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贡献

03/04/11

作者/来源:彭松涛 (2008-10-22) http://www.minge.gov.cn

中国人民无论属于何党派,崇拜何种主义,都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辛亥年即1911年,满清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三年。这一年发生两场决定性的战役,一为3月29日进攻广东总督府的广州战役,牺牲了七十二位优秀知识分子,后葬在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三十一位为华侨,十位是新加坡青年。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壮烈牺牲,激动全国民心,因而促成了潜伏在武昌的新军志士,于十月十日爆发武昌起义,进而激发全国各省革命志士纷纷起义,遂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1644-1911)的满清政府推翻,数千年来的专制帝政,亦跟着根除,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时代。

南洋为革命策源地

谈起辛亥革命的大业,星马华侨贡献极大。当 时大家都没有取得居留地的公民权,都是华侨身份。“华侨”一词亦是革命党人在东京所创办刊物上首次创造的新名词。在中国旧书上,没有“华侨”一词。革命期 间与抗战期间,“华侨”一词非常吃香。孙中山为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题了一条中堂,上书“华侨为革命之母”七字,此一词则常被谈“华侨问题”者所不断引 用。华侨对革命的功劳,由这句话得以记上总簿,作为海外华侨,无不引以为荣。

华侨散居全世界。各地华侨都出了钱,也出了力。那么,哪个地区的华侨贡献最大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新加坡列居第二,应该没有那一个地区可以列为第一。这有许多史实可以为证。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即为重要史迹。

全世界华侨南洋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南洋 华侨则以英属、荷属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所谓英属即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砂劳越、汶莱、北婆、缅甸;荷属为东印度群岛,即今日之印尼。二属华侨 最密集地区之枢纽即新加坡。孙中山于1906年来到新加坡,以晚晴园为革命活动领导中心之后,才找到强大的革命支援力量,才助成他推翻数千年根深蒂固的专 制帝政的大功。

在1906年之前,革命工作几乎无法展开,及至1906年革命领导中心转移到新加坡,才轰轰烈烈地进展,完成革命大业。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南洋为革命策源地,南洋华侨为革命的基础。”当时他与孙中山在晚晴园工作。这句话是他亲身体验的结论。

1906年之前,孙中山在海外活动的范围只在日本、檀香山、台湾、香港;领导中心在东京,反而没有触及华侨人力财力最大的南洋地区。

当时日本的华侨只有两万多人,大多为留学生,拥护革命的虽多,只能在笔战舌战,压倒保皇党在日本的立宪怪论。这些留学生后来回国,在华中、华北各省,发挥很大作用;但在辛亥之前,却未能构成一股大力,不足以发动革命。

足以发动革命的力量在南洋。孙中山一生领导十次战役,其中只两次发生在晚晴园为领导中心之前的十一年中,几乎每隔五年才发动一次,另八次战役则在晚晴园为领导中心之后的五年中进行。由此可见:以新加坡为领导中心之后与之前的力量差异,多么悬殊。

华侨力量中心在南洋,这一点孙中山应该早看得出,为什么他不将革命领导中心早一点移到新加坡来,而要等到1906年?否则革命成功的机会,岂必可以提早几年,不必等到辛亥了。

这是受保皇党人之害。下面的故事,告诉我们受害的经过:康有为与尤烈同时来新

1900年惠州战役失败。那年,有两个重要 的中国政治人物到新加坡来:一个是号称“帝师”之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奉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他自吹是神龙的化身,晚上睡觉不许人看,因为睡时要现出龙 形。他的神奇、尊贵,使新加坡一般士大夫及富商,大为景仰,争相巴结,尊他为康圣人。当时新加坡最热心爱国而又有钱的士大夫邱菽园,一下子就送给康有为廿 万大洋。康圣人当时来新加坡,显赫不可一世。后来邱菽园跟他的感情弄得很坏,那是后话。

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被列为“四大寇”之一 的尤烈。他与当时参加惠州战役的志士黄福、黄耀廷、邓子瑜等人逃到新加坡,都不敢以真面目告诉人。上层社会的人视革命党如蛇蝎。尤烈在单边街卖草药行医。 他善医花柳杂症,生意不错,暗中结识下层社会的会党中人。当时新加坡的华侨上层社会是保皇党的天下。

就在1900那年,发生一宗极不幸的事:一 位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与孙中山和康圣人都有交情。他好心要拉拢两人合作,不远千里迢迢跑到新加坡,想说服康圣人。康圣人一听他的话意,劝资助 孙中山革命,非常气愤,于是向殖民地政府告密,说他是清廷派来要行刺康有为的刺客。宫崎寅藏被捕。孙中山自安南赶来营救,也被捕。后得林文庆博士向殖民地 政府解释。林文庆在伦敦求学时与孙中山认识。由林担保获释。但判宫崎永远出境,孙中山出境五年。即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所以他要等到五年禁满,即1906 年始可来星。这就把革命成功的机会,至少推缓了五年。从这点可证:康有为救国之功无能,误国之功倒很大。

当时南洋华侨社会结构很奇妙:下层劳动大 众,多为洪门会派下的会员,这些会党的人,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逃到南洋,分散各地,形成各种组织。新加坡丹戎巴葛的金阑庙,即莱佛士未登陆新加 坡之前,就已存在的洪门组织。曹亚志亦会党中人,他先上岸向金阑庙的兄弟探悉虚实之后,报告莱佛士,这位开埠大功臣才敢上岸。

会党在新加坡的势力很大,有广府义兴、潮州义兴、福建义兴、客家义兴及海南义兴之分。他们与南洋各地会党一样,为了生活,变成为抵抗殖民地政府压迫的反抗力量,以及各帮之间因生活利益之争的私门,竟忘了其本来为“反清复明”的宗旨。

但他们到底是本性纯厚的义民,讲仁义,明是非。义之所在,视死如归。思想一经点明,反清复明的情绪,油然而生。尤烈从1900年到孙中山来新之前六年之中,以中和堂名义,已结纳了不少会党中重要人物。这些人则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骨干。

新加坡为领导中心之后的扩展

1905年孙中山在美洲联络洪门会的致公堂与革命党合作,到欧洲成立同盟会组织,于是东返日本。六月到科伦布时发一电报予新加坡的尤烈,约《图南日报》的人到船上见面。这时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对他的禁约尚有几个月未满。

船到时,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由尤烈介绍,上船拜访。最后他们向当局请准,让孙中山上岸一游。他们在小桃源俱乐部便餐。当时孙中山对他们说:“新加坡是世界公园,应该是什么人都可以游的!”

这句话果然应验,新加坡现在成为世界公园,每年有六百万游客(1992年)。

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各省革命领袖共组同盟会之后,第一件工作即前来新加坡发动组织。

他於1906年2月16日来新,张永福将其 奉养慈母的别墅——晚晴园,让给孙中山居住,作同盟会的大本营。他们立即成立同盟会新加坡支部。一开始就有十三名参加,由这十三名很短时间即发展为数百 名。首次会员大会就党史上所载名录,有二百六十余名出席。这二百多名再发展为上千名。联络上已经不能象别地区可以全体集会方式来报告消息了。

孙中山过去在日本、美洲、欧洲招会员,一个 地方能有十几、二十个参加,就很满意了。这下在新加坡一招就有数百名,其兴奋情绪可想而知。于是由胡汉民起草分帮联络辨法:计分“福、潮、客、广各为一 帮,久附入潮,启附入广”。“每帮举一代表与分会联络。每帮满十人设一通信员,调查会员地址,往来通信。”阅书报社即为分帮联络之总站,纷纷成立。同德书 报社为潮帮的联络站,开明演说阅书报社为帮联络站,即于此时成立。

新加坡共成立五个书报社,另三个为公益书报 社、星洲书报社及同文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原由基督教长老会禧年堂牧师郑聘廷在吉宁街所创立之青年会,为教会附属机构。一般青年认为这是教会讲道的地方,很 少参加。至同盟会在新加坡展开会务之后,郑聘廷牧师与陈楚楠友善,于是将此青年会改称星洲阅书报社,革命党人常去演讲,于是吸引了很多青年参加。不少教徒 与郑牧师,也加入同盟会。

五个阅书报社,现在仅存同德书报社一间而已,倍觉可贵。该社在1911年(即辛亥年)8月8日正式注册为社团。今年为辛亥七十周年,故该社亦订於8月8日庆祝七十周年社庆。

由南洋各地书报社之成立,可见革命势力在1906年以后发展之迅速。

同盟会在新加坡建立基地之后,马来亚各地分会即纷纷成立,并仿效新加坡辨法,会员分帮联络及设立书报社为联络处。全马来西亚设立六十五个阅书报社,缅甸设立十九个。由此可见受新加坡组织影响之大。

南洋的革命基地在1906年建立之后,第二年1907,即轰轰烈烈在广东展开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廉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1908年钦州之役、河口之役,两年之中发动六场战役。由是可知当时气势之壮,情绪之烈,已使清廷震慓懼危保皇党惊惶失色。

新加坡一场大论战

新加坡成为同盟会活动中心之后,南洋会务乃有大跃进之发展。这是属于下层会党方面。但上层社会被保皇党所吸引之士大夫人物及富商,却为革命的阻力;在这方面经过一场大论战,才扭转过来。

中国一般写革命史者,对这场大论战都不加重视,认为是保皇党与革命党在东京、上海与香港论战之余波,不足重视。实则这场论战比过去任何一场都重要。如果这场大论战打败,整个南洋华侨社会的形势,不但不会那么顺利扭转过来支持革命,可能成为革命之大阻力,使革命大业功败垂成。

清廷为冲淡汉人排满的情绪,于1905年玩弄起立宪的把戏,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6年又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这些措施使保皇党人非常兴奋,梁启超等,即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俨然以一个政党的姿态出现,发表政纲宣言。1908年清廷又下诏预备九年立宪,并公布宪法大纲。这对革命运动是一项大反击,加以保皇党的附和,使华侨对革命心理大为动摇。

这样严重的新形势与新挑战,都由新加坡的中兴日报予以驳斥反击,卒至大胜,所以说这场论战是主力战,是总决战,不是东京、上海论战的余波。

当时新加坡办革命言论的报纸,非常困苦,陈楚楠与张永福在1904年创办《图南日报》,宣传革命,一般人都不敢看,只有三十份订户,每天印一千份,要在晚上偷塞进非党人的店内,让他们拾阅。如果公开赠送,要被指责为企图陷害他们。因为革命党造反要抄家灭族的。图南日报办了一年多,亏了二万多元,结果停办。

两个月后,1905年冬,陈楚楠、张永福再集资创办《南洋总汇报》。可是其中有位股东陈云秋看到报上主张革命,大为反对,要求拆股。商定以抽签方式决定由谁承接。结果陈云秋抽得承接权。他与保皇党人朱子佩合股,改为《南洋总汇新报》,加多一个“新”字,而成为思想陈旧的保皇党人的机关报。那是1906年春的事。革命党人这下无报反击,徒被挨骂了。康有为派他的得意门徒欧榘甲、伍宪子等人来星主战,对革命党人肆意攻击。

这时孙中山亦来星了。他们忙于建立同盟会组织。在言论上,暂屈挨骂地位。到第二年(1907)7月12日,同盟会始创立《中兴日报》,于是对《总汇新报》展开猛烈反击。

中兴日报战将如云,有田桐、居正、胡汉民、汪精卫、周杜鹃、林时爽、方瑞麟、陶成章、林希侠、张绍轩(西林)等人。有鸿文巨著,以学理分析,开导侨众;有戏怒文章,斥骂挖苦,令人捧腹。首先对梁启超在东京所发表“正闻社”的政纲宣言,予以驳斥讥刺,题为“驳政闻社宣言书”,连载八天才驳完。

总汇报从美洲召来大将徐勤,于1908年6月底至7月初连续数日,用“亦布”笔名,发表“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指“孙某”之革命,将召来列强瓜分亡国之祸。他指“孙某”之所为,如洪杨之乱,拳匪之乱,乃祸国殃民之罪行。

中兴报于是自七月起至十月连续发表“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精卫)、“革命可以杜瓜分之实据”(精卫)、“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南洋小学生——孙中山笔名)、“驳总汇惧瓜分之说”(汉民)。每篇一刊七八天或十几天,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如狂涛怒潮,沛然莫之能御。详读其文字,都非常浅白,心平气静,就事论事。这些文章,在当时一方面固在驳斥总汇报之谬论,更重要一方面乃在开导侨众。这些文章入情入理,侨众传阅,始清楚认识保皇党甘为满清奴隶为可耻。胡汉民回忆那次论战:“保皇党在星洲不敌,则急由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故他去。保皇党既墨,华侨乃趋于革命旗帜之下。”

这一场胜战,使新加坡以及全马来亚上层侨众,拥护革命,影响辛亥大功至钜。

此后,中兴报直斥总汇报主笔为奴隶,为走狗,丧心无耻,民族败类。孙中山亦以“南洋小学生”笔名,在九月中教训总汇报记者平实,题为“平实开口便错”、“平实尚不肯认错”。斥他把“时势”当作为“自然”之幼稚。胡汉民许多短文,如“总汇报词穷之可怜”、“斥总汇报之谬妄”等文,非常幽默犀利,使总汇报无力招架。

居正以“药石”笔名发表“论国会兴国民之利害”,把民主宪法、国民之权力义务,分析比较,教导侨胞。这是非常好的学术文章。胡汉民发表“呜呼!满洲所谓宪法大纲”,把满清企图以立宪把戏,阻止革命运动之阴谋,加以揭发。更使侨众坚信非革命无以救国。

晚晴园图书馆及同德书报社所藏台湾与大陆出版之辛亥革命前之文献史料最完全了。我花两天功夫细阅,发现这些史料专集,都没有刊载中兴报与总汇报这一场大论战的文字,难怪中国史家不加重视。新加坡国立图书馆藏有这二家七十年前报纸缩影菲林,但也不完全。其中重要几篇已由小女悠儿逐日细阅,把它影印下来。我希望有热心者,肯予协助出版,当为一项极有价值的史料。

捐献巨款支援义举

革命是要钱与要命的。自1906年以晚晴园为革命领导中心之后,钱的问题即由晚晴园开始,向外劝募。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需钱的,也都到晚晴园来要。孙中山住晚晴园时,陈楚楠一天到晚都陪着他。陈楚楠说:“孙总理每天一早起来,就是出门募捐。远道自香港安南来的,向他要钱就给。有同志告诉他:这些人有的是骗钱的,是假的。孙总理却说:‘多给几次,就是真的。’”

1907年与1908那两年之六场战役,孙中山有的亲自指挥。每次寄来新加坡的信件,除报告军务而外,就是要钱。当时最特殊的募捐大员邓泽如,南北奔跑,处处向人求捐。当时全马各埠的有钱人,受了保皇党的恐吓欺骗,都倾向保皇立宪,不敢与革命党人接近,所以大笔钱难捐到。胡汉民自传中谓:他向锡矿大王陆佑劝说了几小时,才捐得十五元。倒是会党中人,热心支持。他们收入有限,但每人却能十元、二十元捐出,令人感动。那情形就如三轮车夫之捐助南大一样;人虽穷,但仁义之事,决不后人。

开辟诗巫的港主黄乃裳,放弃包烟包赌厚利不干,辞掉港主,由张永福介绍认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他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与潮安宏安乡人许雪秋联合发动同盟会第一次战役,潮州黄岗起义。那次潮州人林受之个人,前后独捐三万多元,伸算现在新币可值三千多万元。

黄岗失败之后,接着惠州七女湖之役,都是由新加坡出钱策动的。镇南关与河口战役,除了事前捐输,退下来战士,又要安顿给养。河口退下五百人,安南政府驱逐出境,全体到新加坡来。起初新加坡殖民政府不接受入境,经过交涉,最后由张永福等人担保,每位二百元,一下子就付出十多万元以上。陈楚楠、张永福的富裕大家业,为了革命,几陷破产。

几次战役失败下来,至1910年决定要好好充分筹备,攻入广东总督府,以求一举成功。新加坡活动已受到当地政府及清廷与保皇党之监视压力;于是各地同志,秘密潜赴槟城集中,在是年十月十二日于大石街,吴世荣主持之阅书报社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进攻总督府之行动。这就是革命史上著名的“庇能会议”(当时译槟榔屿为庇能)。

孙中山在自述中说:南洋同志出钱很多,这时已成强弩之末。他在会议对同志说:“现在时机已迫,应作破釜沉舟计划,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检讨过去失败,是力量不集中。现在需先集齐款项。成功和失败,在我们现在作决定。”

那次决定筹款最少十万元。英属五万元,荷属五万元,安南暹罗三万元,其他地区不计。当场捐献八千元。结果至辛亥年一月中,英属筹得四万七千元,荷属三万四千元,齐汇香港。黄兴致南洋同志信件,大为感激。他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各志士必将散去,将无希望。结果广州战役依计划爆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牺牲,震惊全国,而促成武昌起义,而完成推翻清廷专制政府的革命大业。”

应该保存革命史迹

新加坡对中国革命贡献如是之大,影响中国历史发展如是之巨,而今日仅存于新加坡的革命史迹,只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而已。如不善加保存发扬,是新加坡自我抹煞自身的光荣。

1895年广州首次战役失败,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在神户被日警所捕,将送清廷治罪。适当时有位金门旅日华侨王敬祥,在神户设复兴号,经营国际贸易及钱庄,分行遍设大阪、东京、大连、烟台、上海、台北、庭门等地,赚了大钱。与日本朝野政客名流很有交情。闻知有中国革命党人被捕,即下船探视。询问之后,始知为轰动伦敦之孙逸仙,甚为器重。乃向日警力保,将之释出,住王氏店内有年,王氏尽量介绍日本政界人物予孙中山认识。他在日本能得日本人要员之同情赞助,活动始得打开,均为王氏之力。

但在革命史上始终没有提及王敬祥其人。直至前年台北政府官员在金门王氏祖宅发现大批革命文件及孙中山与王氏合照照片,大为震惊,始知王氏对革命事业有如此重大贡献。台北经拨出巨款重修王氏十八座一列毗连的祖屋,名曰“民俗文化村”,作为纪念革命胜地。

北京方面知悉王氏对革命贡献,亦派专人到神户、大阪王氏的复兴号店内,访录史料,也将予以褒扬。

金门这一位热心革命的爱国者,有很多了不起的后裔:发明“胰岛素”名震世界之有机化学家王应睐博士,即王氏之公子。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化学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华侨抗日空军英雄王少平将军、南洋商报已故前摄影组主任王维桓、曾任台北空军上校王维明(女画家车澄霖的夫婿,现居新加坡),均为王敬祥的嫡孙。台北与北京都在向他们征集史料。

任何国家都珍视其先辈之光荣史迹,新加坡国土虽小,却能对世界进步大事业作出贡献,这是新加坡的光荣。我们必须重视先贤先烈的光荣史迹,以提高新加坡人民的荣誉感,才能塑造出自身独特的文化,才能提高人民的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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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历史_histor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