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有没有知识分子?

19/02/11

作者/来源: 新加坡文献馆

何谓知识分子?一般上,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有较高文化水平、具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华文词典简单解释为: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而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

英文词典把这个源自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一词解释为:一个有高智慧的人;在学问上追求真知灼见的人;一个根据理性而非感性进行思考的人;一个专业的脑力工作者。

从历史源头来看,知识分子除了具有高智慧,以理性而非感性进行思考之外,还要具备社会使命感;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统治权力之外,独自形成一个社会阶层。

在现时的社会认知情况下,受过高等教育者普遍被尊称为知识分子,然而,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社会使命感,因此,有必要将知识分子一词更进一步区别。

自2005年起中国一家周刊首先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比如,茅于轼、吴敬琏、张五常、郎咸平、杜维明、李敖…。 

在西方社会,哥伦比亚大学的中东裔学者爱德华 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以极具争议性的东方主义著名,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通过文章与公开演说讨论政治,音乐与文化课题。他把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解读为追求人类的自由与知识,并且认为这一个社会使命必须是在现有体系与社会架构之外进行。换言之,在本质上,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要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去改进社会现状。

深受萨义德尊敬的另一位美国学者,犹太裔的诺姆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亦是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1967年初,他在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知识分子的责任》,公开自己反对越战的主张,并号召知识分子一起行动起来。他因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被人批评不爱国,不过,也因敢说敢言被一些人称为社会良心。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从Dwight Macdonald 质疑人民在政府的战争行为中有何责任这一议题出发,提出知识分子由于拥有更多的资源,所以必须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担当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一个责任是向人民指出事情真相,揭发政府的谎言;而真相是源于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不是来自当权者编造的扭曲历史叙述。

乔姆斯基认为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责任,那就是:“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为此,乔姆斯基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有必要从天真与自以为是的传统世界中醒悟,去关注国家大事与社会问题。

综合而言,无论历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者近年新兴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具有社会意识的个别人士,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去挑战当下的政府政策。

这一个简略的公共知识分子框架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元素:有追求真相与社会正义的个人使命感,有批判当权者决策的个人勇气与能力。明显的,这种具有浓烈国民意识的社会行为,摆在任何政治形态的国家里都是一种爱国行为。

虽说社会使命感来自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观感,可是,政治环境亦可以起着鼓励或者压抑的效用。相比之下,亚洲的异议者往往要面对更大的政治代价。那么,由李光耀政权塑造的现有政治文化大环镜里,新加坡能否有适当的自由空间,允许个人履行追求历史真相与社会正义的国民责任?

按萨义德的说法来看,公共知识分子是来自统治阶层之外,但是,在新加坡,这么一个独立于当权者的社会阶层是近乎不存在的,因为政府的影响力充斥了最可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教育,传媒,以及专业领域。

因此,只要回顾历史,看看政府的一些作为,就可以从中了解新加坡是否可以催生公共知识分子。

1959年李光耀执政后,先是通过不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剥夺了南洋大学的发展与生存空间;王赓武报告书就是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政治产物。另外,当权者亦通过逮捕行动,彻底清算了华文知识分子中的异议者;谢太宝就为此丢失了32年的人身自由。还有,文化界的潘受与郭宝昆等一些华社知识分子,也受到褫夺公民权,或者无审讯长期囚禁的政治惩罚。

当年,新大的政治系也因为政治学无助经济发展的论说而被并入社会学系。此外,在入学许可证的要求下,只有符合政府条件的学生才有进入大学的机会。当然,政府也毫无顾忌的干预大学学生会的活动。

政府对大学师生的规范持续不断,1980年代,李光耀在国立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当面警告坐在前排的外籍教授,如果他们参与新加坡国内的社会与政治议题,其后果将是乘坐下一班航机离开新加坡回返自己的国家。

这种严厉约束大学师生参与反对党活动的政治文化在新加坡根深蒂固。Christopher Lingle 因为批评当权者以破产手段打击反对党而被迫匆忙逃返美国。徐顺全由于挑战了当权者,在诽谤官司的困扰下,从担任大学教职的一个中产变成破产的个人遭遇,也是另一个鲜明的例子。

当年,李光耀在全面控制教育体制的同时,也管制传播资讯的新闻媒体。1971年李光耀开始整顿新闻业,彻底清算反政府思维。李光耀指责报章玩弄种族课题:马来报渲染马来人特权课题,华文报操弄华人语文课题,英文报宣扬西方腐败生活方式。其结果是政府通过管理金股,以及股权限制,有效的,不费分文控制了出版所有语文报纸的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

理所当然的,新加坡新闻从业员与报章是不会,也不可能提出不符合李光耀政治思维的社会观点。事实上,新闻言论成为顺民思维的典范。时评中亦不乏二丑艺术的表演。

李光耀通过对高等教育与新闻业的干预,分别去规范大学师生与普通市民的思想意识,这无非是要消除人民的政治醒觉,塑造唯命是从,无反抗意识的社会。

在重重的监管下,一个备受功利主义支配的现实社会里,务实氛围培育了同样务实的民众。在这种人人都以个人经济利益为优先考量的社会里,自然而然的,追求真相与正义,以及爱国精神都是没有市场价值的社会行为。李光耀的无国论印证了这个现实。

李光耀穷其一生的不择手段努力,却塑造了一个失败的,没有国民意识的非真正国家的新加坡;试问,一个没有认同感,没有归属感,人人自扫门前雪,自私自利的环境,又怎能会培育出关怀国家大事与民生疾苦的知识分子?

人生会出乎意料,期待与结果不一定是同样的一回事,不过,话说回头,没有知识分子的现实也未必不是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必然结果;或许,李光耀的原本意图就是要塑造一个没有国民意识的非真正国家的新加坡?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因为按新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后殖民地的统治者往往就是西方资本世界的代理人。

好多年前,李敖写了一篇批评琼瑤小说的文章《没有窗那有窗外?》,同样的,新加坡没有知识分子,又那有知识分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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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