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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新加坡國會大選評析

2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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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翁俊桔(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顧長永(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本文收錄於「國家發展研究」第三卷第二期

摘要
從新加坡2001年的國會大選結果,可以發現以下三個現象。首先,人民行動黨高層已出現權力重組的跡象。吳作棟總理自1990年接任總理職位迄今已超過10年,應該是到了權力交棒的時候;再加上副總理李顯龍准將最近動作頻頻,因此外界乃一致認為人民行動黨高層應該會在下一次大選之前,完成新一波的政治繼承交接。

其次,是反對黨的內部權力紛爭和勢力重組的課題。由於代表反對勢力龍頭的兩位人士-詹時中和劉程強目前都是處於權力的高峰。詹時中除了將四個在野政黨加以整合之外,而且也獲得許多反對黨人士的支持;然而,對於身為最大反對黨-工人黨秘書長的劉程強而言,他也一樣處於新舊反對勢力整合的關鍵,如果他能順利完成新的工人黨的內部整合工作,詎料他將會取得更大的權力。不過,他們兩人對於未來反對黨的發展局勢並不表樂觀。

最後,就選舉制度的設計而言,人民行動黨透過集選區制度的操作,不但可藉此防止反對黨有任何勝選的機會外,同時也可藉此作為篩選和提拔黨內精英的管道。不過,卻也相對引發外界對該制度設計的公平性提出質疑,因此制度設計上的問題,同樣成為本次大選的討論焦點。

然而,對新加坡本身而言,選舉只是一件定期的例行性工作,反對黨在毫無勝選希望的情況之下,是無法發揮政治監督的作用,因此新加坡未來的政治發展趨勢,仍將是由人民行動黨控制。

關鍵字:新加坡、國會大選、政治繼承、集選區制度

2001年新加坡國會大選評析*

壹、前言

新加坡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2001年的國會大選已於11月3日正式舉行,這是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的第九次國會大選。 這次大選活動就如同1988年、1991年及1997年等三次的大選活動一樣,都是採取所謂「單一選區和集選區並行制」, 全國共劃分23個選區(14個集選區及9個單一選區),計有5個政黨及2名獨立人士投入選戰, 總共有115位候選人準備角逐84個國會議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以下簡稱行動黨或執政黨)在10個集選區(5個5人一組及5個6人一組的集選區)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不戰而勝的取得55席。結果在全數84席的國會議席中,行動黨共取得82席,得票率是75.29%, 這是自1984年大選以來得票率最高的一次(請參閱表一)。

表一:行動黨之國會大選成績統計表(1968年~2001年)

不過,在這個亮麗的成績背後,卻隱藏諸多的問題。首先,就行動黨高層的權力重組而言,吳作棟總理(Prime Minister Goh Chok Tong)在經歷這次的選戰洗禮之後,雖然信心滿滿地表示這個成績足以證明人民對他的執政團隊充滿信任;不過,他在選前所發表的談話,卻透露出他準備退出政壇的訊息。 此外,李顯龍准將(以下均稱李顯龍)(Brig-Gen Lee Hsien Loong)也多次對新加坡目前的經濟困境提出公開談話,因此外界一致認為,這次的選舉活動是李顯龍正式接班前的重要熱身賽。

其次,就反對黨的權力生態而言。在這次大選中,二名當選國會議員的重量級反對黨領袖-詹時中(Chiam See Tong)與劉程強(Low Thia Khiang), 雖然如同過去一樣能順利地取得勝選,不過卻同時面臨內外壓力的衝擊和考驗。就對內的壓力而言,詹時中所領導的人民黨(Singapore People’s Party)在選前和幾個主要的反對黨進行合併重組新政黨。此外,最大的反對黨-工人黨(Worker’s Party),在秘書長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印度裔)去職後, 整個黨的權力核心便由劉程強所掌控。就對外的考驗而言,在野黨幾乎呈現出萎靡不振的現象,因為其國會席次不但未能增加(只有二席),而且其得票率還出現普遍下滑的情況(請參閱表五)。因此,反對黨似乎已陷入嚴重衰退的困境之中。

最後,在選舉制度的修正、政黨的提名、選區的規劃和政策論辯等議題方面,則出現一些重大的爭議。例如行動黨對於集選區的新規定、過去敗選的候選人之重新安排提名,以及新選區的規劃。至於,其他有關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博士(Dr. Chee Soon Juan)與行動黨高層的政策論辯和質疑,雖然也是本次大選的熱門話題,但這不是本論文所要討論範圍。 因此,本文將針對新加坡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治繼承、反對黨的內部紛爭、選舉制度的設計等,對新加坡之政治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本文認為現行的選舉制度(指集選區制度)對執政的行動黨是有利的,然而對在野黨卻是不利的;因為就2001年國會大選行動黨的整體表現而言,其得票率雖只有75.29%,可是其席次佔有率卻高達97.6%,這顯然並不符合民主的正義與公平原則。如果新加坡政府繼續實施集選區制度,那麼行動黨將持續執政,而反對黨也必將無法擴大其政治版圖。

貳、政治繼承

政治繼承(political succession)是一些強調「人治」體系的發展中國家之獨有現象。所謂的政治繼承指的是新舊政治領袖的更替與傳承,政治領導人將其公共職位指定給特定的繼承人選之經過,其作法也是透過公開或合法之方式完成的。例如,刻意的利用職位安排或選舉提名,將其理想的人選推上檯面,進而順理成章地使其成為「新」的政治領袖(Sandhu and Wheatley , 1989: 128-134)。不過,原政治領導人卻似乎很少明確地點名昭告眾人他的繼承人是誰,因為一旦新的領導人身份確定,則權力將開始向他或她轉移(李美賢,1999:13)。

新加坡在人民行動黨政府統治超過三十年之後,在1990年完成一次重大的政治繼承。代表第一代政治領袖的李光耀(Lee Kuan Yew),將其政治權位轉交至第二代的政治領袖吳作棟的手中,完成第二代的政治繼承。(Alan Chong, 1991: 53-59)當然整個繼承的過程,都是透過刻意的安排或甄補程序而完成的。例如,先是過濾和徵詢各秀異份子的意見、之後再透過黨提名令其參與國會議員選舉、俟其當選議員後再拔擢其擔任內閣官員。不過,李光耀自始至終似乎不曾明確地對外昭告其繼承人是誰。例如吳作棟、陳慶炎博士(Dr. Tony Tan Keng Yam)、王鼎昌(Ong Teng Cheong)及丹那巴南(印度裔,Suppiah Dhanabalan)等人,都曾經是李光耀所矚目的接班人選,但是一直到1990年他正式宣佈吳作棟為其接班人之後,外界才真正確定其動向(徐本欽, 1988:45-48)。

就第三代的政治領袖而言,李顯龍目前可說是最受外界關注的熱門人選。但是,李顯龍的接班並不如外界所認為的「是走在被鋪平的道路上前進」。職是,本文接下來將以2001年大選為主軸,分別就李顯龍的從政經歷、大選前的人員甄補、高層人士的公開談話和大選後的人事佈局等情況來分析李顯龍的接班情形。

首先,就李顯龍的從政經歷來看,李顯龍自1984年12月當選國會議員後,便於同年的12月31日出任國防部政務部長兼貿工部政務部長、1986年2月出任貿工部代理部長、同年11月被選為行動黨執委會委員、同年12月改任貿工部長、1988年9月轉任國防部第二部長、1990年11月27日起擔任第二副總理兼貿工部長、1994年7月1日起又兼任經濟委員會主席並當選為行動黨助理秘書長、1997年1月25日出任第二副總理(總理公署)兼金融理事局主席、2001年11月起更被委任為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職是,吾人可以認知李顯龍的接班態勢早已明朗化了。

其次,就2001年大選前的人員甄補而言,行動黨政府開始進行其新一波的政治繼承工作。根據新任的內閣名單(參見表二),可以發現多位新人(佔總人數的30.3﹪)。就這次大選所推出的25位新科國會議員而言, 共有7位出任政務部長或高級政務部長的官職。 至於,多位「資深」閣員及國會議員,例如前財政部長胡賜道博士(Dr. Hu Tsu Tau)、前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黃簡麗中博士(Dr. Aline K Wong)、前外交部政務部長歐進福博士(Dr. Ow Chin Hock)、前環境發展部高級政務部長施迪(Sidek Bin Saniff,馬來裔)、前內政部政治秘書哈倫干尼(Harun Bin A Ghani,馬來裔)、前特委部政治秘書楚其斐(Zulkifli Bin Baharudin,印度裔)及前碧山-大巴窯集選區議員依布拉欣(Ibrahim Bin Othman,馬來裔)等人,均相繼宣佈退休。 所以,從新進人員甄補的情況看來,可以發現行動黨正積極地進行新一代的傳承與替換。

再者,就高層人士的公開談話而言,根據過去的慣例得知,這些談話往往都代表著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標。雖然吳作棟並沒有明確地向外界透露他即將卸任總理的訊息,不過從他最近多次的公開性談話,可以發現吳作棟除表達其萌退的念頭外,也極力讚揚李顯龍的能力和遠識。例如,吳作棟總理分別在2001年11月23日內閣會議和2003年8月24日的國慶晚會中,進行如下的談話: 首先,我(指吳作棟)將計劃在兩、三年後卸任,並在2007年之前交出領導棒子…,…他(指李顯龍)是我心目中的繼承人,他將不會面對任何的競爭者…
…我(指吳作棟)決定於2005年將政府領導的棒子交給副總理李顯龍,並繼續參加國會大選…
至於,李顯龍最近的公開性談話,也相當地頻繁。例如,李顯龍於2001年11月2日的「達曼裕廊企業通道一號巴剎」開幕之聯歡晚會上,就公開表示:
我所領導的「重組經濟結構委員會」…預料能在一年內完成研究工作,確定新的經濟結構…除了現有的部長之外,讓新人在委員會裡提供意見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能從全新的角度看問題…
當然,從上述的談話內容,可以明瞭李顯龍今後主要的重點工作大都放在經濟發展。同時,也強調他將重用新人以提升其新執政團對的活力。

最後,有關2001年大選後的人事佈局,吾人可以從2001年的內閣名單和2004年內閣名單來比較和分析(請參閱表二和表三)。這兩屆政府的最主要特色就是特定的職務安排出現重大的變動,例如李顯龍同時身兼總理和財政部長、吳作棟改任國務資政(Senior Minister)兼金融理事局主席、李光耀繼續擔任「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 張志賢准將(Rear-Admiral Teo Chee Hean)原由國防部第二部長改任為國防部長、原主管回教事務部長阿都拉•塔木基(Abdulah B. Tarmugi)改出任國會議長、 賈古瑪教授(Prof. S. Jayakumar)由律政部長兼外交部長改任為第二副總理等。根據上述分析發現吳作棟的角色仍然吃重,因為他不但可以轉任國務資政而且還兼任金融理事局主席的重要職務,可見李顯龍團隊今後仍將持續借用吳作棟的長才、張志賢准將更是這次內閣改組中最受矚目的人物,外界甚至斷言他以後將會出任副總理的職務。 至於,李光耀雖號稱自己所擔任的只是「諮詢性質」的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不過從他最近頻頻出訪的跡象看來, 他在新加坡的政壇上依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此外,就2004年新內閣組成而言,內閣部長的部份卻出現一些新面孔,例如許文遠(Khaw Boon Wan)、雅國•依布拉欣博士(Dr. Yaacob Ibrahim)、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黃永宏醫生(Dr. Ng Eng Hen)、維文博士(Dr. Vivian Balakrishnan)和林雙吉(Raymond, Lim Siang Keat)等人。他們過去雖曾擔任過行動黨籍國會議員或內閣閣員(請參閱表二),但卻是首次入主內閣部長的行列,當然吾人也可將此解讀為李顯龍執政團隊即將逐漸成型的開始。

表二:2001年新加坡內閣閣員名單(2001年11月23日起)

表三:2004年新加坡的內閣部長名單(2004年8月10日起)

參、反對黨的重組和分裂

新加坡是行動黨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國家,境內雖然有21個合法政黨(根據2001年新加坡的統計資料),不過真正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在野政黨並不多,例如工人黨、新加坡民主黨(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及新成立的民主聯盟等政黨,尚擁有參與選舉的能力之外,其餘的政黨幾乎都只是充當花瓶(flower vase)的角色,並不能發揮應有的制衡功能。不過即便如此,新加坡的反對黨仍然有其指標性的人物,例如詹時中與劉程強等人,就一直在政壇上扮演著「少數」政治監督者的角色。

首先,就詹時中而言,詹時中自1976年起就以獨立人士的身分在波東巴西選區參選國會議員,1984年開始擔任波東巴西選區的議員, 之後,歷經1988年、1991年、1997年及這次2001年的大選,他都是以穩健的姿態擊敗行動黨的挑戰者。(請參閱表四)不過,他與其他反對黨的關係並不良好,特別是和他所創立的新加坡民主黨,甚至還因故與民主黨高層發生爭執,結果被迫於1993年6月宣佈退出民主黨。 之後,在1997年與賽益法利(Syed Farid Wajidi)(印度裔)和沈克棟(Sin Kek Tong)等人另組新加坡人民黨,並在同年的大選中第二度擊敗行動黨候選人顏來章(Andy Gan)而聲名大噪。

在2001年大選前,詹時中為了擴大在野黨的勢力,他於2001年5月28日宣佈聯合新加坡人民黨、國民團結黨(National Solidarity Party)、新加坡馬來民族機構(Pertubohan Kebangsaan Melayu Singapura)及新加坡正義黨(Justice Party, Singapore)等,成立「新加坡民主聯盟」。 根據報導該政黨將採取菁英主導的方式,由黨中央賦予組織領導人(指詹時中)極大的權力和工作權限,諸如對各種決議事項的最終否決權等,以便於他能有效地推展黨務工作。例如詹時中在「新加坡民主聯盟」成立大會的就職演說中,就曾公開表示:
…民主聯盟的成立是要團結我國的各反對黨。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希望反對黨能團結起來,形成強大的力量來和執政黨(行動黨)抗衡。民主聯盟的組成,就是要迎合新加坡人的這個意願…在新加坡要有效和強大的執政黨抗衡,唯有組織聯盟。…反對黨應儘量以爭取新加坡國會能有更多反對黨議員為終極目標,而不是為個別黨的利益。因為個別反對黨的零星力量是無法發揮作用的…

此外,民主聯盟主要是參考馬來西亞國陣的概念。這個聯合政黨組成的政府能有效運作,是因為它有個強大能扮演主導角色的政黨-巫統來領導……在新加坡,所有反對勢力的規模都不大,它們當中也沒有一個可按規模來成為主導。所以我們(指民主聯盟)就設了一個主導的角色。新加坡人民黨被推選為主導,而這個設定的功能是由聯盟給予主席否決權所產生的…
不過,這個新進的政黨到底能發揮多少力量?仍有待後續的觀察,而且原本也是其中一份子的新加坡國民陣線(Singapore National Front),卻為「如何爭取照顧馬來人權益」的問題而中途退出民主聯盟。 雖然這只是一個意外的小插曲,但是已充分顯露出反對黨陣營的脆弱性。

其次,就劉程強而言,早年畢業於南洋大學的劉程強,最早是在1988年以工人黨身分在中峇魯集選區參選,結果卻只得到42.2﹪的選票。 但是,之後他開始轉戰至華人眾多的后港選區,並分別於1991年、1997年及2001年以極高的得票率,接連擊敗行動黨的挑戰者而成為新一代的反對黨領袖(請參閱表四)。工人黨在2001年5月27日召開黨幹部大會,新當選的9名中執委,一致推舉原助理秘書長劉程強為新任的秘書長,因此工人黨的權力核心現在已完成世代轉移。然而,儘管惹耶勒南面對諸多的艱難挑戰, 但是他仍強硬地表示不會就此退出政壇。

表四:詹時中與劉程強的歷屆大選得票率統計

至於,從反對黨的國會席次和得票率的整體表現來看,自1984年起至2001年的大選為止,雖然仍只維持2個國會席次, 但是在得票率方面卻出現嚴重的衰退現象。(請參閱表五)如果根據1997年和2001年的大選成績比較,可以發現只有工人黨和民主進步黨的得票率有些微的進步外(但是成長率均不到2%),其他政黨如民主黨和獨立人士的得票率卻出現退步的現象(跌幅均超過4%);相對於此,行動黨的得票率卻增長許多(成長率超過10%)。當然就此情況而言,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講師何啟良博士(Dr. Ho Khai Leong)就曾對該現象進行分析,他表示這是行動黨「以退為進」的競選策略奏效和目前新加坡正面臨經濟不景氣的緣故。例如吳作棟總理在本次(2001年)大選前,就曾經強調:
…行動黨在波東巴西區和后港區的候選人,只要能夠在選區內的任何投票區贏得半數以上的支持票,政府將在這些鄰里展開翻新計劃…這種不強求反對黨選區的選民把行動黨候選人送入國會的做法,反而贏得更多的選票…
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本屆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顯示新加坡選民擔心就業的問題,並且覺得只有行動黨政府才有辦法在目前這個非常時期,調整政策來穩住局面…..民主化、要求政府開放和具有透明度等課題,只有在經濟條件好的時候,人們才會有興趣進行討論…

根據上述,吾人可以瞭解反對黨在2001年大選中所面對的困境,不外乎是行動黨的競選策略威脅、經濟景氣不佳以及選民欲求安定的心態等諸多因素所致,因此,反對黨未來的發展前景將會越來越受到限制。

表五:1997年和2001年大選,各主要政黨的得票率統計表

此外,就實際參與選舉的過程來看,在2001年大選中雖有5個政黨參與競選,可是反對黨卻只在四個集選區投入選戰,而且其得票率均不到30%(請參閱表六)。至於,在反對黨主力應戰的單一選區方面,除了波東巴西(得票率52.43﹪)、后港(得票率54.98﹪)及蔡厝港(得票率34.66﹪)等選區之外,其餘選區的得票率均不到30﹪。 所以就各選區的實際得票情況而言,反對黨不但未能突破過去參選人數不足的瓶頸,而且他們似乎也無法擺脫得票率低迷不振的厄運。因此,綜合言之,反對黨已經陷入嚴重的衰退困境之中。

表六:2001年大選,執政黨與反對黨競爭之選區的得票率統計

新加坡選舉活動的公平性,一直是受到外界的質疑。特別是在1988年集選區制度推行之後,由該制度所引發的諸多問題就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Derek da Cunha:1997)。以下本文就針對集選區制的相關規定、在本次大選過程中關於集選區之選區重劃、候選人的提名策略與選區安排等問題進行分析。

一、 集選區制度的提出

所謂「集體選舉區制度」(以下簡稱集選制)(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 GRC)是是新加坡政府在1984年提出,1988年正式實施的選舉制度。所謂的「集選制」是指將幾個單一選區劃歸為集選區,在各集選區參選的各政黨,必須提出一組多人(三至六人)的競選組合,該組合中至少必需包含一名少數族群的候選人(指馬來人、印度人或其他歐美人士);至於,獨立參選的無黨籍人士若想在集選區參與競選,也必須比照同樣的方式。選民投票時則只需投一張選票,而該選票是針對整組候選人而非個別候選人;計票時則採取相對多數決的方式來定勝負,勝選的團隊就可以取得該選區中所有的席次。不過,如果該選區只有一組競選團隊的話,那麼就由該團隊宣佈勝選而不必再進行投票(Parliament of Singapore 1988: 5)。

總而言之,就官方的立場而言,集選制是透過保障名額(quota)的設計,來協助少數族群代表能夠進入國會。不過,如果從反對黨和一般外界人士的觀點來看,該制度設計之目的並不單純,因為任何一個反對黨基本上是無法在每一個集選區之中提名足額的候選人參與競選,而即使可以推出足額候選人,也同樣很難在該團隊中安排合適的少數族群代表。 因此,這就是該制度在設計上的一大弊端,同時也是引發外界人士和反對黨不滿的主要關鍵所在。

二、新的集選區設計及選區重劃

當然,在「集選區制與單一選區制並行」的制度設計下,新加坡政府都會隨其必要而對所有的選區進行更動(請參閱表七)。就2001年的國會大選而言,政府當局同樣地也對集選區團隊的「參選人數」作了些許的修正。在這次大選中,全國總共劃分為十四個集選區及九個單一選區,而這些集選區又分為九個是五人一組、 五個是六人一組等兩種類型, 因此,這次大選共需選出84席國會議席。然而,有鑒於新加坡選舉法規的規定(Government Gazette,1998:7-9):
「第一條、…在集選區參加競選的候選人必須組成一個多人(至少三人)的競選組合,該組合中至少包含一名馬來人或印度人及其他少數族群人士。」、
「第十條、無論是單一選區或集選區,若沒有政黨或獨立候選人提名參加角逐,便宣告唯一有提名參選的政黨或獨立候選人勝選,勿須再進行投票。」

因此,所有的反對黨由於先天人力不足之故,根本無法組成足夠的競選團隊參與競選,進而使行動黨能藉此坐收漁利。例如在2001年大選之前,行動黨就因為在十個集選區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就已宣佈不戰而勝。

此外,在選區重劃方面,行動黨也進行些許的調整(請比較對照表七及表八)。因為,行動黨已將原來的幾個選區名稱和範圍進行更動,吾人可以由表七與表八中得知,武吉知馬選區由原來的集選區被改為單一選區、如切選區由馬林百列集選區中獨立出來、靜山集選區被重新劃分並更名為荷蘭-武吉班讓集選區、原來的白沙集選區被更名為白沙-榜鵝集選區等都是實際的例子。 至於,其他諸如牛車水-東陵集選區、 武吉甘柏和甘榜格南等單一選區均遭到撤除。同時,也正因為選區任意重劃的結果,這不但迫使原本在該選區具有影響力的反對黨人士必須轉至他處另謀發展,而且也使他們無法繼續發揮其在原選區所具有的影響力。例如民主黨的蔣才正(Cheo Chai Chen)和林孝諄(Ling How Dong)、前人民黨助理秘書長沈克棟及前國民團結黨秘書長葉耀榮(Yip Yew Weng)等人,均被迫轉戰至其他選區,結果其得票率都比過去在原選區的得票率還低。 不過,該現象對行動黨的候選人卻是相對有利。例如在1997年國會大選中擊敗民主黨主席林孝諄的行動黨候選人洪茂誠(Ang Mong Seng),由於他上次所參選角逐的「武吉甘柏選區」在2001年大選前被併入「豐加集選區」,因此他可以藉由「傑利蠑螈效應」(gerrymandering)的充分發揮, 不但提昇自己當選的機率而且還能減損反對黨的得票率。

表七:2001年新加坡國會大選的選區名稱表(中英文對照)
表八:1997年新加坡國會大選的選區名稱表(中英文對照)

三、候選人的提名策略和選區安排

就新加坡歷屆的大選的經驗而言,行動黨高層對於新進候選人的選區提名,大都會將他們安排至集選區參選以確保其順利當選,因為各集選區中原本就具有一些高知名度的政治明星,所以這些新人往往可以透過「水漲船高的效應」(coattail affect)而順利取得國會議席。例如,在1988年大選所推出17位新人,就有10位投入集選區參選(陳鴻瑜,1988:18);在1991年大選所推出的21位新人則全部被安排至集選區競選;然而在1997年大選中卻只有3位新人被安排在單一選區參選。至於,在本次(2001年)大選所推出的25名新人中,則只有1位新人被安排在單一選區參選。 此外,一些具有部長潛能的新人更是被安排在集選區之中。例如在2001年大選前,新人尚達曼就取代賴文能(R. Ravindran)在裕廊集選區參選。 因此,集選制就如同是行動黨培養新進國會議員的搖籃,具有政治鞏固的功效。

此外,從過去的選舉經驗來看,只要代表行動黨競選失利的候選人都會遭到撤換,例如林子安、陳惠興、陳天立、李昭銘、林薛愛美、馮金興及吳博韜等人,均是因在選舉過程中表現不佳而被撤換的案例(徐本欽,1988:47-49)。但是,若就最近幾次的大選結果來觀察,卻發覺某些敗選的行動黨候選人,都能透過集選區的競選團隊設計而順利地進入國會殿堂。例如,在1984年大選中敗選的馬寶山(Mah Bow Tan),在1988年大選前就被安排至集選區參選而得以勝選;1991年和1997年在波東巴西選區敗選的顏來章,在2001年大選時就被安排至馬林百列集選區參選而順利進入國會;1997年在后港選區敗選的王志豪(Heng Chee How),在2001年大選時就被安排至惹蘭勿剎集選區而僥倖地成為新國會的一員等。 所以根據上述,可以瞭解集選制正是行動黨作為「人才培植」的工具。

準此,在2001年國會大選活動中,集選制幾乎也成為行動黨「所有候選人」勝選的「護身符」。因為除了前述所提及的新進候選人及敗選的候選人,必須藉由集選區的競選團隊的安排才能取得勝選之外;更重要的是,行動黨中的所有少數族群議員和重要的內閣閣員都是來自集選區。例如在這次(2001年)的大選活動中,只有律政部兼內政部政務部長何炳基副教授(Assoc Prof. Ho Peng Kee)、總理公署特委部政務部長姚智(Yao Chih)、 總理公署兼衛生部高級政務次長曾士生(Chan Soo Sen)等3位閣員是來自於單一選區;至於,少數族群的議員幾乎全都是來自集選區。 相對地,若就反對黨的情況來看,可以發現除詹時中和劉程強這兩位來自單一選區的反對黨議員外,至於反對黨在集選區參選的所有候選人則都是「全軍覆沒」。職是之故,集選制不但是行動黨進行政權鞏固的重要工具,而且只要新加坡政府繼續實施這種選舉制度,那麼反對黨必將無法擴大其政治版圖。

伍、結論

對於新加坡而言,選舉活動不僅是決定國會的任期而已,更是檢驗行動黨政權合法性的最重要根源。由於新加坡是一個議會內閣制的國家,內閣的全力來源均是來自國會的賦予,因此行動黨必須要能確實掌握「選舉」的機制才能完全立於「不敗」的境地。當然,這次(2001年)的大選活動也如同過去的幾次大選一般,行動黨毫無意外地再度成為新加坡國會的執政黨。不過,不同於往昔的是,在這次大選的背後,卻傳達出幾項特殊的訊息。諸如,新的政治接班人出現、反對黨的勢力重組和權益傾軋以及選舉制度設計上的爭議等,都是本次大選所要討論的重要主軸。

首先,就政治繼承而言,李顯龍長久以來就一直被外界認為是未來新加坡總理的熱門人選;誠然也正如所料的,李顯龍已於2004年8月10日順利接任總理職務。卸任的吳作棟則轉任國務資政兼金融理事局主席,而原內閣資政李光耀則仍繼續留任。從這裡將不難發現吳作棟雖然已退居為國務資政,不過李顯龍似乎仍想借重他在金融方面的長才。至於,李光耀則仍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因為從他續任資政的企圖看來,就可明瞭他對新加坡今後的政局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其次,就反對黨的勢力重組及彼此權益傾軋的情況而言,詹時中在面對反對黨得票率節節下降的壓力之下,詹時中不得不採取聯合其他在野勢力的方式來因應行動黨的強大攻勢,不過,在黨員人數不足、選舉制度設計的侷限之下,新政黨-民主聯盟在得票率及國會的席次增加方面是很難有所突破的。此外,最大的反對黨-工人黨在新任秘書長劉程強的帶領下,一般預料將會有不錯的發展空間,可是前秘書長惹耶勒南雖然宣佈退出工人黨,然而他在工人黨中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所以惹耶勒南的退出對於新的工人黨領導層可能會有一些無法預知的影響,至於整個工人黨的未來發展趨勢會是如何,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至於,關於集選區制度的設計爭議,反對黨與行動黨對此的評價似乎是趨向兩極化。就行動黨的立場而言,該制度有助於提攜新進國會議員進入國會,而且可用來作為淘汰不適合從政的「同僚」。然而,對於反對黨而言,集選區制度只是行動黨作為保護選戰成果的護身符而已,並不是一個良善和公平的制度設計,這根據本文的分析和檢證便可以得到證明,因此,這就是行動黨得以立於長期執政的最大關鍵。

最後,選舉對於新加坡而言,就如同一場例行性的遊戲和生活公式,新加坡人民在長期政治疏離的情況之下,已經沒有太多的空間去思考何謂民主?何謂自由選舉?職是之故,本文認為現行的選舉制度對執政的行動黨是有利的,對於在野黨卻是不利的;因為從行動黨的得票率和席次佔有率之不成比例的現象,就可以證明該選舉制度並不符合民主之正義與公平原則。如果新加坡政府仍然繼續實施這種選舉制度,那麼這只會助長行動黨的持續執政,對反對黨而言卻可能只是無盡的傷害。

附錄:新加坡歷屆大選(1955~2001)結果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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