及。结果是华族语文形成了书面语式微,口语流行的局面。

周有光在《新加坡的语文和教育》一文中对新加坡的语文现象有客观的观察。他说:“新加坡是一个城邦岛国,经济依靠国际贸易,决不能放弃‘开放的国际都市’的特色,因此,国际通用最广的英语对她是头等重要的。英语为主,民族语为副,是国家的存在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他指出“双语教育是现代生活的需要”,可是他注意到新加坡学生所学习的两种语言(英语和本族语),都不是家庭中的母语,学习不易;鉴于学生的母语程度大多只达到能听能讲的程度,很少人能进一步读书、写字,因此他问:“这样的语文水平,足以继承民族的传统文化吗?”

但是他也认为:“这两个问题,不是新加坡所特有的问题,而是东方有文化传统的民族的共同问题。要现代化,就要学好科技,不能不重视英语。要保持文化传统,又不能不学好民族语。二者如何兼顾呢?”5

的确,新加坡政府从学生的负担和教学效果上关心大多数学生“二者如何兼顾呢?”而爱护华文者则为民族文化和母语存亡而担忧“这样的语文水平,足以继承民族的传统文化吗?”这是两方面始终各有所思和未能取得共识的根本问题。历年来政府对华文教学政策的修订、改善,以及爱护华文者不时发表对华文前景忧心忡忡的言论,就是从各自的考量出发的。

在许多爱护华文的人眼中,华文已经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他们担心华文最终可能在新加坡消失,或沦为有语无文的局面。担心下一代变成吴作栋总理所形容的“全球化海洋里的漂浮物”,这种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以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而且大部分中年以上的华人都是华文教育孕育成长的,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华文教育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积极作用。因此,他们期盼政府设法营造使华文在新加坡持续存在并发挥一定作用的教学和社会条件。

华文困境的症结

新加坡曾经有个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专学府都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独立后为了跟发达的西方经济体接轨,尽快发展经济和团结各族人民建设国家,英文开始成为主要的语文,所有种族语文的学校先后关闭,华文也因此逐渐式微。现在许多学生对学习华文的兴趣不高的主要原因是:

一 单科进行教学

称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为双语教育,名不副实,因为所有科目都以英文教学,母语只是一个实用价值不高的语文课,没有其他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科目强化学生的语文技能。此外,原本就不多的华文教学时间有时还一再被英文科目的活动蚕食。学生缺乏多听、多写和多读的学习环境,自然无法有效掌握华文的应用能力。

据华文教师和家长反映,在许多学生的眼中,华文不是主流学科,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得不读的科目,考试过后如释重负,就较少甚至不再接触华文了。在这些学生和部分校长的心目中,华文似乎是影响学习其他科目以争取优异成绩的一个包袱,甚至是累赘。更糟的是,有些家长硬把学生对华文缺乏兴趣的责任强加在华文教师头上,声称他们的教学法落伍,要求过高,等等;华文教师得承受这些不公平的指责,觉得他们的努力被忽略而产生挫折感。

幸好,绝大多数华文教师都敬业乐业,默默耕耘,利用电脑科技等各种富有创意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华文,否则新加坡学生的华文水平会更加低落。

二 实际用途有限

语文学习若无适当的应用环境,那将是徒劳无功的过程。语文教学的实践证明,社会环境因素从质和量的方面直接影响到语文的吸收、内化和应用;有没有使用目标语的社会环境,不但影响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态度也直接影响语文学习的效果。因此,教育学者和语言学者已经把注意力转向研究环境对语文学习的作用,研究如何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并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6。

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和工商业都采用英文作为工作语文和高层次的社交语言,除了所得税表格等少数文件有华文译文外,华文几乎没有实际用途。这样的语文环境如何能引起人们学习华文的兴趣?如何能对华文的发展有帮助呢?

三 经济价值不高

华文无法在新加坡普及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经济价值不高,官方用途有限,不易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语文的市场价值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的,而且随着需求量的大小和使用者的多寡而浮动。正是这种经济因素在语文的传播中起着积极的作用7。

在一个多种语文共存的社会里,语文态度在语文使用者的生活里起着重要作用。对某种语文持赞成或否定的态度,能够对语文使用者的心理和语文使用产生深刻的影响8。

语文使用者的职业对他本身的语文态度也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人的职业与某种语文有关,就是职业要求他学习并掌握这种语文,于是他对这种语文的学习肯定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努力掌握这种语文,以达到就业的要求。新加坡华人忽视华文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华文并非职业语文。既然英文的社会功能远远超越华文,那么人们自然对英文抱肯定态度而忽略华文。

据报道,即便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重理轻文、重外语轻汉语的现象日趋严重。在升学、晋职晋级、就业等领域,也存在着轻汉语重外语的政策规定和心理倾向,因而如今很多年轻人的母语水平急剧下降,加之电脑的普及使一些人对练习写字更加不以为然。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的曹先擢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外语都考到了很高的级别,中文水平却让人不敢恭维。”9 假如中国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对中国以外年轻人的华文水平又如何能寄以过高和不切实际的期望呢?

华语文的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双语教学并未把大多数的学生培养成真正的“双语人”。所谓双语人是能够在各种情况下随心所欲地使用两种语文进行交际的人。华文程度低落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但是,英文《海峡时报》2003 年9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初级学院学生的英文程度之低落也“令人震惊”10 。

在接受调查的五所初级学院112 名一年级学生中,88 人在测试中只取得100分中的40 分,只有12 人取得50 分到80 分。一名资深的英文教师形容这些学生的“写作充满了语法错误,连简单的想法都无法清楚地表达”。这是新加坡双语教学制度所面对的问题。

一 华语越来越普遍

在政府极力鼓励和推动下,越来越多华人以华语作为共同语。新加坡统计局于2000 年12 月1 日发表的《2000 新加坡人口普查》证实,华语已经渐渐取代方言成为华族的家庭用语,从1990 年的30%增加到2000 年的45%,而说方言者则从50%降为31%11。

市场调查公司AC Nielsen Media Index 2002 对4000 名新加坡华人的调查也显示,15 岁以上者大都选择以华语作为日常生活的语言。他们的人数从2000年的58%增加到2003 年的64%。可见政府已经成功地使华语成为大多数华人的共同语,过去那种南腔北调的方言环境将逐渐成为历史。

《联合早报》2004 年初做了一个“华文学习调查”,对象是400 名中一至中四的华族学生。97%说他们以能说华语而感到自豪,64%和55%说他们用华语分别跟父母和兄弟姐妹交谈;53%觉得自己的华语比英语流利12。

华人学生以华语交谈的现象是那么的普遍,以致有些学校得规定他们多讲英语,比如南洋理工大学前任校长詹道存发现校园里太多人讲华语,使他不得不命令学生事务处展开“讲英语”运动,以纠正语言失衡现象13。

此外,年轻一代所讲的华语也比上一代人讲的标准,这应归功于汉语拼音辅助教学的效果。周清海认为,“我们通过大众传播、教育,将华语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如果将新加坡现在的华语和其他华语区相比,相信我们是相当标准的。这个‘相当标准’是偏重在语音方面说的。”14

可惜,能够讲相当标准和流畅的华语者只占少数。大多数年轻的华人缺乏足够的华文词汇和习惯表达法,在正式场合常常词不达意,陷入词穷脸红的窘境,有些到中国公干的新加坡人的感受最为深刻。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所讲的华语掺杂了英语,甚至是方言或马来语的词语,使讲地道华语者不知所云。

而且华语仍然不是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周清海说,“掌握英语是提升自己社会阶梯的必要条件,只会华语,必然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所有的专业人士都是说英语的……新加坡人以为只要掌握英语,就可以通行无阻,而华语只是不成功人士所应用的语言,这是令人感到很担忧的可悲现象。”15

《2000 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已经明显地反映,受教育越高者和社会/经济地位越优者,大都说英语。AC Nielsen Media Index 2002 的调查也证实,在专业人士、经理和其他高级人员之中,华语的应用率增加了,但仍低于全国水平。这种趋势使华语的地位的提升受到严峻的挑战。

二 电视和电台华语受众远比英语台多

内阁资政李光耀2003 年曾经指出,“我国的双语政策出现了微妙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华语台的电视新闻和节目,收视率竟然比英语台的来得高。很显然的,新加坡人用华语,在讲和听方面,觉得很自在。”16 这是华人广泛讲华语的必然结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本地制作的节目,甚至是用华语配音的日本和韩国节目都比较有亲切感和感染力。

插图1 很清楚地反映了第8 波道的华语节目收视率比第5 波道的英语节目收视率高一倍以上。优频道和第8 波道的华语新闻时段的收视率尤其显著地反映了华语新闻观众远远地超过英语新闻的观众。(插图2)

三 华文水平却乏善可陈

新加坡电视和电台的华语节目收视率远比英语节目高,但是在阅读方面,年轻人还是喜欢读英文报纸。这是因为他们的华文水平不够,而阅读英文比较方便,吸收也比较快。

统计数字似乎说明华文识字率随着双语教学而增加,比如《2000 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年满15 岁的新加坡居民的识字率,从1990 年的89%增加到2000年的93%,其中通晓英文和华文的华人从1990 年的38%增加到2000 年的48%,而只谙华文者的比率则从41%降为32%。此外,在华人识字人口中,有82%只谙华文,68%只谙英文。

上述AC Nielsen Media Index 2002 调查进一步透露,在受访的华人中,87%成年人说他们懂得华文,2000 年是82%。至于专业人士、经理和其他高级人员的华文识字率则从2000 年的82%增加到2002 年的88%。

《人口普查》对“识字率”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有阅读并理解某种语文报纸的能力”,其实,符合这个定义的多数年轻华人觉得阅读华文报纸有困难,更不用说写作通顺的华文了。所以,调查里很多自称懂得华文的华人,可能只是表示曾在学校读过华文这一科,他们未必真正掌握足够的华文书写与阅读能力。

华文水平低落反映在报上的广告和公共告示上的错别字和张冠李戴用词不当的语病特别刺眼,有些令人不忍卒睹。下面是几个例子:

插图3 的两个广告,虎牌啤酒(Tiger Beer)的宣传标语是“举世之最,却无错过”,“却无”显然是“切勿”之误;另一则是新加坡银行公会祝贺“新加坡共合国独立36 周年国庆纪念”,竟然把“共和国”写成“共合国”。插图4 有三个广告,华侨银行的把“低利率”写成“底利率”;留学澳洲的那则以为“在籍学生”是“在级学生”;至于Jade Beer 广告则把“气概”误写成“气慨”。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错误都出现在大公司和机构的十分醒目的广告上,误导学生和污染华文,造成很坏的影响。

四 华文报业状况良好

鉴于华文教育的终结,华文犹如日薄西山,政府担心华文报纸也将随着在新加坡消失。于是在1984 年,当时的李光耀总理促成历史悠久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合并,组成《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整合资源,确保华文报纸继续存在。这两份报纸加上另一份晚间报纸《新明日报》,现在是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

回忆他当年的决定,李资政在2000 年说:“大约20 年前,我让《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因为我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你们会同归于尽。你们每年所能吸收的新读者人数有限,为一个越来越小的蛋糕争个你死我活,你们(最终)都会完蛋。”17

可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三份华文报纸的销量和读者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许多,营业额和盈利也都远超当年两份大报的总和。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中年以上的华人仍然保持阅读华文报纸的习惯,而且近年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来的新移民为数不少,他们大都阅读华文报纸。此外,华文报纸的内容和编排也不断革新,与时俱进,为读者提供更快、更新和更完整的报道和时事评析,让读者获得最新的信息。

插图5 的统计表显示,两大报在1984 年合并时每天的总发行量是31 万份,到了2003 年,总销量高达44 万份。也就是说,19 年里,增加了近13 万份18。读者人数也增加了不少。1991 年时,读者总数是102 万左右,到了2002 年,达到了126 万,10 年期间增加了约24 万人19。

除了三份华文大报之外,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还出版了两份分别给中学生和小学生阅读的华文报纸《星期5 周报》和《大拇指》周报,两份期刊《都会佳人》和《优》周刊,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在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环境里,取得这样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反映了华文在新加坡仍然富有生命力,继续为广大民众提供他们所需的资讯和精神食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联合早报》的电子版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读者最多的华文网上报纸之一,是新加坡在海外的一个响亮品牌。

新加坡政府很重视华文报纸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李光耀资政宣称“不论结果如何,基于国家利益,我们都应该保留至少一份高素质的华文报纸。这份报纸就是《联合早报》。这是一项全国性的事业,全国上下必须各尽所能去推广它。”20 这是政府领导人首次这么明确地把《联合早报》当成“全国性的事业”看待,并呼吁全国上下全力推广它。

李资政发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商人和工人大都是读华文报纸的。此外,旅居新加坡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民人数也有增加的趋势,他们也是华文报的读者。他们成为永久居民后再成为新加坡公民,因此他认为这些新移民“最终必定成为我国具有高文化素养的一批核心华文读者。”《联合早报》去年的一项调查证实,由中国移民组成的华源会的会员大多数是华文报纸的读者。

华文报目前面对的严峻现实是,随着人口老化和年轻人对华文的掌握不足,读者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不过,年轻读者人数减少,不只是新加坡华文报所面对的特有问题,各国同行都不例外。人们都同意李光耀资政的观察:“这是因为喜欢阅读报纸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他们比较喜欢收看电视节目和上互联网浏览。”21

五 华族文化活动气象蓬勃

新加坡的民间社团、中小学、大专学府各种形式的华族文化活动一年到头不间断。中学、初院和大专的中文学会、华族艺术团体都定期举办华文写作比赛、华语辩论比赛、华英文翻译比赛、相声比赛、诗歌朗诵、戏剧表演、挥春比赛、书法比赛和中国书画欣赏与观摩会,等等,都获得热烈的响应。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华族民间社团近年来先后开办中华文史和语文、华族艺术班,供公众进修,学员逐年增加。比如海南会馆的文史班已有15 年历史,福建会馆的文化艺术团,福州会馆的小作家学会,等等,都在民间散播中华文化的种子;新加坡的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也纷纷开办商业华语或中华历史及文化课程,协助学生加强对中国社会、商业环境与文化的认识。

一些企业和民间团体则在华人节日联合举办庆祝活动,其中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等合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常年迎春活动最为盛大和充满华人节日气氛。此外,常年举办的“华艺节”和两年一度的“华族文化节”是国内外优秀艺人的大汇演,都是全民共享的华族文化盛宴,对提升新加坡华族文化艺术鉴赏水平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华语文前景展望

一 中国崛起的效应

现在世界各国都把逐渐富强的中国看成是经贸与投资的辽阔沃土,而富有的中国人被看成是振兴各自旅游业和服务业的财神爷。这种新现象不但将给新加坡的经济带来好处,对增强华语文生命力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

1. 新中经贸与培训合作日益密切

自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以来,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与日俱增,2003 年达到193 亿美元(约328 亿新元),比前年的141 亿美元(约240 亿新元)增加了37%22。目前,新加坡是中国第七大外来投资方,若不包括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地区,则是第五大外来投资国,而中国则是新加坡第五大贸易伙伴。

此外,来自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考察团和培训团络绎不绝,上自中央部委和大企业集团,下至市县的干部和乡镇公司,无不接连组团来新加坡招商引资,展销产品,有些还在这里设立公司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外,各个省市和地方政府也派遣各级干部来新加坡接受各方面的训练。

另一方面,新加坡企业和专业人士也纷纷前往中国各地寻找机会开拓业务。这股经贸和培训热潮,引发许多新加坡人学习华语文的迫切欲望,过去单靠英文就能通行无阻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开始恶补华语文,不想错过中国所提供的商机。我相信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能对华语文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催化的作用。

2. 新中教育交流频密

3. 中国旅客源源不绝

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提高,旅游成了他们消闲的风气。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的第六大客源国。资料显示,中国旅客逐年增加,1998 年约有29 万名中国旅客在新加坡消费了2 亿5200 万元,2003 年约67 万名中国旅客在新加坡花了3 亿1300万元;上层社会的中国人2002 年6 月在新加坡以威世卡付账达1400 万元,比前年高了70.5%,中国人同时期在全球威世卡付账额高达5 亿1400 万美元。不难想像,新加坡的旅游业将从更多的中国旅客身上赚取更多的收入。

新加坡旅游局已经制定全方位策略,吸引中国各地旅客来新加坡消闲购物,预料有关行业将不得不多用华语文,这将有利于应用华语文环境的形成。

二 新移民增进华族文化艺术气氛

在数量可观的中国新移民中,有许多是优秀的文教界和艺术界人才,有的在自行创作,有的任教于各级学府,有的则在各民众联络所/俱乐部开办教导各种中华文化艺术进修班;新加坡华乐团的大多数团员来自中国,他们在提升华乐水平方面贡献很大;近年来许多新加坡人热心于声乐的训练,他们的导师也大多来自中国。此外,在新加坡中小学和大专学府念书的中国学生也数以万计。对逐渐提升新加坡华语文的质和量,他们将作出明显的贡献。

三 特选学校和高级华文课程培养华文人才

新加坡的学校为各科成绩较为优异的华人学生提供“高级华文”课程,让他们学习水平较高的华文。目前约22%的高小学生和15%的中学生修读高级华文。此外,新加坡目前有10 所特选中学,以英文和华文同为第一语文教学,这些学生的华文水平较一般学校的学生来得高,基础打得较稳固,需要时可以再提高。

2004 年起,教育部放宽选读高级母语的规定,配合“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的母语教学政策,让更多对母语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修读高级母语26。 据估计,这将使在小学念高级母语的学生,从2003 年的84%,增加到2004 年的96%。换言之,将有更多的华人学生修读高级华文课程。

在保留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方面,这些学生起了积极的作用。新加坡通晓华文的人才,大多数来自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他们已经在华文媒体业和教育界学以致用。不过,中学生修读高级华文,很多是为了初级学院可以免修华文,将精力集中在其他各科上面。因此,除非教育部全面检讨华文教学政策,单靠放宽还是不足以真正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华文的。

四 学生对华文的积极态度

上面“华文困境的症结”部分曾提起一些教师和家长反映,许多学生只是把华文看成是不得不读的考试科目,过后就束之高阁。可是《联合早报》2004 年初对400 名中学生学习华语文态度的调查却发现令人感到鼓舞的趋势。绝大多数学生都表示对学习华语文抱着很积极的态度,83%把华文看作是母语,他们几乎(95%)都同意新加坡华人应该学习华文,其中42%认为至少到中学四年级,32%觉得应
该达到大学程度;75%的学生知道中国正逐渐崛起为经济强国,它将能提供良好的商业机会,因此觉得掌握华文是很重要的。他们对学习英文和华文的兴趣不相上下,分别为52%和48%。(插图6)

与此同时,在英文报纸上发表反对定华文为必修科言论的家长人数已逐年减少,那些以移居外国来避开孩子须学习华文的论调也较少见了。《联合早报》的调查也显示,75%的学生说父母鼓励他们学习华文。这些数据反映了学生和家长都开始认识到学习华语文的重要性。

五 教育部全面检讨华文课程与教学法

教育部代部长尚达曼2004 年2 月在为《联合早报》的《爆米花》教育专版主持推介仪式上致词时宣布,教育部已成立一个以提学司为首的“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全面研究如何通过富创意和恰当的教导和测试方法,以改善学校里的华文教学。这个由中小学校长、华文科专家和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将检讨学生从一个年级升上另一个年级和从一个语文水平升上另一个水平时,所应掌握的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比重;此外,委员会也将探讨在学校里教导的个别华文课程(高级华文、华文和华文B)如何在语文能力和文化内容之间求取平衡。

部长认为新加坡有必要寻找崭新的华文教学法,除了培养学生从小对华文产生兴趣,还尽量鼓励他们学习华文到力所能及的最高程度。他指出检讨华文课程和教学法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新的一代对华文的热爱,不会因为离开学校而消失;希望他们到社会工作时,仍然乐于使用华文”27。

委员会将于2004 年9 月提出检讨报告。我深信它将为改善今后的华文教学带来显著的效果。

六 非华族学生也可选修华文

从2004 年起,学生修读第三语文(即英文和母语之外的任何语文)的政策扩大,小六会考成绩特出的非华族学生只要英文和母语表现优异,将有机会选修华文作为第三语文。275 名马来人和印度人是这个名为“华文特别课程”(Chinese {Special Programme})的第一批中一学生。

这些学生的父母跟其他各国的许多父母看法一致,都认为中国是崛起中的经济大国,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趁早鼓励孩子学习华语文,对将来的就业前景有利。随着中国和新加坡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华文的经济价值水涨船高,我相信将有更多非华族学生修读华语文。

七 政府落实“华文精英”政策

1997 年,吴作栋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出培养“华文精英”(Chinese cultural elites)的概念。他说:“华族在维护文化根源方面面对特别的挑战。在未来的20 年里,将不再有新一代的华文教育的精英,这是因为现在的学校都以英文教
学……假如华族语言、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不再是我们这个大都会的一个主要部分,那将是新加坡的灾难。”28 他认为新加坡必须想办法培养一批对中华历史、文化和艺术有渊博知识的核心分子(core group),担任华文教师、作家、新闻工作者、社区领袖、国会议员和部长。

李显龙副总理于1999 年在国会宣布新的华文教学政策时,进一步解释培养华文精英的目的:“政府要培养更多华文精英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一批对华族文化有足够认识的人,才能向下一代传递华族的文化价值观。”29

当时的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还进一步说:“我们必须继续在新加坡华族间高举中华文化和传统的火炬。没有了中华文化和传统,新加坡的社会特质将大为削弱。”30 翌年,在讲华语运动开幕仪式上,他重申“要有效地将中华文化和语文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需要一群中华文化精英。”31 吴作栋总理去年宣布政府将派优秀学生同时接受美国和中国的教育,就是落实华文精英政策的具体措施。

所谓华文精英并非纯粹接受华文教育的人才,而是在双语教学制度下华文水平较高的一群人,可惜为数不多。比如,目前任职于华文媒体的采编译人员和广播员、从事华文教学和华文文学艺术工作者都属于英文至上环境里的华文精英,其他一些行业也不乏华文水平较高的人员。他们都是双语教学制度所培养出来的双语人。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新加坡政府加快培养华文精英的步伐。本月2 日《联合早报》报道李光耀内阁资政宣布政府即将提供特设奖学金,每年培养一两百名对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有较深入认识的年轻人,以替代逐年减少的昔日华校生,并确保新加坡能继续同中国进行高层次的交流和维持密切的关系。

奖学金的对象是修读上述特别课程的优秀中学生和大学生。李光耀给年轻人的信息是:“如果你今年18 岁,正为前途做准备。要是你不掌握华文,在20 年或30 年后,你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相信在政府的极力推动和鼓励下,部分年轻人将愿意接受中华语言与文史的熏陶。日后他们的人数年年增加,事业有成后,当能在社会上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八 英文为主的语文政策将不会改变

尽管政府积极鼓励华人掌握华语文,但是它定英文为新加坡行政与工商业的主导语文是务实的抉择,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政策不会改变。在1997 年全国大选期间,李光耀内阁资政宣称:“即便因为中国的富强而使华语成为30 年后的国际语言,新加坡也要继续保留英文作为工作语文。因为,新加坡毕竟是个东南亚国家,不能让邻国产生新加坡是中国海外基地的疑虑。”32 这是从复杂的区域政治和种族成分的角度审视新加坡的处境的警惕。一些别有居心者向来指新加坡是所谓“第三个中国”,为了国家安全,政府对这样的恶意指责不能掉以轻心。

吴作栋总理当年更清楚地表明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在未来的20 年里,中国将更加强盛,华文将成为重要的国际语文;除非我们现在就采取明确的立场,否则将来的选民将有强有力的动机要求给华文和华族文化更显著的地位,那对新加坡将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而是一个多语文的社会,必须通过英文维持一个共同的、公开的和公平的竞争平台。”33

2004 年6 月23 日晚上为这个学术会议主持开幕式致词后回答有关英文角色的提问时,李光耀重申:“虽然政府鼓励优秀人才掌握双语,但是新加坡仍然必须以英文作为主要语文,这样的情况50 年后也不会改变。”34

由于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多宗教和多语文的国家,如何确保各族人民在公开和公平的基础上竞争是政府一以贯之的施政的大前提。不过,鉴于华文的经济价值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提升,向来务实的新加坡政府当然不会错失通过华文获取经贸利益的机遇。因此,在不改变英文的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将更加重视华文的教学效益是不难想像的。

九 语文政策限制了华文成长的空间

整个语文环境已经对华文的成长很不利了,当局若是采取某些被认为是不重视华文的措施,那情况就有如雪上加霜。比如,一直以来,华文科的分数是华族学生进入本地大学的必要条件,这是促使家长和学生认真对待母语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早在1977 年,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在国会发表“施政之道”演说时就说过:“要求学生的第二语文考试达到规定的程度才能进入大学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有了这种压力,他们就会争取这样的成绩”35。

可是教育部于2004 年2 月28 日宣布接受大学入学委员会的建议,本学年起申请进入大学的华族学生,华文仍需及格却不再算分。翌日英文《海峡时报》以“A sacred cow in education was slaughtered yesterday”(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昨天被撤销了)36 来形容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改变。该报反映对母语缺乏兴趣的学生对这新的入学准则感到雀跃:“Students weak in mother tongue cheer ruling”37 (母语弱的学生欢呼新的入学准则),报道说许多学生即刻表示将从此放弃华文。当局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让大学能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吸引和遴选最优秀的学生,可是文教界人士普遍担心,这将使华文的教学更加艰巨,也不利于华文的推广。

《联合早报》一名读者的提问足以代表许多华文教师和关心华文者的心声:“正当全球掀起学习华文华语热潮,连非华族社会和族群也将华文华语列为必修课之际,我国政府是不是开倒车,选择进一步舍弃我们双语的优势?……新的教育措施是否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使许多家长和学生更加轻视母语?”38

一名从澳洲回来的新加坡妇女在写给一份英文报纸的信里说,她对当局轻视华文在大学入学的重要性感到惊讶和失望,并问:“有了这个新的华文政策之后,孩子在欧洲国家长大和在新加坡长大又有什么分别?”39 根据中英文报纸上读者来函的反映,这个规定将进一步削弱学生认真学习华文的动机,也跟当局不断强调母语重要性的用心背道而驰,不利于华文地位和实用性的提升。

十 电脑输入削弱华文书写技能

电脑华文输入软件的发明是华文工作者的福音,它解决了华文书写的问题,也大大地提高了书写速度,是使华文迈向国际的有效工具。但是天天用电脑写作的结果,华文的书写技能却逐渐退步,久而久之,笔画生疏了,一些少用的汉字都忘了怎么写,许多华文媒体的从业员都有这样的经验。

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2001 年2 月12 日转载《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有些人还担心以电脑输入汉字,可能加速汉字的罗马化,以配合电脑键盘的设计。对华文基础原本就薄弱的年轻新加坡华人说来,要他们长期记得所学的华文字更是一大挑战。

有关华文地位和华文教学的几点建议

一 华文政策须贯彻始终

新加坡政府维护华语文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李光耀内阁资政表示:“我们认为,应该确保华文(在新加坡)长存不衰,这是非常重要的。”40 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杨荣文准将也强调:“新加坡华人切记他们也是炎黄子孙,是一个重新发挥影响力的古老文明的继承人。这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保存华文和中华文化,而且还要创意地加以发扬光大。”41

现在,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大国被认为是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第四引擎42,因此政府积极鼓励华人掌握华语文以便“乘搭中国经济增长快车”。

早在1993 年,李显龙副总理就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将加强华文华语的重要性。华文华语不只是古代丰富文化遗产的宝库,而且也是一种活的语言,每天都有超过10 亿人在使用。他们不但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繁荣,而且也同外界进行了越来越密切的交流。任何人要认识东亚或在东南亚地区经商,都会发现懂得华文是会有极大好处的。”43

1999 年1 月他在国会宣布华文教学新政策时强调:“政府已发出明确的信息-华文是重要的,华族文化传统是新加坡的一大根基。”44 2003 年11 月20 日,吴作栋总理在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后告诉新加坡记者:今后奖学金得主应该把到中国留学视为首选,而具有常任秘书(各政府部门的最高级公务员)潜能的公务员应当保送到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他说:“为鼓励奖学金得主到中国留学,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制度。如果你很聪明,而且有朝一日将成为常任秘书,那你就必须修读两套课程,一套在中国,一套在美国。”45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许多了解中国的新加坡人。政府最高层领导人和内阁部长不断公开强调新加坡华人掌握华文的重要性,那么政府理应以恰当的行政措施确保学生学好华文。

可是,2004 年2 月底教育部宣布进入大学无需再算华文科的分数的决定,被普遍认为是跟政府领导人的上述意愿互相抵触的做法。爱护华文者觉得这是全盘降低对学生学习华文的要求和期望,最终使大多数学生的华文只停留在基础的水平,不但无法传承中华文化,更无法进入优秀的中国大学深造。

政府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劝导新加坡年轻华人学好华文,以便跟母族文化接轨,并掌握中国崛起所提供的商机,另一方面却撤销行之有效的、能引起学生重视华文的升学规定,令各界感到困惑。当局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让其他各科成绩都优异的学生不会因为华文成绩欠佳而无缘进入大学,可是这些学生毕竟仅占少数。人们不能理解的是,当局何以为了照顾少数学生的个人利益而废除能使大多数学生务实看待母语的政策呢?

二 坚守双语教学政策

近来有些评论者主张废除双语教学制度,让华文的学习摆脱政策的“枷锁”,以免部分学生和家长老是觉得是被迫学华文而产生抗拒心理。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识时务的华人必然会主动学习华文,而且华文程度反而会提高。

这是理智的思维。假如新加坡华人都以理智的思维对待自己的母族语文,华文的学习就不至于成为争论不休的课题。我始终觉得双语制度是弱势语文生存的最佳保障,在英文巨浪的猛力冲击下,该制度为华文和其他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虽然处境困难,却无没顶之虞。这个制度也有其社会意义,首任总理李光耀1989 年强调双语政策的必要性时说:

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就必须准备付出巨大代价,使自己沦落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情感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就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相反,我们将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脱离我们亚洲人的背景。
双语制度确保大多数华人至少达到某种程度的华文水平。王赓武认为,“新加坡的双语政策算非常成功。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南亚维持华文程度,而且维持到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可以再进步,不过已经是不容易了”。47

其实,华文仍然能在新加坡维持生命力,正是多亏政府的积极干预与协助。以华语为例,当初要不是政府极力推动常年讲华语运动,今日新加坡华人的常用语言应该是英语和方言。因此,关心华文前途者都希望,教育部不要再度施行任何足以削弱学生学习华文动机的政策或规定,并且坚持双语教学的根本原则。如果连双语教学政策这头圣牛也给宰了,守护华文的最后防线也将随着崩溃。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吴作栋总理重申“双语政策和学习母语仍将是我们的教育政策的基石……我们的政策是鼓励每个新加坡人在学校里学习母语到力所能及的最高程度。”48 教育部代部长尚达曼2004 年3 月在国会表明反对让学习母语有困难的学生放弃母语课,并指出“双语政策仍然是学校教育的基石,所有学生都将继续接受10 年的母语教育,若是初级学院学生则是12 年。”49

三 发展双语并重的学校

新加坡采取英文加母语的双语教学政策的用意良好,也符合国情。但是,除了少数杰出者之外,大多是母语程度乏善可陈,对母族文化毫无认识;英文程度也只是达到一般的应用水平,对西方文化的精华一知半解。这种情况若不及时检讨并改善,下一代很可能会成为东不成西不就的文化文盲。早在1965 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就形容这样的华人“他们外表与情绪上虽是华人,文化与精神上却非华人,亦非英国人或马来人;他们不晓得自己是什么人。”50

此外,全盘接受英文教育的结果使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于西化。某个时期,就有许多受英文教育的家长责怪政府规定孩子必须学习华文而动辄声言要移居外国,缺乏对国家效忠和同舟共济的精神。

新加坡虽然坚持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学,可是政府老早已经觉察到英文至上的这个制度所产生的问题。1988 年12 月10 日,当时的总理李光耀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能回到60 年代,他极可能规定全体华族学生在小学以华文作为第一语文,英文作为第二语文。这将能确保他们有良好的传统价值观基础。他还说他也可能把中学延长一年,让学生有较多时间学好英文。

1990 年9 月中旬,当时的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接受香港《明报》访谈时也对改善小学教育提出一个构想,即研究可否使华族学生在小学阶段以华文作为第一语文,英文为第二英文。不过他后来重申,即使这个构想付诸实施,也不会牺牲学生的英文。

这样的构想现在是行不通了,但是我认为一个值得探讨的方法是:把目前的特选中小学发展为双语并重的学校,适当地增加以母语学习的科目,使学生有较多接触和应用母语的时间,打下较扎实的母语基础。这类似过去一些华校重视英文而成为双语并重的优秀学校。发展双语并重的学校也符合当局鼓励各学校建立独特的教学目标的原则,体育学校和即将开办的艺术学校都是顺着这个新的教育趋势而设立的例子。假设这个构想付诸实施,学校当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同校不同种族的学生分班上各自的母语课,以及教育部如何重新规划全国会考的出题和评分标准等问题。

政府既然要人民掌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鼓励人民乘搭中国经济快车,那么它应该适当修改教育政策,给华文的教学多些空间和比重,扩大华文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能见度。“在以英语为顶层语言的压力下,如果不考虑推行新的语言规划以保留华文,华文的命运就难以预测。”51 再说,政府既然不断强调华文的重要性,就应该有具体的跟进措施,以示言行一致。

鉴于华语文的重要性已经引起全球性注意,各国都掀起学习华语文热潮,那么以精明和务实享誉世界的新加坡政府能无动于衷吗?教育部正在进行的华文课程和教学法的全面检讨是因时制宜的重要决定,接着若能检讨目前的语文教学政策,使学生不但掌握较高的华文水平,也对中华文化有较深的认识,以便更能得心应手地把握中国崛起所提供的机会。

四 须有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奖励制度

新加坡政府崇尚精英制度,因此学生最关心的是争取优异的成绩,期望荣获总统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或其他奖学金进入欧美著名大学深造,毕业后能在政府部门或跨国企业谋个待遇优厚的高职,接着平步青云,享受人生;华文好不好都不影响他们的事业前景与生活方式。在华文成绩再好也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环境里,他们对华文缺乏兴趣是很自然的现象。民族大义、文化传统或中国商机等大道理都不能帮助他们获得眼前梦寐以求的A1 会考成绩。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鼓励华族学生从小重视华文,长大后到中国大学深造,就得让他们能看到具体的就业前景。比如在条件均等时,他们也有,或者说更有出任常任秘书或其他高官的机会。一旦家长和学生们知道兼通华文就可能获得这样的“回报”,他们自然会热衷于学习华文。

五 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应使用正确的华文

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都以英文作为工作语文,偶尔也以华文和其他语文翻译某些信息供不谙英文的公众参考。可是,人们不难发现有些华文译文令人不忍卒睹—不是词不达意,就是错别字连篇,引起舆论的批评。

比如1998 年5 月新加坡邮政公司发行一套以擅长唱歌的鸟儿为主题的邮票,到处张贴的推销海报上的英文是写“Songbirds“,而华文译文却是“歌声鸟鸟”!

(插图7)2001 年3 月由官方的星展银行、新加坡传媒公司、新加坡职工总会平价合作社等大机构联合主办的“冰上舞会”,邀请纳丹总统为贵宾。报纸上的英文广告写“Guest of Honour: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S R Nathan & Mrs Nathan”,华文居然

写 成:“荣幸邀得新加坡总统纳丹及夫人充当晚会贵宾”,译者显然不晓得“充当”是用词不当,对嘉宾不尊重;2003 年8 月新加坡旅游局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为它的第一个区域办事处开幕,新闻稿里译宣传标语“Singapore Roars”为“新加坡狂唤”!

现在为了向专程前来参加培训的中国人讲课,政府部门和政联机构也准备了华文的讲解内容,明显的华文错别字特别碍眼,比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最近在以图文向50 多名中国官员和公司总裁的讲解会上,把“联络网”写成“联落网”,“支援署”写成“支援暑”,“资金实力”写成“资金势力”,“缺乏了解”写成了“拙于了解”,等等,使新加坡华文水平低落的程度在中国人面前暴露无遗。(插图8)

像这样的错误在在反映了政府部门/官方机构里高层人物忽视使用正确华文的重要性。有鉴于此,笔者建议设立一个审核语文的中央组织,确保所有公开发表的语文,特别是英文之外的官方语文,写得通顺、正确。

六 提高华文的能见度

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大小决定于语言环境和语言使用范围。“语言是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的产生,真实的语境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单词意义的真正理解,结构的格式和词汇的最新方法,都见之于语言的实际运用中……离开了语境,很难真正掌握一种语文。”52

号称多语文的新加坡,绝大多数公共场所却只用英文,对使用多种语文相当的保守。官方的公式化理由是:若是添上华文,那么就得同时添加马来文和淡米尔
文,这将造成浪费和使公共场所不雅观。但是许多旅游回来的新加坡人反映,连在欧美等国家的某些公共场所都有多语种的指示牌和说明,何以多文化的新加坡却只偏爱英文?

最近卸任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去年在《联合早报》的访谈中曾提起,许多中国游客问他,“新加坡的中文路牌为何这么少?”53 对中国游客说来,新加坡是个既亲切又陌生的国家,他们到处所见都是华人,到处都能用华语交谈,可是文字却大都是英文,使他们似乎成了文盲。

《联合早报》的社论《由总理公署主导华文能见度》指出:“公共设施的建设往往需要动用大笔公款……可是当设施建成后,当局又凭什么剥夺不懂英文国人的权利,要他们忍受无法使用这些设施,或在使用上极不方便的不平等待遇?……有关当局是否想过,只设英文说明或指示牌,也同样是将不懂英文的人边缘化,使他们虽出得了门,却找不到路。”54 社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在于能与不能,而在于要与不要”。

要在英文至上的社会里营造有利于华文学习和应用的环境确实不容易,可是当局至少应该在公共设施提高华文的能见度。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到,要引起学生对华文感兴趣谈何容易,要受中文教育的游客感觉宾至如归也很难。

七 使华文学习生活化

许多对华文不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都以课文枯燥、教师保守和教学法一成不变作为理由。这是不公平的指责,不过趣味化的课文和灵活的教学法是第二语文教学的重要法宝。

1. 尝试各种教学法配合学生的学习能力

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学生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不同的,一些从小在家里讲英语的学生,在学习华文方面倍感吃力。若是以全国划一的水平要求所有的学生学习华文,达到一致的水平,那是不实际的作法。

因此,我赞成广州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郭熙“从我们面对的实际教学对象出发”的教学法。他主张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确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划分不同的教学层次,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大纲,编出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用书55。

上述《联合早报》的调查显示,大半学生反映学习华文没多大问题,可是超过四分之一(27%)的学生觉得有困难,若不是必修科,他们宁愿放弃华文。那么如何引导这些学生对学习华文的兴趣是教育界的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教育部特为这些学生设计了“华文B 课程”,其教学内容和一般的华文课程相似,只是课文较简单,文字也较少,较注重学生的听和读能力。有些人对这个课程不以为然,认为将进一步降低华文的水平。可是,如果不设法以较简易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习华文,他们将对华文和中华文化产生厌恶感,索性加以排斥。何况,最终不得不修读B 课程的学生为数不多,不至于普遍降低华文水平。

在中国,为了引导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教师还得借助外语。“对于(学习汉语的)初级班的(外国)学生,刚开始的时候,可以适当地使用外语,这具有‘引路’的作用;但学到一定阶段,老师应尽量少用外语或不用外语;否则……影响汉语水平的提高。”56

对越来越多家里讲英语的新加坡华族学生说来,学校里的华文就是他们的外语,有时不得不借用他们熟悉的英文词汇来解释华文的词汇,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法。因此,我也支持教育部适度地用双语引导这类华族学生学习华文的尝试。

2。课文趣味化

课文的内容往往决定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华文的教材应该尽量避免过分严肃、呆板和道德说教。内容可以包括雅俗共赏的歌曲、短剧、幽默小品、民间故事,等等。总之,课文越生动活泼越好。

“教学实践证明,教材的趣味性越强,越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趣味性浓厚的教材使学生在学习时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反而可以使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57

教育部在这方面的推动可谓不遗余力。它的政务部长曾士生建议学校、教育部和《联合早报》携手合作,制造多些机会,让学生通过“有趣味、有创意、有感情”的方式学习华文,以提升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58 今年一月他还风尘仆仆地率领教育考察团访问上海等地方的数所中学,亲自观察最新的华文教学方法,希望能给新加坡的华文教师参考和采用。

2004 年起,教育部更和《联合早报》联合颁发“全国华文教师杰出教案设计奖”,目的是鼓励华文教师们用最适合学生的程度,同时有趣味、有创意的教学法,把华文教得更好、更加生动有趣,从而全面提高华文教学水平。

华文教师应该再接再厉地尝试新的教学方案,如利用报纸上的新闻、漫画、电影电视情节、流行歌曲等生活化的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

八 对华文程度的实际要求

首任总理李光耀对学生的华文程度的要求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华文)程度必须是大部分、而不是小部分学生所能达到的。为了谋生,新加坡人必须掌握英文;华文方面,他们可以先打好一个基础,必要时,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词汇,加强应用能力。”59 他的这个立场至今不变。在上述《联合早报》2004 月2 日的报道中,李光耀强调要每一个学生都精通华文是不实际的期望。他说:“我们只能要求一般学生掌握基本的讲、听和阅读的能力,不必太强调写的能力。我们现在有了微软华文软件,靠汉语拼音就能把华文字打出来。”

1999 年1 月20 日李显龙副总理在国会宣布新的华文教学政策时重申:“我们必须把华文水准定在切合实际的水平,尤其是大多数学生修读的华文课程。这个水平不能单靠我们的喜好来决定;它必须根据我们的经验,以及学生所能达到和掌握的水平来决定。”60

周清海指出:“语文的水准和教学要求,得适应环境和学生的能力。我们的学生有不同的兴趣和能力,对他们的语文要求也就不应该相同……所以在处理双语教学时,我们充分注意学生的能力,尽量做到根据学生的能力,让他们修读适合他们能力的华文。”61

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环境是:华文只是学校里的一个单项科目,虽名为“母语”,实为第二语文和外语,无论是师资或教学条件都不如英文科目。在英文至上的学习环境里,要维持高水平的华文程度谈何容易。我们不时在报纸上读到读者抱怨华文程度日益低落,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也有人不禁要问:应当怎么样给新加坡学生的华文程度定位呢?若是以过去华校生的程度作为标准,那是很不实际的要求。再说,把华文程度定得过高,最终只会令家中讲英语的学生和学习进度较慢的学生和家长厌恶华文以致产生抗拒情绪。

因此,笔者认为在看待华文程度方面,我们不能以一刀切的标准衡量所有的学生,而是以一名资质中等的学生,在经过一番努力后所能达到的水平为标准。

九 民间开办中华文化学院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熏陶了国民的思维与行为表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见了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后若有所悟地说:“他嘴里说是,心里其实说不”。克林顿后来了解,那正是日本民族不愿意当面冒犯对方的礼貌表现。

由于中国和新加坡社会结构和教育的差异,新加坡华人跟中国人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已经不同了。年轻的新加坡华人深受西方次文化影响,对祖籍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顶多只是表面的听闻。到中国工作的一些年轻新加坡人觉得较难跟中国人深入沟通,正是这个原因。

因此,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李文献去年在访问中国时提醒新加坡人:“要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顺利工作,我们必须懂得中华文化。单凭我们是华人,并不等于我们生来就了解中国。我们得清楚这一点:我们是新加坡人,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中成长的。而这是中国,我们得下功夫去学习,才能了解中国。”62

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不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不可能掌握所学的语言”63。不懂得华文华语也能在中国做大生意,也是事实,不过,西方人不懂得华文和中华文化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作为华裔商人,能够掌握中国人感觉自在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与思维则是额外的便利,可以省去许多翻译的麻烦。何况,这正是我们跟西方商人竞争上的优势,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鉴于学校里的教学偏重英文科目,即使有一两节的中华文化课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的简介,因此我支持许多有识之士的呼吁,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本着兴办教育、维护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集合资源开办中华文化学院,弥补学校课程之不足,也鼓励社会人士进修,对这个古老文明多些认识。

十 电视和电台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应力求规范、正确

本地题材连续剧演员、电视和电台节目主持人日夜跟广大的男女老少观众和听众说话,他们的语言渗透千家万户,逐渐影响大众的语言习惯。如果他们讲的是规范和正确的语言,社会上就有良好的语言风气;相反,如果他们的语言能力差劲,其结果是形成语言受污染的环境。

目前有部分演员和节目主持人的华语差强人意,词汇贫乏,表达能力有限,而且在讲话中刻意地模仿港台生造词语和穿插英语或方言词,还自以为这是新潮作风。鉴于新加坡的电视和电台拥有广大的观众和听众,污染的华语所造成的破坏尤其严重和难以收拾。

因此,我赞成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对减低大众媒体语言污染的提议,即“内外合力:媒体自律和社会监督”,他认为应养成全民都来关注语言文字规范的社会风气,社会监督是促成新闻媒体净化语言文字的好方法,促使从业人员把语言文字的规范当成大事来看待,“还社会一个洁净的语言文字空间。”64

我希望新加坡媒体的管理层能认真对待演员和主持人的语言训练,并监督他们的语用实际情况,促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说正确华语的国度。使用正确华语并不会在沟通时丧失幽默感或亲切感,比如人们十分喜爱的相声就是个好例子。

结论:华语文仍将是新加坡不可或缺的语文

新加坡政府重视华语文的立场众所周知,总理和部长们在各种场合高调劝勉年轻华人掌握华文,以便抓紧中国崛起的机遇,为个人为新加坡争取经济利益。他们还宣布了一系列加强新中教育交流和奖励学生前往中国深造的具体办法,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可是有许多人却依然对华文前景感到忧心忡忡,有些人甚至指政府言行不一,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少用华文,使只谙华文的公众感觉不方便。政府机构假定所有新加坡人都已经通晓英文,可是华文媒体常常有读者反映无法理解或误解某些以英文传达的信息。

第二,华文只是学校里的单科语文课,学生把它当成不得不读的考试科目,考试过后如释重负,因此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提升他们的书写与阅读水平。

第三,政府认可一些被认为是进一步削弱华文的重要性的措施,尽管认可的理由充分。这跟鼓励年轻人努力学好华文的规劝背道而驰。

第四,有些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偶尔使用华文,不是句子不通,就是错别字屡见。这种现象反映了官方机构忽视使用正确华文的态度。

不过始终笔者认为,爱护华文者无需对华文的前景感到绝望,因为政府提防新加坡变成“伪西方社会”的政治考量和强制推行的双语教学制度,将确保华文得以在新加坡继续生存,并扮演一定的角色,而中国的崛起也将提升华文的国际地位和经济价值,改变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华文无用”的想法。

另一方面,新加坡华人有必要调整对待英文和华文定位的思维,接受英文已经不再是外语,而是大部分新加坡人工作、学习和交际的通用语文的事实;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其水平和使用范围难以跟英文并驾齐驱,华文课程也必须跳下传承文化传统和民族价值观的道德神龛,成为生活和经济语文,而华文的教学法则有必要配合学生的能力做适当的调整,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在新加坡,语文规划是政府建国方略中的一个务实政治决策65。鉴于中国的崛起将给新加坡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政府维护华语文的决心必将更加坚定。华文虽然无法成为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文,它将继续在社会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后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4 年庆祝成立10 周年,举行“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作者在会上宣读的论文。

附注

1、引自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杨荣文准将在Eurasian Heritage Dictionary 序文里的一段话。

2、吴作栋总理于2004 年3 月21 日在华侨中学(华中)庆祝85 周年和华中初级学院庆祝30 周年晚宴上致词时,强调新加坡人民植根于亚洲文明的重要性。

3、李光耀于2001 年3 月2 日跟新加坡马来人团体对话时提起这点。

4、叶圣陶(1963)《认真学习语文》,《文汇报》10 月5 日。

5、周有光(1992)《新语文的建设》,北京语文出版社,149-153。

6、刘王旬(1994)《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见《语言学习理论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与《应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67-69。

7、Zhu,Wanjin & Chen,Jianmin(1991)Som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Vol 2,No.1,91-101.

8、张伟(1991)《论双语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文集),《语言、社会、文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编,北京:语文出版社出版,269。

9、苏丽萍《语文滑坡后患无穷》,光明网,2003 年7 月9 日。

10、The Straits Times,Sep 29,2003

11、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Literacy and Language. Advance Data Release No. 3.

12、Survey 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prepared for Lianhe Zaobao,prepared by MPD,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Jan 2004.

13、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aff Digest,Oct 2002 Issue 136.

14、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周清海博士《多语环境里语言计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问题—兼谈香港可以借鉴些什么》,《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中国语文》2002 年第6 期,510。

15、周清海于2003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教学国际论坛上发表题为《回顾与前瞻:国际化环境下的华文教学》的演讲里指出这个现象,《联合早报星期刊》2003年11 月30 日报道。

16、李光耀在2003 年9 月6 日《联合早报》庆祝80 周年晚宴上致词,《联合早报》7 日报道。

17、《华人、华语、华文》,推广华语理事会20 周年特刊,李光耀接受《联合早报》高级记者李慧玲、吴新慧和胡文雁(2002)访谈里提到当年他为何促成两大报的合并,36。

18、19、新加坡报业控股发行部统计数据。

20、同注16。

21、同注16。

22、刚卸任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2004 年3 月1 日在新加坡民航学院为中新机场管理培训学院主持开课仪式时透露这些数据,《联合早报》2004 年3 月2 日报道。

23、同注2。

24、同注2。

25、尚达曼2004 年4 月下旬访问中国辽宁省考察当地教育途中向新加坡记者发表谈话。《联合早报》2004 年4 月26 日报道。

26、《联合早报》2004 年1 月11 日报道。

27、《联合早报》2004 年2 月22 日报道。

28、《联合早报》1997 年8 月25 日报道。

29、《联合早报》1999 年1 月21 日报道。

30、《联合早报》1998 年8 月13 日报道杨荣文在《潘受诗集》的推介仪式上致词中强调新加坡必须保留中华文化。

31、《联合早报》1997 年8 月19 日报道。

32、《联合早报》1997 年1 月1 日报道。

33、《联合早报》1997 年1 月3 日报道。

34、《联合早报》2004 年6 月24 日报道。

35、李光耀于1997 年2 月23 日在国会发表长篇“施政之道”演讲,《星洲日报》24 日报道。

36、The Straits Times,March 1,2004.

37、The Straits Times,March 6,2004.

38、《联合早报·交流》2004 年3 月4 日。

39、Today,March 17,2004.

40、同注16。

41、杨荣文于2004 年3 月25 日在新加坡商业奖颁奖礼的致词中呼吁各族新加坡人珍惜本族的语文和传统,《联合早报》26 日报道。

42、卫生部代部长许文远从政前是贸易与工业部常任秘书,他当时预料在10 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中国将成为推动新加坡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引擎。因此,他呼吁新加坡人应该思考要如何从中国的增长获得利益,商人应该考虑在中国的策略、雇员要考虑派驻中国、学生则要考虑华文的重要性,《联合早报》2001 年5 月19 日报道。

43、李显龙1993 年12 月2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开幕仪式的致词中提到这点。

44、《联合早报》1999 年1 月21 日报道。

45、《联合早报》2003 年11 月21 日报道。

46、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于1989 年12 月26 日至29 日在区域语言中心召开“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李光耀主持开幕礼,这是他在致词中的一段话。引自吴元华(1999)《务实的抉择: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45-1965》,新加坡:联邦出版社,250。

47、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于1996 年
7 月16 日在一个题为“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的公开讲演会上提起这点。《联合早报·星期周刊》1996 年8 月25 日报道。

48、同注2。

49、《联合早报》2004 年3 月18 日报道。

50、Wolfgang Franke(1965)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Malaysia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2,No. 2,Dec,190.

51、周清海在《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谈新港的双语优势》一文指出重新审视双语政策的必要,同时在课程中包含中华文化的成分,让学生不仅学习工具性的语文,也吸收些主要的文化养料。

52、上海外国语学院赵贤州(1992)《短期汉语教学设计思考》,《面向世界的汉语教学》,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华东地区写作组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26。

53、《联合早报》2003 年9 月28 日报道。

54、《联合早报》2003 年6 月28 日社论。

55、郭熙(1989)《现代汉语教学问题刍议》,《语言学通讯》3-4 期。

56、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的程乐乐《关于初级汉语读写教材生词编选的探讨》,见《汉语学报》第3 期,2001 年上卷。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188。

57、复旦大学徐玉明(1992)《关于“视听说”课》,《面向世界的汉语教学》,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华东地区写作组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68。

58、《联合早报》2003 年9 月8 日报道。

59、李光耀于1989 年12 月26 日为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致开幕词中针对人们认为华文程度过低的回答,《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1990),5。

60、《联合早报》1999 年1 月21 日报道。

61、周清海(2001)《华文教学的现实与理想》,Keynote Address,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21 Century,Conference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in Hong Kong-from Pre-U to Tertiary Education,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May 15-17.

62、李文献2003 年12 月5 日访问北京时对新加坡记者发表这番看法。他认为花心思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于新加坡要把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是必要的条件,《联合早报》6 日报道。

63、郭建中(2000)《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前言VI》

64、同注9。

65、吴元华(1999)《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 1954-1965》,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369。

---

分类题材: 教育_education , 文化艺术_culture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