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与时代的浪潮同浮沉

19/06/11

作者/来源:圆切线(15/0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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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韩山元访问录:与时代的浪潮同浮沉
圆切线第六期 二零零三年四月 TANGENT Number 6· April 2003

与时代的浪潮同浮沉
韩山元访问录
吴新慧/整理
日期:2002年 9月 22日
地点:报业中心餐厅
访问者:李慧玲,吴新慧,柯思仁,周伟立,刘燕燕,丁邵诗

韩山元1942年生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半岛柔佛州.现为新加坡公民.1949年,他随母回海南岛,在乡下念小学,1951年返新加坡.1955年毕业于公教中学附小,1962年毕业于中正中学高中部.韩山元曾任《知识报》、《民报》编辑兼记者.1983年起任《联合晚报》编辑兼记者,后任副刊部代主任.1996年年中调到《联合早报》任执行级记者兼编辑.他也活跃于华社,1985年起担任新加坡海南会馆理事,现为该会馆文教部主任.

韩山元:我和宝昆这一代人基本上可以这么概括:诞生在 1940年代,成长在1950年代,战斗在1960年代,迷茫在19对年代,反思在1980年代,重新上路在 1990年代。

为什么说诞生在1940年代?我们差不多是在1939至40年代出生,我是1942年在马来亚的柔佛州出生。我父母亲是割胶的,为了逃避日本人,从中国南来。1939年,海南岛沦陷,我父亲就逃来南洋,在马来亚落户,从事割胶行业。我是在胶林里出生的。我母亲临盆的时候还在割胶。后来日本入侵,日治时期我们很穷,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我的姐姐生病,饥饿又没药吃,结果只有眼睁睁看她病死.所以,我原本不是家里最大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举家搬来新加坡,我八岁进公教中学附小。1949年初,我读完一年级后,就跟母亲回中国去,父亲则留在南洋。因为祖先在中国留下的一栋房子要塌了,我们得回去修。1950年10月左右,海南岛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当时海南岛并没有跟着解放。所以我在海南岛念书的时候,赶上解放军开进来,还看了国共之间的一场小战争。记得那天念书念到一半,老师赶我们回家。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老师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员。白天教书,晚上打游击。他还教我们一些军事知识。他教我们跑的时候要分放跑,千万不要一整堆人跑,不然一个炮弹就会打死全部人。如果看到弹坑,躲进里面最安全,因为很难有两个炮弹会打在同个弹坑上。

我从小就学会中国共产党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哼一小段],也学过《东方红》。所以,我个人最先受共产党思想洗礼的时期是在中国。当时,中国的解放军纪律非常好,跟老百姓是“鱼水情”。我们老百姓对解放军的印象非常好,对共产党开始的印象其实是很好的。我们的老师也是非常好的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1950年,我们需要上劳动课,每个星期六要去砍树,不能脱离劳动人民的本色。每个人要分一块小田地种菜,老师会来打分。如果菜长得好,得分就高,否则会被批评。所以,我们撒尿的时候不会随便撤,就撒在罐子里面去浇我们的菜。老师评估打分后,我们就把菜拔回家给妈妈炒来吃。星期六是砍树日。有一回,我的同学不小心砍到我的手指,结果断了两根手指。捡回来时已接不回来,因为太迟了。所以在海南岛解放以后,我留下一大滩血在岛上。他们留血在战场上,我留血在校园里。那时,村里的生活和医药条件非常差,我因为失血过多,身体非常虚弱。

后来一位亲戚要到南洋来,我父亲就要他带我到南洋养伤。我也因此再回去公教念书。当时,我是班上年纪最大的,而英文早已忘得一干二净,A到Z都不会。所以英文成绩一直非常差。到小学毕业时,校方说我华文成绩很好,但是英文不及格,太差了,不能升上中学部,就写了一封介绍信建议我转校。我就凭着这封介绍信转到中正中学。中正当时由庄竹林办“万人中学”,有教无类,就是什么人都收。他的目的就是不要有人失学,所以即使学生成绩差,他也照收。这些差的学生利用一个多月的学校假期,天天给他们补课.恶补后参加考试,考试及格再正式进中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念中正,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那时还赶上“三三制”的最后一年。以前的制度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当我毕业后,这个制度就改了。

195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非常动乱,只有玛利亚事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事件发生时,我在中国.1951年,我还在中国。

但是1954年5月13日,学生反对当兵;1955年5月福利巴土工潮,我也去慰问工人,当时我还在念小六。根据我当时目击的经过,警察对那些参与罢工的工友是相当粗暴的。今天新加坡有人指当时支持罢工的工人和学生拿起地上的石头要攻击警察。作为当时的目击者,我必须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当时爆发的福利工潮,工友在工厂的门口纠察、阻挡,不要让反对罢工的上班者把巴土开出来。参加罢工的工友就挡在福利巴土车厂的门口。警察来要他们放开,他们不肯,警察就用高压水龙头猛喷那些罢工工人。那水的力度是非常猛的,连地上的石头和玻璃都舍被射飞起来,打到那些工人。有些工人的身体和头部因此被割伤流血.所以每当高压水一停下来,那些群众基于同情,就赶紧把地上的石头和玻璃捡起来。他们不是要攻击警察,你只要看那照片里人群的动作就知道。那个表情和动作并非是要拿石头来攻击警察。那高压水是可以把人给射到沟渠里面去的.后来围观的群众很愤怒,就有人用福建活喊“hood”,也就是“打”的意思,结果就真的打起警察来。那时候才真的攻击警察,就暴动了.后来警察向空中鸣枪,并召来了镇暴警察放催泪弹,以武力驱散群众,演变成警民冲突.那是 1955年 5月 12日。政府就宣布亚历山大一带戒严,那是局部戒严。当时新加坡的左派势力很强,他们号召所有的巴士工友,全新加坡的交通工友进行总罢工抗议,学生也跑去慰问。结果,中正和华中被令无限期停课,因为这些学生参与工人行动,制造不安。作为一种惩罚,中正和华中两校都被令停课.停课后,学生就跑去占领学校,这种斗争法我们叫“集中”。这种集中法在 1954年 “五一三”以后有过一次,叫作“6月2号集中”。那一次的集中,政府最后低头。1955年的5月12目的集中规模更大,因为涉及的不只是中正和华中,还包括很多其他华校,比如中华女中、南洋女中和南侨女中,都是走在最前头的。公教跟圣尼各拉则站一边,几乎没有人参加,最乖的啦。这两所学校是有个别学生参加,但不像许多华校.包括育英和南华在内,是跑在最前头的。1955年的集中很快就结束,因为福利工潮在各方的压力底下就解决了。解决后,1956年有一次更大的冲突。1956年是新加坡左派活动跟殖民地政府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李光耀先生是学生的一个代表律师,也是我们学生的偶像之一。他跟左派的关系很密切.在我们的印象里,他跟林清样好像是双子星座,左派运动的双子星座。有什么大的集会.林清样因为当时是工会领袖不方便现身,而李光耀先生作为我们的代表律师.多次集会他都会到。他那时是用很粗糙的华语致词。

李慧玲:那时你是学生代表吗?

韩山元:不是,我还在念初中一年级。当学生代表是高中的事。1956年,人民行动党已经成立两年。它是在1954年11月成立。1955年就参加林德宪制底下的大选。李光耀、林清祥和吴秋泉中选。当时有个叫阿末·依布拉欣的人。他以独立人士身分竞选,中选后就加入行动党,使行动党有四个立法议员。蒂凡那当时则在花拉公园区竞选中落选。

行动党因为当时拥有四个立法议员,是反对党中最多议员的,根据英国议会的制度,李光耀先生就成了反对党领袖。1956年,也就是林有福上台时,就跟英国人配合,把很多工会封闭,并捉了许多工会领袖,因为他们在9月的时候不断地发动罢工。同时,他们也解散当时的一个左派学生团体,叫中学联[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中学联被解放后,有很多左派分子被捉,包括孙罗文、林清祥和方水双,统统被逮捕。当时左派工会被封闭,结果社会动乱,引起暴动,在1956年10月26日,叫着“十·二六”事件。这个日期也蛮怪的。它很好记,也是巧合吧。1954年的“五·一三”跟1956年的“十·二六”,刚好5乘2是10,13乘2是26。

10月26日暴动,那时全岛戒严,是最严重的戒严。因为学生在华中、中正大集中20多天,最后在 10月26日那一天,警方出动镇暴警察去华中和中正,发催泪弹、用警棍打,用暴力把学生驱散。我当时在中正。那天早上的情况我永远难忘。那天我们全部在大草场集会,警察已经在学校外面包围我们。我们看到镇暴队操进来,他们用华语和英语叫我们解散。不解放的话,一切后果由我们自己负责。学生领袖在那边喊“我们不要解散”,催泪弹就打进来。我印象中的催泪弹就像我们现在的易拉罐可乐,一罐罐打过来。打在头上是很痛的。催泪弹射出之后就有烟冒出来,那烟是很令人难受的。不过,我们那时候有个防御方法。把毛巾浸湿,然后用它来掩住鼻子,就不舍那么辛苦。不过,当时的烟太浓了,不知道发射了多少颗催泪弹,整个中正的草场都烟雾弥漫。有些同学受不了就跳进中正湖里。我也跟着跳进去,感觉就好一点。结果整个湖都是学生。武装警察就赶我们出来,要我们排队一个个走,从后门离开学校。

李慧玲:那时你为什么要参加集中?

韩山元:那时我在思想上已经受到很深影响,认为英国殖民地政府是非常可恶的政府,我们应该推翻它,争取新马独立。当时的口号就是“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新马统一独立”。那时,我们的观念是新马一家的.我们争取的是马来亚统一,不叫新加坡/马来西亚。当时也没有马来西亚。

柯思仁:你们当时的这个想法和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韩山元:我想主要是受中国影响。1956年,以我的学校中正为例子,我们在学校里面参加中学联的活动,每个星期天回去学校集合,唱歌、跳舞,还有下午学习。学习的是中国的历史,学辩证法.我还记得从量变到质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等,唯物主义辩证法,还有学国际时事。学国际时事不免要宣扬新中国的成就。那时候,新中国的一些电影已经来了,人们对它是狂热得不得了。1955年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越剧舞台纪录片。那时的一段中国热,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的纪录片,由范瑞娟、袁雪芬主演,在新加坡放映了90多天,三个多月。人们看三、五次是常有的事。后来还有黄梅戏《天仙配》,也是热得不得了。好几部来自中国,政治色彩不太强的电影,在这里都很受欢迎,是一段中国热。凡是中国的消息大家都很珍惜。学校里面学生学习的是中国的建设成就,当然都是正面的,所以我们非常向往中国。

1956年的中国确实很不错,社会风气等方面都不错。再加上当时海外华人的政治归属还没完全改变,他们大多数的内心还是以中国为祖国。当时,我们学校内部就有个很有趣的辩论。一个是中学生可不可以谈恋爱;另外一个辩论是我们是否应该以马来亚为我们的祖国。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应该以中国为祖国,另一派则认为应该以马来亚为祖国。结果是以马来亚为祖国的占上风。换句话说,在1956年时,中学生即有了效忠马来亚,推崇本主化意识的辩论,而不是像后来的理解,以为是到了1959年才开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可证明这一点。

柯忠仁:有什么事件或有怎样的接触,使到人们在 1956年开始就有对马来亚的认同?

韩山元:那时主要是因为有个政治理念。我们既然要争取新马统一独立,我们就不能以外国人的身分来争取。如果你还是以中国为效忠对象,你是个外国人。你是外国人的话,就没有权利涉及本地的政治。所以我们要摆脱中国侨民的身分,完全以新马主人的身分来参与争取独立的运动。那时我们的大哥大姐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我必须强调,当时的学生领袖,水平是很高的:讲话头头是道,分析条条有理。而这样的理由是很强的,那些主张效忠中国的,最后都改变了。还有一点是,我们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很辉煌、很有成就。但那是别人在中国流血、牺牲、奋斗建立起来的,我们如果回中国去——那时是有一股回中国的潮流——我们是去享受别人胜利的果实,为什么我们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荒、种植和收成呢?这也是个很好的理由。我们是可以以中国为榜样,但是我们不需要到中国去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嘛,就在新马建立我们自己理想的家园。

李慧玲:而你们的理想家园跟中国是一样的?

韩山元:是的,坦白说是一样的。讲得干脆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新加坡。我觉得这是历史问题,是和非是很难将它简单化来理解的.当然如果马共真的成功,对马来亚/新加坡未必是好的,可能变成第二个柬埔寨。但是历史的是和非,有时是很难用“这是害虫、那是益虫”来分明的。它有很大的复杂性.我觉得当时的年轻人有这种情绪和想法,有它的合理性.即使到今天我还坚持这一点.也许他们的方向是错的,因为新马没有条件建立像中国那样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有个很大的关过不了,至少马来人这一关过不了。这是现在我看马共一些领袖的回忆录,像余柱业(已故),我发现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就是马来亚跟新加坡没有办法按照中国的模式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共产党可以领导,但是即使由它领导,也没有办法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那套国家理论,因为马来人这一关过不了。你没办法想象大多数马来人有一天会放弃回教,改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放弃他们的阿拉.这恐怕是不可能的。而在马来亚马来人占大多数,如果你硬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会使马来亚陷入一场华巫冲突的血泊中。

李慧玲:像1950年代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马来社群有怎样的反应?

韩山元:我的印象是马来社群非常冷淡,他们并没有给我们多少支持和关怀。1950年代的马来社群跟华人社群好像有隔离。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不关心也不管,基本上是分开的。只有在工人这一群,马来工友跟华人工友是团结的。当时有个电车公司,由英国人经营,员工包括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他们的活动是不分种族的。不过,整个新加坡社会的左派运动,是以华人为主导,包括马来亚的左派基本上也是以华人为主导的.

刘燕燕:当时的马来人也有反殖民意识吗?

韩山元:有的,比如李光耀的回忆录当中一再提到的Ismail[依斯迈],他的反殖民意识是很厉害的。他后来做了《新海峡时报》的总编辑。他叫沙未依斯迈.他是马来人里面极少数的亲共分子.像赛佐哈里虽然是左派,但是他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

周伟立:那他为什么会被关了几年?

韩山元:问题就在这里。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他不向英国殖民主义者妥协。我相信他不是马共分子,但是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说,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跟他们一起战斗,是同一阵线,但是他本身不参加共产党。我有看过他的回忆录。他的信念在回忆录里讲得很清楚。他非常尊敬林清祥,非常尊敬这些左派的人。但是他还保留自己回教徒的身分。这一点很重要。他说我是一个有神论者,我不可能跟你们一样主张无神论。即使在参加左派活动后,作为一个回教徒,他还是每天祈祷五次。参加共产党是不能这样的。

李慧玲:马共是不是经过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跟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斗争之后,势力已经比较弱了?

韩山元:就我所知,马共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1948年实行紧急法令的时候,马共就退进森林。最初几年,他们打得非常猛,几乎有席卷马来亚的趋势;到了1951年,他们的武装斗争可说是到了一个颠峰。1951年时,马共在福隆港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伏击战,他们把英国派到马来亚最高的军政长官葛记打死,震撼了英国上下。英国人的土气因此低落,因为马共打死的是英国在马来亚的第一号人物。英国人因此觉得在马来亚没有希望。那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了一句话:“马来亚是游击队的天堂,英军的地狱。”后来,英国人调整了他们的战 略,认为这场跟共产党的斗争,与其说是军事斗争,倒不如说是政治斗争。他们就开始从政治方面扭转他们的劣势,结果成功。军事和政治并进,但是以政治手段为主导,以军事手段辅助,包括放多一些民主权利,再来就是有意无意的扶持一些能跟英国沟通的人上来。在这种情况下,马来亚的政治就出现一些可以跟英国沟通的人,让这些人发展,不要压制他们,让他们抵消左派的影响。事实证明,英国人行的这一套成功。

李慧玲:那时,马共怎样组织学生?

韩山元:都是靠地下活动。他们有个非常强的地下组织网,这在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他们的组织非常严密。他们有公开和秘密两个阵线,互相配合。他们能成功也不仅仅是因为组织能力强,而是因为大多数新马的老百姓都希望早日结束殖民统治。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英国的殖民统治对他们没什么坏处,还活得很自在。但是对广大老百姓来说,英国殖民地统治是很难受的,因为被剥削、被压迫.所以我会认为当时年轻人对社会、对现实不满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社会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阶级剥削等等的问题.工资很低,劳动没有保障,也没有超时津贴,一天工作12个小时是很平常的。做工时意外受伤而死也没有赔偿,或赔偿极少。所以作为劳苦大众,真的是非常苦闷压抑,身上的镣铐太多,很想改变现实。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们一起来打破身上的镣铐,减轻我们的压迫,你一定会跟这个人走。

那时的殖民地政府欺负老百姓也是很厉害的,贪污很严重。现在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在英国殖民地政府时期的新加坡社会,贪污情况是很严重的。我有个亲身经历。我父亲要申请护照回中国。我父亲当时买了两只鸡和洋酒,送给移民厅的一个小书记。这个小书记很威风的。我们去他家,他睬都不睬,虽然也是海南人。东西送给他后,我们连坐都没坐就走了,这还是因为大家有交情,否则可能还要我们交现金。

还有一次,我父亲去移民厅。因为不会英文,要花钱请人家帮忙填表格。填了之后拿给一名书记,他看了之后,不知道说了什么,只见他当场把我父亲的表格撕了揉成一团,往我父亲脸上丢,要我父亲填张新的表格。我父亲当时愣在那边,不敢出声,低头再花钱请人家填一张新的表格.这个印象太深了。你说,一个人生活在那个时代,你能不反抗吗?受到这样的压迫,能够没有气吗?所以,当时大家要结束殖民统治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而谁来带我们呢?左派说我们带你们结束殖民统治,那么我们不跟左派跟谁走?难道跟右派?右派当时主张应该保留殖民统治,我们才不要跟他们。所以我觉得,当时人们有左倾思想和有反殖的情绪,有他的合理性。

李慧玲:刚才讲到1956年之后的事……

韩山元:1956年10月26日之后戒严很多天,后来慢慢解除戒严。左派的力量并没有被打垮,左派当时的组织很强,他们有所谓的第一线、第二线,就是好像楼梯一样的梯队领导方式。第一线被捕之后,第二队补上去。《李光耀回忆录》里头说,林清样被捕了之后,第二线是他的弟弟林清如接上去。其实林清如之后还有第三线、第四线,你永远消灭不了他们。第二线的领袖接了之后,继续坚持他们的活动。当然,条件也更加艰难。问题在于第一线的领袖素质非常突出,第二线的领袖水平跟他有些差距,经验没那么丰富,威信也没那么高。所以第二线的指挥一般来说会差一点,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达到第一线的水平。所以1956年以后,运动还继续发展,但是已经没有像当初 1950年代中期那么成熟。

我必须再补充一下,1950与1960年代的行动党,它的上层是华校、英校生混合,但是它的基层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是华校生。据我所知,行动党支部只有两三个是以英语为主的,包括经接区和加东区有一个支部是以英语为主,其他的都是讲华语,跟今天的行动党完全是两回事。

1957年之后左派夺权不成, 1958.1959年行动党准备迎接大选。1959年的大选有个很明显的形势。当时人民群众普遍对林有福政府与英国殖民统治者不满,对行动党却是很支持的。行动党当时还是个左倾的政党,所以肯定是会上台的。因为这样,在1959年5月31日的大选,行动党取得了胜利。51个选区中,他们取得了好个议席。

李慧玲:那时你们在学校里做什么?

韩山元:1959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帮行动党拉票的。不过我们不能穿梭服,因为学生是不能参与政党活动的。所以,我们就穿着便服为行动党拉票,号召大家投票给行动党。

李慧玲:但是在那个时候,整个1950年代这么纷纷扰扰,你们在学校里有上课的吗?

韩山元:那个时候读书比现在轻松多了。因为我们没有太多会考的压力。我们那一代的学生,好多人搞活动搞得很积极,但是功课也蛮好的,没两下子考试就过关了。那时候也因为文科比较重,只要掌握一些窍门就很容易过关。我们参加会考的时候,成绩都相当好,以致当时的中正校长黄芳奎在会考成绩公布之后,跟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成绩都蛮不错,从你们的会考成绩看来,你们反对会考是很有道理。因为像我们这些一天到晚不好好读书的人,会考成绩可以这么
好,可见会考的确不公平。

还有一点,那时的学生领袖都强调尊师重道,而且认为我们功课上表现好,跟老师的矛盾才不会那么尖锐。当时左派的原则是要团结老师,绝对是要团结老师,而不是打倒老师。所以我们一定要功课好,老师才会放心让我们搞活动。另一方面,功课好的话,在同学中的威信也高。有些当领导的同学的功课是好到我们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帮忙自己班上成绩差的同学补习。所以,那时候的学生即使搞活动,功课也不会荒废。当时好多学生领袖,搞活动很积极的人,成绩都是顶呱呱的。好像谢太宝,几乎年年考第一。好多个都是一样.当然个别差的也有,但总的来说都不错。

到了1959年,行动党上台,林清样他们被释放。出来之后,[林清祥和李光耀等人]最初一年可说是蜜月期,但是到了 1961年,分歧越来越大,到这一年的8月就决裂。行动党内部的左派和所谓当权派就决裂,10或 11月就成立社会主义阵线,把行动党一大批的人拉出来。行动党内部当时可说是面临一场灾难,支部一个个关闭,危机相当严重。后来,还有十多个议员一起退党。

李慧玲:那时候你已经当了学生领袖?

韩山元:哦,那时候我已经是中正中学的学生领袖了,因为1961年的中四罢考,那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一了。中四罢考是一场相当激烈的学生运动。

李慧玲:为什么要搞中四罢考?

韩山元:这件事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是这样的。行动党在 1959年上台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行动党内一些人知道自己上台是靠华文教育背景的左派者支持的。没有他们支持是不行的,上不了台,因为当时受英文教育的人数很少。他们多数是养尊处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赞成结束殖民统治,所以他们不可能认同行动党的行动纲领。行动党要寻求这些英文教育者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也有少数英校生支持行动党。所以要结束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必须靠华校生。但是行动党的领袖也明白,这些华校生最后还是不能依靠的,因为这批人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新马变成像中国那样的模式,行动党的领袖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最终一定会跟这些华校生决裂。跟他们决裂以后,行动党未来的政治基础就不能靠华校生。要扭转这种局势,就需要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也就是让新一代的年轻华族不要读太多华文,因为华文基础不好,就没办法受中国影响,对中国也不会有太大感情,不会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华校生要受中国的影响太容易了,而且是自然的。但是如果念英校的话,华文基础有限,就不太容易受中国的思想意识影响。所以要改变行动党的政治基础,最好是从教育着手,也就是要慢慢改造华文教育体系。

当时,华校的教育体系是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如果要改变华校的体系,就要让它跟英校的体系接轨,就是采取四二制。当时行动党的教育政策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是:要统一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不要搞多种体制,理想的是英校的模式,中学四年,后期中学两年。还有一点是,将来的学校体制应当是各民族学生都能一起上课,各族学生也不应当用本族的语言来沟通。最好是用中立的语言,也就是英文。所以行动党认为最理想的是英校的模式,华校就需要根据英校的模式来改造自己,慢慢加强英文的分量,减少华文的分量,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多元民族的新加坡式学校制度。我的体会是,行动党当时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执政者的政治基础,进行釜底抽薪。当然,行动党要这么做,就会遇到顽强的抵抗,所以中四罢考是一次抵抗。我的体会是,或者是作为我那一代人对新加坡语文政策的体会,新加坡在这种特殊国清底下,语文问题向来就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语文问题。如果纯粹是语文问题,要处理就简单多了,然而它基本上是
个政治问题。即使是到今天,仍是如此。

经过行动党多年的努力,到了1960年代是成功了。不过,它的成功跟左派势力的削弱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左派势力没被削弱,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基本上已出现一个英文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英校生也超越了华校生。

还有一点是,过去的学校制度在选修第二语文时是自由的。当时多数人为了容易及格,就选修马来文,包括现在政府中许多高级公务员那时都是选修马来文,因为他们认为马来文较容易及格,所以造成当时有一大批人都去学马来文。一旦及格之后,马来文也全部丢光了,造成今天的新加坡有一批人是单语的,虽然他们曾经修读过马来文。后来才改成规定各族学生须选修自己的母语做第二语文。

柯思仁:1950与1960年代时期,在华校生当中是不是有一段学马来文的热潮?

韩山元:是1950年代末,1959年行动党上台的时候,它确立马来语为国语。那时,全新加坡盛行开办马来文班,鼓励人们学马来文。那时也是有个政治目的,行动党的党纲很清楚列明,它要争取的不是新加坡独立,而是跟马来亚统一。行动党1954年的党纲的第一条,就清楚写着要争取新马统一。为了要快点跟马来亚统一,新加坡华人于是都努力学马来文.因为如果大家都懂马来文的话,就能减少长堤对岸的马来同胞的抗拒心理,因为语文上能跟他们认同嘛。

柯思仁:你们怎么学马来语?

韩山元:那时,联络所都有开办马来文班,当时新加坡还有个国家语文局。它专门推动马来文学习,出马来文字典和马来文的小册子.成人教育局开办马来文班开得最多,总部就是设在后来的戏剧中心。学校也有教马来文.

丁邵诗:那时华人学马来文的目的限行动党的目的是一致的吗?

韩山元:1959年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执政党不坏,因为它刚上台嘛。所以我们跟它完全一致。

丁邵诗:但是当时行动党的政治目标,加上它内部本身的动荡、对语文的态度等等,不会影响华人学马来文的心态?

韩山元:这倒不会,因为当时左派的信念还是新马一家。而且,新加坡跟马来亚半岛一样,左派都很明白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一定要争取到马来人的支持、团结马来人,所以一定要学马来语。林清祥和方水双的马来话都是非常好的,随时随地上台用马来话致词,非常流利。当时甚至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华校生的英语基本上都很差,所以在跟行动党领袖沟通时要兼用马来话。

李慧玲:你刚才说战斗在1960年代。

韩山元:我们是1950年代成长、1960年代战斗,因为那时有1961年的行动党内部分裂、中四会考较量,还有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的时候,新加坡的左派非常反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是那并非反对合并,而是反对在那样的条件底下合并,所以也是一场战斗。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就不断镇压新加坡的左派,提人、封团体等等,根本就不留情。行动党政府还有些顾忌,但是东姑阿都拉曼没有顾忌,镇压得很厉害。所以,1960年代是个战斗非常激烈的时期。到了1960年代下半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吹过来,新加坡的左派也就走极端了,几乎完全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搬过来。1966到1970年,左派就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全撒到新加坡。当时新加坡左派出版的一些刊物,你看了会吓着,因为完全跟中国的文革的东西一样,几乎是一种翻版,毛语录啊等等,都刊在报刊上面。还有歌曲,还有社阵那时办的幼儿班,学生学的舞蹈是中国革命舞蹈。那时的另一个极端,是社阵退出国会,退出国会后就搞街头斗争。破坏公共交通工具,把垃圾箱倒得满地都是,阻碍交通,都是些过激的行为。那时的社阵跟左派走向极端之后,渐渐失掉民心。新加坡老百姓开始对这些左派反感,觉得他们影响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而且觉得搞过头了。对于社阵这样莫名其妙退出国会,老百姓也非常有意见,因为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把这些社阵代表选进国会,他们却这样退出,议会里就没有我们的声音了。对于这一点,社阵后来自我检讨的时候,也承认是一大失误。结果这一退出之后,要再进入就不容易了。

李慧玲:那个时候你已经高中毕业了?

韩山元:我已经毕业了。1962年毕业。20岁。

李慧玲:毕业后做什么?

韩山元:那时我去一个工会兼职。当时有个很大的工会,叫泛星各业工友联合会,就设在密驼路。当时好多左派工会设在密驼路,所以有“密驼路集团”(Middle Road group)之称。我在泛星出版的《泛星报》,替他们写稿。还有在工会晚上升的两个写作班,给工友补习语文,我就做夜学的教师。一个在巴耶利巴,一个在摩绵路。那时的津贴一个月还不到一百元,大约是六、七十元,需要很节省才能过日子。做了没两年,1963年2月2日,新加坡发生了“冷藏行动”,捉了很多人。我也在名单内,但是我跑掉了,因为我不在家,他们找不到我。我躲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才出来。

李慧玲:你躲在哪里?

韩山元:躲在农村,新加坡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村可以藏身。我就藏在SiglaP[实乞纳]一个农村里面。

周伟立:为什么你会在名单上?

韩山元:因为我当时是中正中学的学生领袖之一。

柯忠仁:当时的学生领袖实际上进行些什么活动?

韩山元:中四罢考啊。平时呢,以我个人来说,我就没参与什么政党活动。我个人是喜欢华乐和话剧,于是就参加学校的民乐研究会。中正当时有个很大的华乐团。我还参加了中正戏剧研究会,我以前是中正戏剧会的活跃分子。搞演出,但是我也有做后台工作,演小 角色、跑龙套,或者编特刊、搞宣传。中正戏剧会有过很辉煌的历史,过去演过很多好戏,在1950与1960年代新加坡华语话剧坛上留下辉煌的记录。

柯思仁:这些文艺活动在意识形态上有没有跟政治结合?

韩山元:应该说间接上是有的。因为演的戏是本上都是取自中国较左倾的剧本。像《家》《春》《秋》、《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还有《重庆24小时》啦,还有《桃花扇》。《桃花扇》的演出当时很轰动,因为是爱国题材,反对封建制度,带有进步色彩的戏。

周伟立:当时的左派是不是完全统一的?一个指挥?还是有点分裂?

韩山元:分裂是到了1966年,当一些左派把文化大革命引来的时候,分裂就很厉害。之前是统一的。那时公开阵线的领袖是林清样。他登高一呼,大家便根据他的指示办事。

丁劭诗:当你说“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定义上有不同的诠释吧?

韩山元:左派的意思是非常激进的要求社会改革,而且不认同现有的制度。要的不是改良,而是激烈的改革,可以说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我的理解是这样。至于那种温和的、渐进式的改良不是左派。左派是比较激进的。但是,左派未必是共产党。

李慧玲:那你高中毕业后没有考虑上南大?

韩山元:没有。有些人那时候思想很极端,认为没必要上大学。尤其在文革时期,认为上大学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追求。拿一个大学文凭是空的,虚的,甚至有人拿了大学文凭还把文凭撕掉。当时的左派友到有一点离谱。因为受中国文革影响,认为知识越多越愚蠢,是乱七八糟的想法。所以考试交白卷的,变成英雄。当时中国有个叫张铁生的人是这样的。不过,我没上大学的原因倒不是这样。家境是一个原因。家里穷,没能力供我读大学。后来我弟弟有上大学,我也没反对他去读。

李慧玲:到1960年代末的时候,你也受文革影响?

韩山元:是的,相当厉害。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革是个很复杂的经历。中国当时确实是在搞革命输出,那种输出的手段几乎是无孔不入。我举一个例子,当时中国出产的商品,例如铅笔、火柴,还有罐头啊,都有毛泽东语录.梅林牌罐头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画一画毛泽东。还有一个什么商品上面标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指南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 席的指示办事——林彪”。这些商品像潮水一般涌来,那时的新加坡政府就下令所有这些商品禁止进口,结果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我们现在看这些事是不可思议的。还有当时,中国的商船到新加坡海港 时,用高音喇叭播中国革命歌曲,连我们在岸上都听得到。商船的桅杆还挂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在岸上都可以看到。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更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站,整天播中国革命歌曲、布条、标语、毛泽东的像等等。新加坡政府下令他 们不可以把歌曲播出来,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接受北京的指示,坚决抗拒.结果,新加坡政府吊销中国银行的执照。那时新加坡政府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反对治外法权,也就是反对领事裁判权,在中国境内的西方机构可以不要尊重中国的法律,叫治外法权。那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新加坡实行治外法权?为什么不征守新加坡的法律?我记得在中国银行被警告执照将被吊销的那几天,中国银行的总行和分行大排长龙,很多人去开户头,表示对中国银行的支持。那是1967、68年,1970年的事。

李慧玲:后来有撤销吗?

韩山元:我记得是在1975年左右撤销。不过,那时中国也有收敛。1971、72年,在林彪死了之后,有一度周恩来掌权,就在他拿大权的时候,中国的整个内政和外交是比较好的,比较合理的,不再搞革命输出。周恩来认为不应该搞革命输出,他是个了不起的领袖,所以就缓和了。在海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做法就收敛了。

吴新慧:为何当时你们还会受马共影响?因为1970年代新加坡已经独立一段时期了。你们追求的是什么?

韩山元:1965年以后,新加坡独立以后,左派跟行动党已经决裂了。左派还是有个信念实在新马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往中国那样的制度。我必须说中国当时的宣传给我们的印象是,中国非常美好。当然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1980年代迷茫。1980年代以后,我们漫漫看到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大陆,其实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好,所以很多人的精神又面临另一次崩溃。我把它形容为政治失恋。因为你一直想它非常美好,后来却发现它从内到外都不那么美好。外表是打扮出来的,所以非常失望。当时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处于一种政治失恋的状况。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像宣传的那么美好。所以1980年代,好多左派的人都很痛苦,因为你辛辛苦苦追求与向往的一个理想社会,才发现原来是这么一个样子。有些人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我们从1980年代经过差不多十年的调整。你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会明白郭宝昆写的戏剧“小白船”的含义。他写的就是这种心态。所以“小白船”当时有那么大的震撼力,就是因为那是我们这些迷茫在 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好的写照。经过十年的调整,到了现在,也不能说我们现在什么问题都看得清,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像以前那样盲目。我们以前是中国的“凡是派”,凡是中国做的事都对,凡是中国的一切都美好。但是现在,我们对中国是一种冷静深思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狂热。认为它做什么都对都好。不过,我们也有一些朋友现在是另一个极端,就是中国做什么都错,什么都五。我觉得两种态度都有毛病。现在须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新加坡和中国。这是1990年代的心态。1990年代我们都重新出发,在不同的岗位重新出发。

还有另一点是,现在回头看,我们那时候的年轻学生,1950年代的学生,可以说思想比较成熟,但感情很慢熟。同学之间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在学校附近租房间住,租个大房间,男女同学就用白布隔开,没有邪念,很单纯。即使到1960年代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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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