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破解经济增长的斯芬克斯之谜

02/03/11

作者/来源: 赵逸楠 海南日报 http://theory.people.com.cn

  人有少年、壮年和老年之分,经济的发展也和人的生命状态一样。随着经济的不断成熟,寻找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第三条腿就成为每个国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希腊神话里,底比斯栖息着一头可怕的怪物,她有着狮子的身体和美女的头部,并且以人的声音说话,自名为斯芬克斯。她居住在城外的一个岩石之上,要求底比斯人每月送出一个少年作为牺牲,除非他能够回答出她所问的一个谜语。从来没有人能够从她那里活着出来,直到俄狄浦斯被作为牺牲送到她的面前。这只狮身人面的女妖用甜美的歌声唱出了她的谜语:“什么动物的身体是一成不变的,但它用来走路的足,却初而为四,继而为二,终而为三?”俄狄浦斯沉思片刻之后,抬头大声叫出了谜底:“那只动物就是人!当他是婴孩之时,四肢匍匐着在地上走,成年之后用两脚直立而行,最后在老年之时,则三只脚蹒跚而行,这第三只脚就是他的拐杖!”斯芬克斯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只是锐叫了一声,从岩石上跌落而死,应了她注定的命运。

  斯芬克斯的谜语告诉我们,人是有少年、壮年和老年之分的。经济的发展其实也和人的生命状态一样。索罗模型指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来源: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每一要素扮演着不同的主角。斯芬克斯的谜底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要素角色转换的隐喻: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民间资本缺乏、消费被长期压抑、技术亟待进步,加上落后体制的转型释放出强大的动力,宛如婴儿的四条腿,支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进入1980年代后,当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逐渐衰减之际,国际产业转移的需求又带动了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同时人口红利逐渐进入微笑曲线的最高端,因此,每当遇到国际经济危机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成为国内最为有效的增长手段。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财政政策主要投向的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正外部性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处于扁平阶段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年龄阶段造就的高储蓄倾向给了货币政策以巨大的发挥空间。就像成熟的巨人一样,我们迈着这两条腿又跑过了中国经济跨越式增长的一段时光。

  斯芬克斯谜语的第三条腿又在何处呢?经济增长的索罗模型认为,经济扩张代表了两个增长来源的加总: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长,包括就业的增加,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物质资本存量(机器,厂房,道路,等等)的增加。而另一方面是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是更好的管理或更好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但在长期,最主要的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经济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依靠增加经济要素的投入是有效的,但在经济增长迈入成年后,仅仅增加投入,而不提高使用这些投入的效率———即使将再多的投资用于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也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靠投入驱动的增长注定是有限的。在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之外,经济增长必须找到自己长期的第三条腿———那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按照索罗的统计,在过去的150多年中,美国增长中的80%要归功于这第三条腿的支撑,而要素投入的增长只贡献了20%左右的份额。

  在经济增长的经典索罗模型和拉姆齐模型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教授提出了奠定经济增长理论第三块基石的“世代交替”模型:与俄狄浦斯的智慧如出一辙,它假设的基础是:人是有少年、青年和老年的,而一个经济人的生命则只有青壮年和老年时期。任何经济增长问题都必须在消费者如何分配自己人生不同阶段效用的前提下才能讨论。经济人对不同人生阶段的消费偏好的不同,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整个经济社会劳动人口结构就决定了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到底是产生收入效应、替代效应还是风险规避效应的问题。比如说,在整个社会进入老年社会时,实际利率水平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收入效应,从而刺激消费和经济的增长。因此,在戴蒙德模型下,我们得出了与凯恩斯增长完全相悖的结论:资本的均衡点并不是唯一的,从不同的经济初值出发,最后都有可能达到经济平衡增长的道路。从戴蒙德模型的结论出发,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通过结构性的手段,重新配置资源从而保证消费的持久性提高,以确保社会整体福利的帕累托改进。这构建了社会经济“和谐式增长”坚强的理论基石。

  对斯芬克斯的谜底缺乏了解的结果是可怕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之前,前苏联和东亚国家都曾维持过一段时间内的令人瞩目的增长,并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眼球。但他们却发现前苏联和随后的东亚的新兴国家的增长只是建立在投入的快速增加的基础之上。当动员一切经济资源投入的运动逐渐进入成年,上述国家再也无法找到经济长期的拐杖时,传奇就到此为止。斯芬克斯的阴影摧垮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

在1966年到1990年期间,新加坡曾经持续用三倍于美国的GDP增长率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每10年就翻上一番。但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发现,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了超过40%以上的份额,劳动力的工作比例从27%上升到51%,三分之二的人已经完成了高中教育,他就得出断言,东亚的经济奇迹无以为续,并且将再可能“从奥利皮亚的高峰跌落到泰萨里平原”,在一场危机到来之后,他们都只不过是纸老虎而已。

  在中国模式的辉煌之中,斯芬克斯的阴影也正向我们招手。我们已经习惯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条凯恩斯主义的大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曾经支撑中国经济的两条大腿很可能正将我们带入到女妖的陷阱:随着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逐步完成,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正在逐渐减弱;而随着人口结构跨过刘易斯拐点和储蓄率的峰值,货币政策将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而踟蹰不前。克鲁格曼在十多年前就曾经指出,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换而言之,通过尽量地延长经济的青春期而换取更长的两条腿走路的时间。但当斯芬克斯的规律最终总要临近的时候,克鲁格曼预言的“中国综合症”还能避免吗?在中国经济面临需要寻找第三条腿的结构性调整之时,再一味地主张用刺激总需求和增加总供给的凯恩斯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经济学家,也许都应像俄狄浦斯之前的少年一样,被狮身人面的女妖撕成碎片。

(作者单位:海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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