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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03/07/11

作者/来源:王国璋 台湾大学政研所硕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mages/doc/mlxyhwjy/serial10/Pages%20from%2098-102.pdf

书名:《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作者:黄庭康 李宗义译
出版社:台北群学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页数:324頁

本书源出黄庭康博士1999年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研究所完成的论文,2002年已先由纽约的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为英文专著(Hegemonies Compared —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同年则再凭此书,摘下台湾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的殊荣,可见其份量。

《比较霸权》一书基本上采用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所谓“霸权”(hegemony)及“国家权力形构”(state formation)的概念,来比较战后二十年(即1945至1965年)星、港两地政府处理华文学校的策略。其理论架构并试图结合教育社会学者伯恩斯坦(Basil Berstein)的“教学机制”(pedagogic device)观点,以对葛兰西的国家霸权论述作出修正。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其它比较教育学方面的论著,作者除藉由历史个案作理论剖析外,也涉猎并引用了不少一手史料来论证其对个案的分析观点,诚属难得。所以若说《比较霸权》是一本兼顾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佳作,并不为过。

黄氏的基本论点,应可大致概括如下:二次大战前,星、港两地的华校都是依循中国的教育制度与内涵办学,两地的华校生,自然也就受着同样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熏陶,且不乏民族主义激情和反帝国主义思想。这种现象,对战前的两地殖民统治者而言,问题还不算大;惟二战落幕后,政治情势丕变,华校的独特性遂不仅有碍两地的政治隐定,更是国家权力形构的绊脚石,自然不见容于当道,而亟思改革或转化华校。不过新加坡和香港因为在国家权力形构方面有不同的需要,也面对着不同的结构制约(主要是指社会内外的族群因素),两地政府处理华校的手法,遂出现重大差异。

新加坡是在二次大战后,即迈向自治与独立的进程。黄氏认为,为配合建国需要,统治者需要打造一套以新加坡为本的身份认同,并融合这多元社会里的华人与其它族群。此外,新加坡既为一马来世界环伺下的小岛,执政者亦须极力避免被岛内的马来人和岛外的马来邻邦视为偏袒华人。新加坡殖民政府乃试图先以“去华化”(de-Sinicization)的策略处理华校,希望最终能以英校取而代之。但这策略激起当地主流华社的强烈反弹,认为政府是在阴谋消灭中华文化,该政策遂不了了之。而19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大部份新加坡住民获得选举权,统治菁英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仰赖于华人群众的支持(华人人口历来皆占新加坡总人口的七成五上下),政府于是改弦易辙,将华校纳入为国家教育体系一环,承认它们与其它源流学校的平等地位。不过黄氏认为,这种怀柔策略,固然有助于执政者巩固权力、分化本土华教运动并削弱马共的群众基础,但另一方面,还是无法解决国家权力形构的其它重大挑战:不同源流学校共存,即意味着社会区隔现象的延续,当然也无助于形塑一民间共享的新加坡中心意识。执政者于是又诉诸于两类手法,来试图解决问题。首先,当局试图强化英校的华语教学,以拉近华校与英校之间的语言、文化鸿沟;其次,它又企图透过针对华校的课程改革,来扭转华校历来以中国而非本土为中心的意识。惟黄氏的实证研究指出,基于种种原因,两者的成效最终都不彰显。

相较于我们熟悉得多的新加坡案例,我想黄氏对香港案例的讨论,应更能挑动本地读者的兴味。香港在二次大战后续为英殖民地,一直到1997年才终于回归中国主权。此外,香港基本上是个单族群社会(其战后的华裔人口,曾一度高达九成八),殖民者亦无需面对如新加坡般严峻的族群政治压力。话虽如此,战后中国政治的巨变,仍迫使港英政府不得不有所调整、回应。1949年大陆赤化,国民党政权则退守台湾一隅。而为了一方面防堵共产主义渗透,另方面压制台北当局在香港过激的反共活动,港英政府乃不得不设法引导港人的政治认同,以维系其殖民统治的稳定与正当性。黄氏指出,相较于新加坡,港英政府乃采取了去国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策略因应华校1。这意味着它既不吝于将中华文化吸纳入香港的公教体系,也未意图模糊华校的身份认同,其目的仅在透过诸如官方课程及会考等制约手段,将政治认同自文化认同中巧妙剔除,而使学子既不倾向共产中国,也能不惑于台北的民族主义召唤2。

而另一方面,为培育双语菁英以助香港发挥其沟通东、西方的功能,殖民政权也早就在香港英校教授中文3。 如此一来,港英政府遂在无意之中,拉近了华校与英校间的文化距离,而使其得以免除许多国家权力形构过程中的棘手难题。简言之,基于种种因素,黄氏显然认为,港英政府在战后二十年处理华校的策略上,是较新加坡政府来得成功的。这尤其具体而微的反映在高等教育上,“当香港政府透过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并将中大发展成亚洲有名的学府巩固统治权力时,新加坡的执政者却极力阻挠‘南洋大学’与‘义安学院’──一所由潮州方言团体成立的华文高等教育院校──的发展。”(页198)

作为读者,本书的最大遗憾,无疑是作者的研究范围仅及于1965年。但这当然说不上是作者的错,研究者难免都有其时间与精力上的局限。诚如黄氏所言,1965年,新加坡正惨遭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而香港也正身处风暴前夕4,两地同样面对着新的国家权力形构挑战。而既是新的历史阶段,那留待下回再作处理,想必较佳(页15)。只是两地的好戏,远未落幕:新加坡执政者自1980年代以降,虽已大致成功地“收拾”华校,往后却因华校殒落所衍生的诸般语言、文化问题而多所反思,如今已又逐渐往局部恢复华校(尤其是小学阶段)的方向回摆。香港特区政府则是自九七回归后,大力推动母语教育,却反而不断遭致民间反弹,乃不得不在晚近“微调”政策,藉授权各校弹性实施英语教学之举,来模糊中文中学与英文中学的分际。黄氏若能再接再厉,顺此历史脉络持续追踪、比较两地国家机关与学校体系的互动,当甚有意思。

其次,就理论框架而言,黄氏强调其贡献在于:一、把族群因素引入霸权理论。引用葛兰西理论的学者,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因过去多把焦点摆在阶级问题上,而相对忽略了族群因素的影响。本书则是透过新、港两案例的比较,明确揭示了族群因素如何影响国家权力运作。二、跳脱“西方中心化”的研究偏差。过往相关研究多关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成形之际(即十八至十九世纪)对教育体系的影响,而甚少碰触到其它非西方案例。本书则是透过检视廿世纪中期的两个亚洲案例,并藉由结合伯恩斯坦“教学机制”的理论洞见,点出了教育体系的相对自主性,论证它不仅仅是受政治影响的依变项(dependent variable)。某教育体系一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巩固,其内部根深柢固的规则、实践、既得利益和社会关系等,都足以影响国家权力形构的结果。所以说两者的关系,实为互动,而并非如一般所认知的由国家单向主导、形塑。然而我们若跳开比较教育学或教育社会学的范畴,改以政治学的角度切入(如本书副标题所言──华文学校政治),则这两点理论上的洞见,恐怕都说不上新颖有力。不少政治学者或族群研究学者早已指出,族群因素,绝对是战后不少亚洲与非洲独立新政体建国过程(nation-building)中的棘手难题。学者们运用的理论容或有异,但在政治研究者眼中,权力影响本就贵乎互动;而阶级以外的社群分化(族群、宗教、性别、地域…)亦为常态,彼此间如何利益交错互为颉颃,其实也不乏相关的学术讨论。

就作者对两案例的实证分析而言,愚见以为,黄氏显然对香港个案掌握得较为透澈,惟对于新加坡个案,则似乎仍缺了点切身体悟下的历史洞见5。 当然,所谓“历史洞见”,见仁见智,绝对是有商榷余地的。首先,我认为黄氏为了将新加坡个案纳入其理论框架内讨论,而往往将“国家”(或谓“国家机关”,the state)当成一超然于民间社会之外的独立个体,忽略了“国家”说到底仍是由一小撮执政菁英所主导的人为建制的现实。尤其自1950年代中期以降,这些执政菁英已非外来的英殖民者6, 他们脑中盘旋的意识形态,或说这批菁英作决策之际的所思所想,恐怕都与当时本土社会的思潮脉动紧密相关。黄氏在这方面,似乎就没强烈意识到当时在新加坡华社内部,英文教育背景与中文教育背景出身者在世界观与文化意识上的巨大差异。而另一方面,相较于“国家”,黄氏在个案讨论中,也往往倾向于将新加坡华社对华校政策的反应,视为一整体意见。然而当地华社的这类族群内部分歧向来分明,且英文教育背景者的势力毫不逊色,遑论还占据着国家政经方面的有利位置。李光耀政府的内阁要员,举例来说,就几乎全是后者。

此外,即便是中文教育背景出身者,华团领导人和市井小民对英文价值的认知与对自身语言、文化的坚持程度,往往也不尽相同。譬如中学阶段,是否仍该大力捍卫母语∕华语教育,两者间就可能存在认知差距。黄氏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所大量阅览的战后二十年间《星洲日报》、《南侨日报》与《新报》等一手史料,虽已涵盖了当地左派及立场较保守的中文报章,但却未必能因此窥得中文教育背景者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全貌。此因华团领导人、报人及左派活跃份子的文化观点,往往在舆论上“代表”了群众,然而群众的观点,一般来说却是相对务实。总而言之,我的观察是:新加坡执政者固然在针对华校的政策作为上,受到岛内外族群因素的掣肘(岛内马来人的强烈反弹、岛外马来世界的政治猜疑),惟华人社群内的歧异,其实同样重要,或甚至影响更巨。而这样的观察,或许才能部份解释了为什么1980年代后,华裔执政菁英终得以技巧地凭此“消灭”华校,并代之以一统的英校体制。

黄氏在谈到战后初期新加坡某咨询委员会对教育计划的讨论时,表达了困惑,而我认为那恰恰是本议题的关键之一。黄氏提到,委员会中多数委员当时仍怀抱着“英语还是本国最重要语言”的想法,认为纳税人有权将孩子送到英校就读,并且“相信英校能发挥族群整合的功能”。(页107)对此他在注释中写道:“笔者对于委员会一面倒向英文教育的立场感到困惑,因为该会由22名非官方成员(其中15名为华人)及9名官派成员组成。非官方成员中有三人代表中国国民党、一人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一人来自‘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有多名劳工界活跃份子与华籍商人......”(第五章注10,页249)以香港人的眼光来看,这种“一面倒”确实有些诡异,然而新、马一带华人对英文价值的过度迷信,以及对英语作为当地所谓“中性”(neutral)语言最适合维系为跨族群共通语的信仰,却是或明或暗人同此心,多年来一以贯之。所以若说本书对马来西亚当前华教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我会觉得首先我们该理解到,教育体系与国家权力形构之间固然可互为影响,不过马来西亚的华教体系虽多年来屹立不倒,今日情势,却已绝难和战后二十年间相比。当前许多结构面的因素,包括族群,皆已严重制约着华教体系对国家机关发挥影响。然而衡诸书中的两项案例,华教体系若还希望有朝一日,能以平等之姿为国家教育体制所吸纳,则建构自身强有力的论述,实为当务之急。只是这样的一套论述,不仅要能说服马来主流社会,吾人更须诚实地面对族群内部种种语言、文化上的歧异观点,而非一味由董教总或华团菁英出面当舆论代表,骨子里却是逐渐陷入有将无兵的窘境。

最后附带一提的是,本书中译版虽经作者本人亲自校订,少数新加坡方面的译词,却仍难免与当地约定俗成的用法有些出入。此外,人名方面也挑得出几项错误。

这类小瑕疵将来再版时若能避免,当更理想。譬如新柔∕柔佛长堤之译为“柔佛大桥”(Johore Causeway)、拉萨报告书之译为“雷沙报告书”(Razak Report,页66)、泛马来亚政党之译为“泛马来政党”(pan-Malayan party,页70)、最高专员之译为“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页141);又或rakyat误写为raykat(页51)、林有福误写为“林永福”(Lim Yew Hock,页62)、吴德耀误写为“吴耀德”(Wu Tehyao,页142)等皆是。至于中译版触及香港的部份,则基本上并无此问题。

1 在香港,华校指的是以粤语而非华语(普通话)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这类学校,在当地称作“中文学校”。

2 诚如黄氏所言,官方课程会试图抹去与中国相关主题的情感色彩,而把“中国”──一个国民党及共产党都希望年轻人热爱并效忠的祖国──转化成某个外在的、纯知识性的对象。(页182)关于这点,香港的知识分子近年来也多有反思。譬如梁文道,就曾在某篇悼念六四事件廿周年的文章里提到:“…我这一代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长在香港,经历过香港所谓的‘黄金时代’,看过‘阿灿’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经自豪于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视内地的落后贫穷。我们虽然也学中文和中国历史;但和其它国家把国文国史当成国民教育核心的教学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国族化的技术教育,不鼓励我们在国家文学和历史里面获取深厚的国民认同,只把它们当成纯粹的资讯与知识。我在两蒋治下的台湾度过童年,对中国怀有热情也许还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学,我的同代人,他们与香港意识一起茁壮,受的是非国族化的基础教育,他们怎么会爱国呢?他们的中国情怀是怎么来的呢?也许六四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我们守护记忆,直到最后一人〉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angwendao/archives/298555.aspx。此文原载于香港《明报》,2009年6月4日及5日。

3 香港的英校(Anglo-Chinese schools)既要求学生修读“中国语文”,大多也都设有“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科。又,香港的小学自二次大战后,已几乎全调整为母语(粤语)教学的华校,直到中学阶段,才有明显的“中中”与“英中”之别。而与新加坡社会相较,香港社会整体华人特质之浓烈,显然也非前者可比。所以换句话说,即便是同处殖民时代,早年香港英校生的文化内涵,仍与新加坡的典型英校生有别。

4 1966年,香港即因往来港岛与九龙之间的天星小轮加价一事,触发“九龙暴动”。紧接着翌年,又因为大陆文革风潮之影响,爆发了“六七暴动”。这两场骚乱都让港英政府措手不及、疲于应付,也开始警觉到它与香港本土华社之间,毕竟仍存在着严重的沟通问题。

5 黄庭康博士显然与香港渊源较深。值得一提的是,黄氏的大学本科与硕士教育,也都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系、所完成。

6 新加坡自1955年始,已正式开启了自治的进程。1955年4月普选过后,新加坡的民选议员,就已占了当地议会的大多数。英殖民官僚逐渐淡出,而由本土菁英主导的自治政府,则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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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