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儒学的幻象

16/04/08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儒学运动”,即使从狭义而言,也不单纯是课程改革或道德教育运动而已,它同时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运动。参与的认识不限于一群中学生和教师,也包括了许多的社会成员、学术精英和政府领袖。广义来说,它还不局限于教育与文化两个层面,而且与社会秩序之稳定及道德价值之重建、政治威权的确立及外交上权衡撙节的手段,都有着连带的关系’。这是一名学者对新加坡儒学运动的叙述,也大体上反映了许多新加坡境外的中国学者对新加坡社会文化的一般性看法。

‘当然,随着年岁渐高,李光耀的脸上也会写上慈祥,刻下和蔼。这是漫长政治生涯磨合出来的圆融境地,是无数政治斗争打造出来的中和境界。儒家经典描状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圣贤风貌,中华先人推崇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风度,正是眼前这位老人的仪容气象’。这段文字反映了一名专长研究李光耀和新加坡政治的中国学者,对李光耀的崇高敬慕。把李光耀看成崇拜偶像是个人的选择,旁人无可非难。然而,要让李光耀分吃冷猪肉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

外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往往会对新加坡尤其是提起儒家思想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浪漫情怀。因而许多中国学者是从正面与积极的角度来赞赏新加坡提倡儒学教育的活动。置疑儒家思想的观点偶而也会出现。杜维明在和中国经营报的谈话中提到:‘台湾有个数学家叫吴大猷,以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非常不喜欢儒家思想,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也值得我们反省的质疑:“儒家对经济发展是不是必要条件?”如果是必要条件,美国、欧洲都不可能发展,因为他们都没有儒家思想。那么,是不是充分条件?当然不可能是充分条件,如果是的话宋代、清代都发展了,但是事实是没有。他就总结儒家思想“既不是必要条件,又不是充分条件,没有条件,那么它是荒谬的” ’。吴大猷未必是不喜欢儒家思想。他对儒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置疑是符合科学理性探讨学问的求知精神。要认知新加坡和儒学之间的因缘,应该学习吴大献的科学理性探索思路,才能求知其真实的现象。

新加坡儒学现象纯是政治舞台的巨型文艺演出,是为新加坡专制政体量身编织的一件文明礼袍,和社会民生并没有密切的关系。历史学者梁元生对新加坡儒学的发展有详细的史事记述:‘1980年初新加坡提出中学道德教育课程。1982年李光耀把儒家伦理加入课程之中,聘任杜维明和余英时为顾问。1982年夏秋之间举行高姿态的八月群儒会星洲。来自美国的有熊介,吴元黎,唐德刚,余英时,陈真爱,许倬云,杜维明。台湾学者是伍振鷔。他们在新加坡作公开演讲接受电视台记者的访问,以及和政治与社会领袖进行多次的对话。1983年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广邀国际学者进行儒学研究。1987年在山东曲阜举办国际儒学会议,有超过二百名学者参加’。诚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儒学造势运动努力不懈,从而成功塑造了新加坡是儒学之地的鲜明国际形象。刊登在国际报刊的新闻图片,形象的突出李光耀会客的茶几上有一具站立的夫子塑像。这一个传媒的公关形象工作多年不变,成功塑造了李光耀的儒者风范。2008年2月18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就登载了三人行照片:贵宾,孔老夫子和李光耀。联想是人的本性,持之以恒的思想灌输是可以达到特定的效果。显然的,外国学者对新加坡儒学的认知也难免不受公关作业的影响。然而,新加坡儒学只是一种幻象,不能当真。

1984年,包括儒学教育在内的两年中学道德教育课程正式在学校执行。John Clammer (1998) 仔细的分析了这一段社会历史:‘李光耀对这一新政策的结果大为失望。首先,华人家长选择宗教课程而不是儒学教育。其次,华人基督教信徒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倍受学业压力的学生,转而通过教会的社区活动寻求精神上的舒缓’。Clammer认为‘基督教会可能取代人民行动党对青年的影响力,是令李光耀感到极度不安的因素’。这一项出乎意料的新社会发展将挑战人民行动党在制定社会秩序上的政治权力。而在新加坡的政治文化里,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是可以挑战人民行动党的绝对政治权力。另外,人民行动党向来强调为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必须安定所以有必要把反动的幼苗连根拔掉。因此,理所当然的,在1989年,当儒学教育并没有获得如期的政治效果,反而可能变成对李光耀而言一头祸害无穷的洪水猛兽。这一个耗费巨资精心策划的道德教育课程就骤然落幕。

由此可见,从1984年开始直到1989年的结束,儒学教育在新加坡仅仅推行了很短的5年时间,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段里,也只有很少数的华人学生选择学习儒家思想。学者忽略了儒学教育是以彻底失败收场的这一历史真相,无疑会过头的,不实际的,不符合现实的,高度赞赏李光耀在推广儒家思想的积极努力,与成功塑造了新加坡为儒家思想社会的想当然儿结论。

新加坡绝对不是,不会,也不可能是一个儒家社会。首先,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这一种社会里,英文与英语是自开埠以来的统治阶级语言,也是社会与经济的主流势力。换言之,新加坡是一个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社会。在殖民时代,华人小孩戴瓜皮帽穿唐衫只不过是反映了海峡华人新年习俗,热闹热闹吧了!衣着不能代表儒家思想。事实上,这些峇峇小孩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一名杰出的西方绅士。其二,许多土生华人缺乏文化认同,特别是洋化华人甚至于不认为自已是华人。一本二战日治时期的半自传小说,就叙述了海峡华人,把在日本人魔掌下生活的苦难归咎于外来华人:我为什么要受到你们的华人原罪拖累而活受罪。想当年周恩来把李光耀描绘为香蕉:外黄内白。其三,崇洋的华人有鄙视华文文化的通病。一名黄姓医学教授就把中药形象的描绘为牛吃草。这种排华心态可以接受儒家思想吗?其四,受传统华文教育,说方言的新加坡华人是社会阶级里最低层的弱势者,也是贫困阶级。这一阶级的人民虽然是在传统习俗文化环境中生活,但是其文化认知水平已经沦为低俗,甚于是带有浓厚的民俗迷信色彩。华人节日中以中元盂兰节最为活跃,其组织也最为完善。新加坡摄制的一套以鬼节歌台为题材的影片卖个满堂红,就反映了本土华人文化的层次水平。这一生活现实和一个理想境界中的儒家思想社会,在相比之下无疑是天南地北,两个全然不同的层次。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是,高文化水平的华人崇尚西方文明,不屑华人文化,更不会有学习儒学的动机。家长的课程选择就明显指出,华人社会乐意接受基督教育,拒绝儒学教育。实际上,众多新加坡华人缺乏认识高深儒家思想所应具备的基本文化水平。健在的南洋大学校友应该是新加坡最后一批本土教育的华人知识分子。

1960年,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告诉南洋大学:‘我们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上栽种中国的果树的’。同一道理,新加坡更不具备条件培养圣贤风貌的儒者。新加坡在儒学研究方面的确是以非常热烈的高姿态进行,但其范畴只局限于研究院,而其中参与工作的泰半是外国学者。新加坡巨额投资进行儒学研究不能等同新加坡是儒家社会,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种高层次的文化工作,和在水深火热中生活的华人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所以学者把新加坡儒学运动等同社会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事情不能单看表面现象;吴承恩的雷音寺出了假菩萨。曹雪芹道破了了便好。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没了!诚然,真假皆幻象。悟空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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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