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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华校生的世界

26/06/11

作者/来源:李光耀回忆录 http://www.bookcool.com

第十四章 华校生的世界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个华校生一起到我家里来。一个个子小,留平头,门牙缺了一颗的小伙子担任他们的翻译兼发言人,他叫孙罗文;另一个叫史立华的男孩儿,英语也说得不错。此外是三个梳辫子的华族小姑娘。男孩儿穿短裤,女孩儿穿裙子,都是校服。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这些同学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学生解散时他们阻挠执法。案子审理后罪名成立,他们被判三个月徒刑。上诉案将在10月开审。

  事件发生在1954年5月13日。这一天,主要来自中正中学的500名华校中学生跟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游行支持一个代表团前往总督府递交请愿书,反对国民服役登记。警方阻止游行队伍前进,下令他们解散,他们不服从命令,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警察挥舞警棍进攻,打伤了一些学生的头部。在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伤,48名学生被捕,其中两名是女的。

  第一轮审讯在6月28日进行。40名学生的罪状是不服从警方要他们解散的命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处缓刑六个月。另外八名受审的罪名比较严重,指他们阻挠警方人员执行公务。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审理,因为法官前一天对待他们的同学和判他们罪名成立的做法,显得他有偏见。他们拒绝讲话替自己辩护,结果被判监三个月,那是这个罪名最重的刑罚。

  法庭当时关注的是,他们蔑视法律。但潜在的课题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低级人员,在官方领域里,受华文教育者没有地位,扮演不了什么角色。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但是,对移民社群,政府则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他们经费自给,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教师是从中国请来的,以原来在广东或福建省采用的教学方式教本地学生华文。文化上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华校毕业生可以转到英校继续读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阶梯;否则就到使用华族语言的机构找事做。这些机构是华人商店、餐馆、商行和几家由华人开设的银行。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共产党人自从1923年共产国际最先从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隐藏起来。战争结束之后,马来亚共产党反抗日本人的记录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开始在教室里建立细胞组织。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新马两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新加坡的共产党人表面上停止了活动,事实上却在招募成员,扩展势力。1952年英国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提出国民服役法案,规定所有18岁到55岁的男性必须应召参加武装部队、警察部队或民防部队。1954年4月,政府开始进行登记。它只需要80O人加人新加坡军队,1200人加人民防部队,准备以抽签方式招募。但在学校里,登记工作进行得很慢。5月12日登记截止当天,华侨中学的学生向代理辅政司递交请愿书,要求集体兔役。代理总督古德为此发表文告说,豁免只能个别考虑。这导致5O0名学生游行。总督拒绝接见他们的领袖,要他们全部先行登记。

  当时我不了解问题的背景,虽然知道在这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有股暗流在酝酿沸腾。学生们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他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强得不得了,能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表示蔑视,使政府难以孤立他们的领袖,把他们抓来惩罚。学生被捕后,他们开始渲染夸大其他问题,以便能发动学生跟警察冲突,制造烈士,同时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只有经过多年之后,我才了解他们的动机和方法。许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马来亚大学学生会,当时也同样消息不灵和看法天真。马大学生会因此在5月18日公开对华校生的游行表示支持,要求对这次暴动事件进行调查,因为警方不适当地动用了武力。他们想法简单,跟我一样。

  共产党人立即以“五一三“来纪念5月13日的冲突,学生在学校集中抗议,组织了一个55人的免役代表团,分成几组,收集受伤学生的情报,给他们提供医疗照顾,从而激起公众的同情。.

  他们到处争取其他学生、家长、店主和华族地方领袖的支持,事实上是争取整个说华语或方言的华族社会的支持,所采用的方式,是一发现警方找麻烦,他们便集中在学校或工厂,闭门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吸引人们的注意,争取同情,蔑视当局,刺激政府“迫害“他们。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他们在中正中学集中,只有在中华总商会一个12人代表团要求他们解散时,才在隔天离开。他们变得重要起来了,华族社会的长者前来恳求他们,答应为他们出头向当局说情。政府面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就向中华总商会施加压力。总商会于是把年中假期提前两星期。商会代表首先得为学生向殖民地政府转达他们所提的六点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豁免国民服役,无条件释放48名被控候审的学生,公开调查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让步。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学生再度集中在中正中学,拒绝离开,直到获得免役。三天后他们才解散,那是由于警方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一些家长前去责骂子弟,强迫他们离开。

  蔑视政府的行动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中正学生要求学校复课,华中学生扬言要进行绝食。6月2日,来自各中学的1000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在强制放假期间拒绝离校。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他们在教室和露天场所上课,由高级班同学教低级班同学数学、英文、华文和地理,家长送食物绘他们。除此以外,这看来就像个学生自行组织的复习功课的夏令营活动。

  学生也向总督递交更多请愿书,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学校复课时,当局采取了新的纪律行动,包括审查教师,禁止学生利用校舍进行未经校长批准的课外活动。这些命令在报上读起来很像样,在学校里却执行不了,因为董事会和校长害怕教师和学生当中有组织的地下活动。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如果学校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被利用来进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学监就必须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所学校不应被封闭。这不是个经过慎重策划的行动,宣布的时机也不对,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之前,华校董事会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个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机会。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

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我感到兴奋,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尝试从中物色人选,来参加我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精蓄锐。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置可否。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跟华校生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传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准备跟我一起组织政党,目的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暴露殖民地政权的腐朽,暴露准备实施的林德宪制的缺陷,打垮上台的政党。

  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认为,方水双加入的话,新政党将有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马来蓝领和白领工人,现在又有华族会馆、同业公会和蓝领工人。

10月,我们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L1月我们誓言争取“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民选立法议员们对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么和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其他政党也不得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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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