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去李光耀化说新加坡变革

28/05/11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文化是一个社会累积的生活经验,一个文化的内涵决定一个社会的本质与属性。而人民生活其间的社会则是由纵横交织的制度共同塑造而成。

因此,文化,制度与社会三者息息相关,彼此交互影响;文化在本质上决定了制度的发展方向,而制度本身的与时俱进亦会改变原有的文化。比如,好的制度变革让社会向前发展,一个进步的社会其人民有着更优越的文化生活。反之亦然。

不同文化制造了不同社会制度,因为个别文化有着个别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决定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等等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一个整体的社会关系,最终造就了一个国家的本质,比如,李光耀的无国论就认为新加坡社会缺乏凝聚力,没有包容性,不能和谐共处,也没有认同感与归属感,所以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从西方文明的经验来看,政权的突然改变,即便是一夜之间的一场政变也不会立即影响社会的原有生活,因为虽然大环境已经改变,但是人民还是生活在反映旧社会价值观的传统习俗规律内。

换言之,新政府的政治思维需要假以時日的发酵,才会从新统治阶级通过新政策向社会各个阶层展开影响,逐渐改变旧的生活思维。

在认知科学里有一个心智构画(Mental construct)概念:人是通过心智构画去认识,理解,然后回应。这是说,个人对外在环境所提供的信息做出解读,并进而设计适当的解决方案。同一个社群里的人会有着相似的心智构画,比如,新加坡政府内阁的集体思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社会价值观。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主要成员有许多是源自官方机构,比如,政府部门,武装部队,法定机构,政府企业等,所以本质上都是公务员思维,这种同类经验也是普及和强化李光耀政治思维的原因之一。

所谓的小李光耀现象发生在公务员和执政党国会议员的群体之间。根据一名前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解释,这种新加坡的典型傲慢心态与言词行为是小猴学习与模仿老猴的自然结果。

无可置疑的,李光耀政治思维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不二价值指标。亦是塑造新加坡社会的基本要素。从小李光耀以及内阁集体思维,这两种现象来看,可以知道李光耀政治思维,作为制定政府政策的方向针已经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显然的,如果新加坡要改变李光耀无国论的国不为国的悲惨命运,就得完全解放李光耀政治思维,对制定新政策的所有约束和规范。何以要如此?因为李光耀政治思维是造成新加坡社会四分五裂的罪魁祸首。这和药理一样,对症下药的药方必须把病源彻底根除,才能让病体获得完全复原的效益。

简言之,去李光耀化是新加坡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先决条件。舍此之外的任何政策变革,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政治美容,没有多少实际的效益。

在去李光耀化的新加坡变革过程中,除了必须从新政府的政治思维下手清除李光耀的影响,更必须把规范社会的旧思维下的体制完全铲除,要不然,也必须进行重新界定和解读。

比如,新加坡共同价值观,这是一个界定新加坡社会组织的政治蓝图,其目的是建立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格局。这一个政治工程是通过种族,宗教与文化去分化社会,以及通过社会冲突调节机制去削弱来自各种社会阶层的反对力量。明显的,一个越是分化和弱势的社会,越有利于强化当权者的统治力量。

共同价值观有5个重要慨念: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族群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1,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当新加坡所有其他的社会组织都必须屈服在政府的权力之下时,党政合一的现实,让李光耀政权处于国家的至高无上政治地位。然而,政党并吞国家的后果是政党假借政府的名义动员国家资源。

PAP和PA之间就存在着这种暧昧关系;陈庆珠撰写的史册上就有早年的李光耀动员人民协会从事政党的政治活动的叙述。从YouTube 上也可以看到2011的大选期间,RC动员社区内的长者出席人民行动党的群从大会。

可见,在党政不分情况下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会有政府滥权的风险。因此,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慨念,有必要构建在政党和国家分开的基础上;所有政党包括执政党都必须屈服在国家的权力之下。换言之,新加坡利益必须大于政党利益。

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这一个价值观让政府把照顾个人的责任交托给家庭与社会。在家庭负责其个别成员,各个社区负责其社群家庭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远远离开对个人的责任承担。

这一个设计的结果是,人民要对国家承担所有的法定与道德责任,但是,政府却可以任意与随性的去避免,或者挑选其所要承担的责任。政府的这种鲜明投机行为是人民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一个原因。

一个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来自人民的心灵深处;感恩图报,没有恩施要如何期待人民舍身为国?

因此,新政府有必要改弦易辙在政策上以民为本,把人民的利益摆放着执政党的利益之前。一个好政府是一个有同情心的政府,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唯利是图的政府。

3,族群关怀尊重个人:这一个概念让政府把社会问题转嫁为个别族群的特殊问题,当社会问题被切块后,由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就自然而然的可以相应减弱。

这种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是新加坡社会缺乏凝聚力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权者在刻意的制造一个没有凝聚力的社会;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有利政治权力的集中。

换言之,新加坡的国不为国是一个人为的结果。这也是一个政党利益优先国家利益的鲜明例子。

显然的,新政府有必要从跨族群的角度去处理社会问题,过往的把赌博,吸毒与酗酒分别看成是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的社会问题的处理手法是不正确的。从这一个层面来看,贫穷家庭和学生学习问题都是跨族群的社会问题,不应该由个别族群的民间团体去单独处理。

4,协商共识避免冲突:当政府掌握解决社会矛盾的协商机制权力,政府就可以决定一个对执政党有利的解决方案,这种把大事化小的策略,无助于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因为弱势群体的问题只是被压抑而不是获得完善解决。

比如,新加坡的工人没有自由罢工的权力,因为罢工必须得到部长的批准,另外,部长也可以指示把劳工纠纷交由劳工仲裁庭去处理。这种协商机制事先就不公正的规范了纠纷一方的可能行动空间。

这种通过游戏规则约束竞争对手的策略,在在妨害了社会正义的伸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只能在一个具有公平竞争的协商机制内产生;让各个利益集团通过一个中立的协商平台去相互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满意的政治交易。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政府在维护多元社会的堂皇名堂下,统筹了各个种族和宗教的活动空间。这一种手法强化而不是解决新加坡社会没有包容性,不能和谐共处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一个真正的多元社会必须有多元元素之间的积极互动,进行沟通以培养彼此之间的认识,互信和包容;这是多元社会下和谐共处的必须条件。因此,新加坡如果要走向建立一个真正国家的发展路途,是有必要鼓励而不是妨害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总而言之,共同价值观在一个政治层面上,解释了眼下的新加坡社会问题之因为所以。

另外,从思维决定政策方向的层面回顾新加坡过去的发展,可以知道李光耀如何和为何塑造了当下的一个国不为国的新加坡,理论上,这也是政党利益大于国家利益的社会成本。

新政府要改变这个不幸的局面,就有必要悬崖勒马,毅然放弃李光耀政治思维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不良影响。那么,去李光耀化是不是势在必行?

---

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