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是狐狸还是刺猬?

12/03/11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古希腊阿齐罗库斯的诗句: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却只知道一件大事。

英国文学家Isaiah Berlin将之用来分类作家,狐狸作家具创意意识,小说有丰富出奇的情节,刺猬作家善于理性结构,小说主题发展有条不紊。

狐狸是从日常生活中累积的经验而不是根据原则去解读与解决现实问题,相反的,刺猬是从特定的思维去了解与处理现实问题。因此,狐狸和刺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与处世方法。

近人引申为从实体现象看问题的从政者为狐狸,而从现象的形上意义看问题的从政者为刺猬。通俗的说法是,前者是从利益而不是原则去决策,后者是从原则而不是利益去处世。

美国专栏作家Tom Plate的《与李光耀对话》中的‘狐狸和刺猬’一章就是从这一个主题去探讨李光耀在看待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中所依据的思维逻辑。

李光耀对这一个提问的回答是:我从不以这种角度来看待问题。哲学与理论不是我的强项,我对这类学说有兴趣,但我的一生从不受这些论说所支配。我把事情处理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例子中去发掘其中的原理。我不会在理论层面上花费工夫。我会反问:是要在何种情况下才会有效?如果,在多次尝试后取得成果,我会找出那是来自某个方法,然后,我会去理解其中的道理。

Tom Plate觉得李光耀在本能上是不相信政治理论的,认为这些学说要不是危言耸听就是天真无知。

李光耀自认为是实用主义者:只相信有业绩的方法。李光耀说:1960,1970,1980年代的第三世界因采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拒绝了跨国公司,但是,我却逆势而行并且取得成功,随后,区域内的其他人争相仿效。

李光耀自我评价这个成功例子时说:我的决策方针是什么?当面对困难或者重大问题,又或者出现相互矛盾的现实状况时,我会反复估量各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因为当我的决策不能解决有关问题时,我必须还有其他的选择。我会挑选出一个成功机率最高的方案,但是,如果一旦失败,我可以另谋对策,这种作法避免了掉入死胡同的危机。

Tom Plate认为,李光耀在解决问题时会有两套作业方案,当一个方案出现问题时,另一个备用方案就可以用来解危。

由于李光耀选择了和跨国公司合作的方案,那么,这是否表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否亦表示他是以政治意识形态去决策的刺猬?

李光耀断然否定这种解读:我并非反对马克思,我是反对共产党,也就是说反对列宁的模式;以政党垄断权力,在上台后以权力牢牢的控制整个社会。

李光耀的看法是: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正义的剥削了劳工创造的价值,这最终会带来革命,把资本主义消灭,可是,这事件并未发生因为工会改善了工人的待遇,而政府也通过住房,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障来重新分配所得。

此外,李光耀也认为政府干预减少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使到社会往前发展。然而,李光耀却也担忧,因为政府干预一旦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决策方案,则这种政府干预会带来灾害。

李光耀以西方当下的情况为例,欧洲政府的社会福利使到人民变得懒散,经济发展因而停滞不前。要是美国政府也仿效欧洲,则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会失去动力。

Tom Plate对李光耀的这些说法做出点评:李光耀会毫不吝啬的提供意见,因为他乐于充当新加坡圣人,他的见解有深度以及平衡。他并非宗教式的信奉自由市场,因为他不相信人有完全的理性,认为人的行为是不可以精准的被预测,因此,他们的决策未必是符合自己或者社会的利益。

在对话中,李光耀对自己的判断本能做出了解释:这可以先从我的性格去分析。我的思维来自我的性格。我何以会是如此?或者我的DNA决定了我的行为。另外,我有自己的人生历练。有人遇到了不可预见和不可预知的情况,整个世界就这么样垮掉。我经历过这情况。英帝国原本有望在东南亚纵横一千年,却在1942年日军人侵时跨掉。我从没想到他们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走。他们做到了,欺凌我们,包括我在内。幸运的,我保住了我的脑袋,许多人却丢了头颅。

这个经历让我比毛泽东更早的认识到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日本人展示了所掌握的权力,英国人没有必要展示暴力,他们有优秀的科技,商业与学识。他们以雄偉的政府大楼来展示凌驾人民的英姿。这座大楼主宰了整个新加坡。我从中学习到英国人如何治理,如何主宰人民命运的方法,以及日本人如何运用暴力的技巧。

日本入侵后,他们占据了所有的高楼大厦,成为统治权力,当他们掌握了你的生死,你服从,要不然,没有食物,拘捕,凌辱。整个人口变得温顺,除了几个不要命的逃去森林反抗…。

你可以说我是只狐狸,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情况或者在那个情况时,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发生。要步步为营,就如一只狐狸一般。

Tom Plate在探索了李光耀的狐狸性挌之后,再尝试探讨李光耀是否有刺猬的属性? 于是提问:新加坡是否会成为一个柏拉图式的共和国:精英统治,英才社会,普及数育,反对一人一票;柏拉图反对流浪汉和大学数授享有同样的投票权力。

李光耀回应:柏拉图所说的是一个城市国家。我们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大型国家。我们往后的发展会是如何,我无从说起,但是,不会就如日裔美国学者Francis Fukuyama 所说的历史终结那样:没有其他政治体系可以超越民主,或者取代它。这说法是不正确的。

李光耀向来反对民主体系的一人一票制,认为人民所要求的是一个好政府:每一个社会都渴望由一名能够为最多人带来最多好处而且公正不阿的领袖领导。我们如果没有做出适当的调整是不能够把整个社会维系起来,我们让马来人分享,虽然他们并不如其他种族的勤奋与能干,一个公平的成果。他们的生活好起来,有自已的房子,更多人受高等教育和成为各种专业人士。他们之所以有了进步是因为看到邻居很努力的敦促孩子的教育,这领悟帮助了他们。

Tom Plate认为李光耀信奉优生学:龙生龙,凤生凤。因此,李光耀是以同情的眼光看待马来人,但亦相信他们的教养中不具追求与实践目的的特性。

李光耀的处理方法是进行有利各方的经济发展,以及采取新方法去重新分配财富。

李光耀提起他给予新疆官员的忠告:为何你们不换个方法?你不可能把维吾尔人变得和汉人一样具有商业竞争力,何不让你们的汉人公司把最优秀的维吾尔人招来成为小股东?那么,他们就可以和汉人一样居住在高楼,以及分享经济成果。相反的,他们被赶出大公司,连小贩商与小店家也遭受排挤。如果我是维吾尔人,我会觉得汉人剥夺了我们。发展只意味着更多汉人到来,更多的汉人是无所谓的,如果我变得富裕,但是,我变得更穷了。

李光耀认为制造种族情感与国民意识的对立是一个愚蠢政府的行为。在经济和政治上,人民是越统一而不是越隔离,则越有利经济发展,也会带来政治安定。

李光耀再以斯里兰卡政府与淡米尔之虎的冲突为例子:政府打败了淡米尔之虎,虽然斯里兰卡人不如少数族群淡米尔人能干。他们被排挤,这是为何淡米尔人要叛乱。他们不可能消灭所有的200万淡米尔人。淡米尔人和斯里兰卡人一样,他们也在此地居住了很长的年月。他们不会屈服也不会消失。斯里兰卡总统认为已经把问题解决,淡米尔之虎已经被杀掉,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Tom Plate觉得这些对话凸出了李光耀鲜为人知的一面。这和李光耀是个强硬家伙的形象不一样,他的政府是温和的,有协商意识,和有智慧的。斯里兰卡政府的所作所为和李光耀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

Tom Plate在总结这一章时写道:李光耀的成功程式是从不进行一场无法胜利的角力。不去盲目相信民主就是一个好政府,斯里兰卡并没有因为一人一票而成为一个民主政体。李光耀不反对有业绩的民主政治,他反对为民主而去维护民主政体。这也就是美国的立场:我们支持他是因为我们认可他,我们谴责他是因为我们不认可他。李光耀也反对为了政治正确而去维护某一个立场。他总觉得中国人比其他种族更苦干。他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的天下。他觉得斯里兰卡人应更尊重淡米尔人。他怀疑普通的马来人会变得和中国人,以色列人和日本人一样的勤奋苦干。日本人的干劲反映了一个现实:即便是一个不完善的民主式政府也不会影响经济有效的发展。

后记:

这些谈话乃是李光耀为了阐述自已的政治思维而假手他人笔录的重要文字记实。文中引用的李光耀谈话内容并非直译,由于有所删节所以和原文原意难免有所差异;要一窥全貌请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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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