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公共服务沦为牟利商品的困境

30/07/11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所有政党的一个共同政治目的应该都是要为人民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人民行动党在1984年向人民承诺,新加坡将会在1999年达到一个瑞士水平的生活程度。

根据不久前UBS银行的一份报告《价格和收入2009》,从多项指标来看,新加坡这个人均收人在亚洲区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其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和一些第三世界人口不相上下。研究报告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人民的收入偏低。

从工资指标来看,新加坡略优于莫斯科和南非,远低于东京,悉尼,香港,也略低于台北和首尔。从购买力的指标来着,新加坡和吉隆坡不相上下,比东欧的华沙和南美洲的波哥达略佳。

日本的生活成本虽然比新加坡高昂,但人民享有高购买力,而马来西亚人均虽不如新加坡,但人民亦享有高购买力。因为高购买力可以减少生活程度高的压力,所以不享有高购买力的新加坡人,为了应付日常生活开销就必须更勤奋和更长时间的工作。简言之,购买同一件生活日用品,新加坡人比日本人和马来西亚人要付出更大的劳动力。

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被忽略的现实情况;对一般新加坡人而言,他们的生活相当艰苦,生活素质也只比一些更落后的第三世界人口略佳。明显的,这说明了新加坡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新加坡的第一世界经济现象完全不成比例。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名教员企图否定UBS报告的正确性,因而引发和网民的争辩,不过在网民的强有力反驳后没了回应,争执似乎就不了了之。UBS报告是有所依据的分析,而且报告并没有成功的被反驳,所以其观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UBS是由收入和实际购买力来比较,从而得出一个新加坡人生活艰苦的结论。这一个真实状况是不容置疑的。民生情况如此糟糕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因为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和政府企业的牟利经济商品。

根据一些报告,新加坡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奴,需要以30年的期限去付清房屋贷款。新加坡的市区停车费是全东南亚最高,为耶加达的20倍。这反映了企业回收高租金是造成商品和服务价格昂贵的因素之一。同样的,教育和医疗等等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也和租金与交通开支一样,在恶性循环的情况下节节攀升。

这是公共服务在私营化和企业化之后的一个不良政策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公共服务成为经济商品后,在商业牟利的动机下,人民开始承担原本不应该承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那么,公共服务何以会成为牟利商品?

1972年的石油危机使到西方经济进一步恶化,出现了滞胀,这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不景气状况下的物价上涨。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1979年撒切尔夫出任英国首相,1981年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另外,为了应对和解决当时的经济困境,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开始取代原有的经济主流思想凯恩斯主义。

这一新经济思维框架下,在英国是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国有企业私营化概念,在美国是里根提出的小政府主义。新思维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鼓励市场经济以私营企业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在削减政府福利开支的同时,也削减对财富的征税。

新加坡政府也就是在这一种新经济大环境下,积极展开了所谓的公共服务私营化和企业化。不过,回顾历史,李光耀在这之前,已经从政治因素的考量下,先后改组了新加坡的一些原有经济行业,如1970年的公共交通业和1971年的新闻出版业。改组之后,新加坡再没有福利巴士工潮之类的反政府行为,报章也再不会有反对政府的新闻和舆论。

从史册上可以知道,1970年代的公共服务私营化是从巩固李光耀政权为出发点,而1980年代的公共服务私营化却是从执政党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利益为考量。

公共服务私营化和企业化对政府有利无害,一来,政府可以把责任承担转嫁给私营企业,也可以同时把公共服务失败的政治成本有效化解。公共服务问题成为经营者和客户之间的商业问题之后,政府可以置之不理。二来,在用者自负的原则下,政府可以轻松的免去原有的相关公共服务开支的负担。当然,政府更可以从经营者的利润中谋取税收利益。

然而,国营企业私营化并不表示政府放弃对私营国企的话语权。2004年的新航劳资纠纷事件,吴作栋认为是商业问题应该交由双方从相关法规去处理,不过,李光耀却是高调的亲自出马以政府干预的手法去解决这一场商业纠纷。一名劳方代表为此丢失了永久居留权,并且被新加坡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这说明了国企私营化不等同国企营运去政治化。换言之,在公共服务这一块经济领域里,政府可以在依旧保留话语权的的情况下做挑樱桃的选择,把不良的决策和责任承担交给经营者,另一方面却又可以毫无顾虑的,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好处。

利益分配是一个零和游戏,一方的所得越多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越大。公共服务的经济现实就是这一种情况,经营者和政府的种种利益所得都是来自人民的买单支付。当下的民生困苦就是因为公共服务经营者的唯利是图。

公共服务私营化并非提高营运效率的灵丹妙药,英国的铁路服务在1990年代私营化之后,其中的一些支线经营却在2008年因为财务亏损而把经营权交回给政府去处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共交通始终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加坡的交通业者在赚得盆满钵满的情况下,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提高票价,这种把公共服务视为可以牟利的商品是反常的思维。这一种困境的发生除了经营模式有问题之外,也是因为人民在这一个政策决定过程中没有话语权。

要让人民参与,并且提高社会群众的话语权,或许,公共服务应该把股权结构改为债权结构,由非政府机构出面代表身为权益方的人民参与相关政策的讨论和决定。以新社团主义的政治协商架构和手段,在对等的权力氛围下,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去解决社会民生的问题。

这不就是一个民主社会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为人民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公共服务是维系人民生活的基本衣食住行,教育与医疗必需。这是一个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一个执政党必须履行的人民承诺。明显的,一个有担当的政府是不会,更不允许公共服务沦为私营企业的牟利经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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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府制度_policy ,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