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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文學院教授兼商學院院長

30/11/87

作者: 王聿均 日期: 1987 来源: 中國歷史學會會訊 http://www2.tku.edu.tw/~tahx/30years/Chuopp.html

周培智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一),字寧捨,安徽合肥人,生於民國前十年,即清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陽曆二月八日)。

幼而穎悟,勤習五經及古詩文詞,奠定深厚之國學基礎。民國十四年,考入清華大學,國文科獲一百分滿分之優等成績,為前所未有者,極得王國維之賞識,嘗稱讚其文以敦厚見長,宜習史學,乃入歷史學系,未入國學研究院。在校四年,從梁啟超、陳寅恪諸大師遊,並從蕭一山習清史,乃能治古代史與近世史之義法於一爐,考據與解釋並重,於中國史前歷史,致力尤深。而對中外之歷史思想,咸有深切之體會,因於爬梳史料之外,亦旁及歷史哲學之鑽研。其同班同學張貴永(致遠)、朱延豐諸人,皆一時俊彥,互相砥礪切磋,故能相得益彰。

周先生於民國十八年自清華大學卒業後,即返桑梓服務。初為安徽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所延攬,前往安慶擔任教育廳編審之職,並參加安徽省公費留學考試,以優異成績名列前茅。繼任合肥教育局長,對地方教育,建樹良多。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偕夫人劉德嫻女士赴英留學,自倫敦往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入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系,一年後獲碩士學位。先生對西史發生廣泛之興趣者自此始,於英國名史學家崔弗菻(G. M. Trevelyan)、柯林吾(R. G. Collingwood)、邁爾(Myres J. N. L.)諸氏之學說,尤為心折。遂從事英國史與歐洲中古史之研究。嗣後先生改習經濟學,仍在愛丁堡大學攻讀,並獲得博士學位(哲學博士)。夫人亦在同校商科卒業。

周先生兼學歷史與經濟,識見日廣,視野日闊,史學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交互為用,理念與實證因得適度之調和。故其治史不僅重分析,而尤重會通,旨在明瞭史實之相互關係,以見彼此交光互影的統一性。先生對亞丹斯密(Adam Smith)英國正宗學派(Orthodox School)之經濟學,李斯特(F. List)國家主義學派之經濟學,與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新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 School)之經濟學,皆有極深的了解。

抗戰軍興,周先生以國難當前,理應以一己所學,報效國家,回饋社會,恪盡國民之職責,乃毅然偕夫人自英首途返國。民國二十七年舟抵香港,中央大學羅家倫校長電邀,歷經旅途之困難險阻,間關赴渝,是年十一月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授一年級中國通史及西洋通史課程。因卜居於柏溪分校,地近嘉陵江濱,依山面水,景色絕佳,誠戰時之世外桃源也。先生授課,往往別出心裁,尤重歷史橫切面之剖析與專題之闡述,於中國史中之北京猿人,西洋史中之羅馬帝國,講授尤詳。夫人則於民國二十九年入組織部工作,深獲部長朱家驊之器重。

民國三十年七月,周先生辭中大教職,旋應復旦大學代理校長吳南軒之聘,擔任復大文學院史地學系教授,往來柏溪與北碚夏壩之間,歷時一載。嗣後先生一度從政,冀直接有裨抗戰。三十二年十一月,任外交部專員兼科長職,僅數閱月,即以馬超俊(星樵)之推薦,任立法院編譯處簡派專員,以迄抗戰勝利。先生在編譯處頗多貢獻,甚得立法院長孫科之賞識。

抗戰勝利,復員回皖,安徽大學校長陶因聘其為安大文學院教授,自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至三十六年七月,為期一年。旋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於三十七年八月,北赴天津,就任南開歷史學系教授。翌年(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共軍佔領天津,惟南開仍弦歌不輟,維持至六月學期考試終了。先生素持民主自由思想,極不願留住共區,乃藉南開大學代為申請赴港接眷之便,乘機逃出,與夫人團聚。時國府播遷廣州,先生立即由港赴穗,向教育部報到。由教育部批准其為「遴選教授」暨「特約編纂」。復於三十八年七月,准先生以南開大學教授名義,至英國各大學講學,先生遂二度赴英。

民國四十二年來臺,任臺灣省立工學院(後改為成功大學)經濟學教授,係應院長秦大鈞之約。卜居臺南,歷時四載。四十六年一月,應新加坡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六使暨執行委員張天澤之聘,南赴星洲,擔任南大文學院教授兼商學院院長,暨該校行政委員會委員,分別在歷史學系及經濟學系授課,對南大初基之奠定,水準之提高,皆有所貢獻。民國五十三年,任淡江文理學院(後改制為淡江大學)教授,籌設歷史學系,對聘請講席,安排課程,無不悉心規畫。五十五年夏,淡江歷史學系正式成立,先生兼系主任,授中國通史、史學方法、西洋中古史等課程,聘請姚秀彥、逯耀東、傅樂成諸人為教授,分別授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課程,陣容相當堅強。淡江歷史學系之基礎,由是奠定。五十八年十二月,先生辭系主任職,專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迄六十五年退休為止。

周先生退休之後,卜居於臺北近郊花園新城,地在群山環抱之中,朝曦暮靄,風景佳絕,先生寄興自然,輒感怡然自得之樂。而每日仍手不釋卷,對中、外史學名著,寖淫既久,已達豁然貫通之境,如能劄記成書,當可媲美前賢。惜乎先生過於謹慎,不肯率而操觚,終未克完成新著。民國六十九年,先生罹肺癌重症,纏綿病褟者經年,由夫人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醫治,然以病勢日增,藥石罔效,至民國七十年六月八日,與世長辭,享壽八十歲。

先生賦性恬淡,不求聞達。教學之外,惟以讀書自娛。所涉獵史學、哲學、文學、政法及經濟之書,何止萬卷,惟先生從不自矜博學,故雖學富五車,而鮮為人知。益以平生惜墨如金,嘗引《顏氏家訓》「上車不落則著作,腹中何如則秘書」之語,以為好虛聲浮名者戒,故著作甚少。僅有民國四十四年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之《經濟學要義》一書,與民國六十二年史學出版社出版之《歷史學歷史思想與史學研究法述要》兩種。《經濟學要義》一書,約二十萬言,共計十六篇,舉凡經濟學研究之對象、現代經濟社會之特質、效用和邊際效用、代生產方式之特徵、供需定律、價格制度、土地勞力與資本、工業組織、貨幣價值、銀行功能、國際貿易,租稅與國民所得等問題,皆包羅在內。初看似為經濟學入門之書,然深入淺出,提要鉤玄,實為先生智慧之結晶。此書之特色有二:一為借助於史學方法,以史學義理來解釋經濟學。故每一問題,均須追溯其歷史發展之線索,俾明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先生嘗謂:「分析研究,以見其精。綜合研究,以觀其全。夫經濟學為一有機體的結構,重以時空間的不同,人類心理之隱顯各異,一種行為之結果,果復生因,因果循環,萬變不已。」此以史學之觀念,視經濟學為「體用兼備的科學」及「良知的哲學」。先生論稱:「經濟學原理原則,無不導源於哲學理論。前此之經濟學家,無不先從哲學入手。今日之經濟學者,無不先行研求哲理,以植研究之根基。誠以經濟學為科學與哲學之綜合體。」此種理論,受英國正宗學派經濟學之影響甚深,與重用輕體,但求急功之學說,迥異其趣。

《歷史學歷史思想與史學研究法述要》,係兩篇文章,合為一書,另附<國有長君>、<內聖小王>、<格物致知>、<玄之又玄>四篇短文,共約十餘萬字,為先生唯一之史學著作。此為一鳥瞰式之論述,言簡意賅,寄託獨深。採擷中外史家之議論,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言。曾約農讚其「貫通經史,博覽中西,且具偉識」。梁寒操稱其「能觀天下之變而得其會通」。蕭一山更以其文「不僅可以闡明歷史之功用,指導人生正當之歸宿,且能『發聾振聵』」。咸予以極高之評價。周先生立論悉以人文為本,他認為人類貴乎役物,而不為物所役。然而現代人僅能向外觀,而不能自省,故雖能登陸月球,而無以免去冷戰與熱戰,實為最大之悲劇。而促進人類之自省者,惟有歷史思想。歷史學係人文學之重鎮,縱通以觀世變,橫通以求史之本體。蓋自其變者言之,大化流行,不捨晝夜,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留,無一剎之續存。自其不變者而言之,則歷史本體,永恆存在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各物各事,彼此皆產生相互連帶之關係,不能分割。先生對史學的見解,可謂入木三分,在在發人深思。所以他的這本史論,並非史學方法的闡述,而是歷史哲學觀念的創造。

周先生辭世已五載,其遺著流傳不廣,深恐日久凐沒不彰,故特撮要略加介紹,以表對這位史學前輩的崇敬。

 

(* 周培智教授為首任系主任)

(本文轉載自《中國歷史學會會訊》,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十期。承王聿均老師慨然應允轉載,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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