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有冇社会危机意识?

20/11/10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伊索寓言:野猪对着树干磨獠牙,狐狸问,没看到猎人为什么不躺下来休息。野猪说:等到猎人和猎狗出现时再来磨牙就来不及了。

掉入沸水中的青蛙会马上跳出来,但是,浸泡在逐渐加热的温水中的青蛙由于失去了热知觉而最终会被烫死。

这两则故事说的是危机意识。1960年代,李光耀以新加坡是被回教国家包围的危机来吓唬新加坡人,激发社会的生存主义思维。这是新加坡的野猪磨牙年代。

1990年代,人民行动党政府以更多好年头的政治口号来争取选票。这是新加坡的青蛙泡温水年代。

新加坡政府的百事可乐,样样都第一的心态,让朝野上下沐浴在大大的自我感觉良好氛围中,那么,人民行动党政府和新加坡人民还会有危机意识吗?

《危机经济学》(Roubini & Mihm,2010)序言里对危机概念的一些精炼见解,或许可以摆放到新加坡环境里作为检测标准,窥探新加坡社会的危机感。如果这个社会谦虚的自我警惕,从自我陶醉的意境中略为清醒,也许可以多少避开那一场在未知将来势必铺天盖地而来的全球经济大海啸。

1、‘2009年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迪切尼说:没有人具有这样的智慧可以预知到这场金融大风暴的来临。这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之前已经有许多危机讯号出现,可是都不被当成是一回事;换言之,把危机讯号等闲视之的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解释风暴为何会终于发生。’

2、‘许多人不认真看待危机讯号是因为他们相信制度本身会自动进行调节,最终可以化险为夷。这些人把不平常的事看成是偶然的,非常不可能的,只是极端异常的,只是短暂的,他们也同时相信自已的智慧与能力足以克服这些反常现象。’

3、‘危机是无处不在的因为那是习惯造成的必然结果。危机就象一场台风,是可以预测到的,但其动向与大小却让人捉摸不定,可以从近乎微弱到就快要消失的情况下,突然毫不迟疑的发飚发狠让人措手不及。’

4、‘危机的发生有其一定的道理,是可以观察到的,也可以通过了解去预测并进行处理,以避开其所带来的危害。’

5、‘要明确的认识危机的源头并有效的将之解决。不适当的危机处里,会错失补救的契机,让问题变得更严重,从而导致积重难返。’

6、‘此次的危机是否是因为监管机构的制度疏漏和玩忽职守,从而导致金融企业的过度冒险?’

简言之,危机并非突然间的从天而降,相反的,危机来自当前社会的制度体系本身,尤其是规划制度的政治与经济思维。当社会习惯于目前的舒适环境而拒绝改变,在过度的自信中,危机就会悄然的到来。

雷曼在轰然倒下的前一刻,在世人眼中还是一个国际财经界里天之骄子的巨人企业。新加坡亦向来自许是个足以让其他国家借鉴的成功模式,试问,新加坡会不会就是一个倒台前的雷曼?

新加坡有着不少的危机讯号,但关键的问题是,有多少人把这些讯号看成是危机预报,并认真的把它当一回事,从而谨慎的进行危机处理?

其一,前不久的乌节路大水灭被看成是非常不可能的,极端异常的短暂灾害,虽然更早的一两年前新加坡已经在低洼之地出现过积水不散的水患现象。

据悉,乌节路大水灭是因为通往新加坡外海的排水道里淤泥堵塞,而之所以会有堵塞是因为多年来没有人去清理淤泥。之所以没有人会去监管与处理排水道流水情况,却是因为自从排水道加盖成为行人道后,眼不见为净,没有人看到沟渠内的淤泥也就自然而然的不被视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危机。多年后,问题终于破茧而出,但是,为官的却将之视为一个百年一遇的偶发性问题。

此外,官员在滨海城南的水坝完成后,不就夸夸其谈说新加坡再也不会有水灭为患?这种豪言壮语的自信是否模糊了政府应有的危机意识?

李光耀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牺牲半个路面改建沟渠,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回应,把水患看成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无助于认真解决新加坡面对水患危机的问题。

其二,新加坡举办的首届青奥运是否成功有两种说法,官方认为这是一场物有所值的成功运动会,媒体称赞为这是吃第一只螃蟹的敢作敢当的新加坡精神。相反的,人民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糟透的经验,不仅行政上乌龙百出,财政上更是几倍的超出原有预算。

当权者的这种自我陶醉,显然是没有把用人不当的危机讯号当成一回事。这样的一个有效率问题的团队,如果继续受委其他更重大的国家任务,会有些什么样的更严重后果?

其三,‘如果大多数的人都不认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已的地方,那么,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那我会问我自已,我为何要在这里?我为何要为这一群不认为自已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人服务?’ 吴作栋如此的回应一位大学生就有关国家归属感的提问。

这样的一个回答令人深为担忧新加坡的未来前景。如果政府向来就不知道国民有归属感的问题,和政府早已知道这个问题却不当一回事,都同样的反映了政府的失责,前者表示政府和社会已经脱节,后者表示政府对人民的漠视。

我为何要在这里?是的,当权者必须自已回答我为何要从政?是为自已的个人名利双收好处?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行动党服务?是为新加坡共和国服务?不同的动机,会有不同的动力,自然就有不同的从政态度。

诚然,实际上,许多新加坡人民都不知道他们的国会代表是为何,为谁服务?

我为何要为这一群不认为自已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人服务?如果从政者是为人民服务,是为新加坡共和国服务,那是否就不应该会有这个问题的想法?不是吗?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贵贱,大家不都是住在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又何需多此一问?当然,只有当事者才能知晓问题的个中玄机。

当权者生活在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普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间炼狱;天地不交,上下不通,是一个否相;一个不祥的凶兆。

其四,新加坡警方一再表示社会的犯罪率逐年下降。因此,在发生恐怖份子跛足马在光天化日下轻易成功逃狱之前,从来没有人会怀疑新加坡的监狱是固若金汤,治安管理是一流。可惜的很,事实却並非如此。

犯罪率之所以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社会行为不再受到警方处理,比如打斗,如果受害者没有重大伤害,警方会要求以私人传票处理。当警方对保护人民的责任不再是理所当然,社会上以暴力解决个人冲突的不当行为自然就会增加。

近日频频发生的青少年暴力问题是否就反映了家庭,学校和警方都疏忽了他们原本应该负起的教育与监管的基本社会功能与责任?

对政府而言,或许,在企业化的架构下,从事商业保安更有经济效益?此外,人民也不禁会去追问,何以警方可以动员大批人力资源去围堵反对党人士的和平集会,却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组屋区的欠$还$现象?这些不都是社会失调的危机讯号?

末了,产生金融大风暴的种种原因中,监管体系的疏漏和玩忽职守,以及企业本身的薪酬制度鼓励主管过度冒险都是主要因素。新加坡从前车之鉴吸取了教训吗?

上回的金融大风暴后,新加坡主权基金大手笔投资花旗银行等等,主管者在当时的豪语是:这是千载难逢,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然而,旋不久,这些投资的价值一跌再跌,带来巨大的帐面亏损。

在资产泡沫风险日益高涨的当下大环境,新加坡主权基金依旧面不改色的大手笔投资,优厚的薪酬是否蒙蔽了危机意识?最终,谁将会为这其中的潜在的可能巨大亏损买单?

监管国库是民选总统的职责,老百姓无权过问,然而,老百姓可能远比总统更关心主权基金的成败,因为他们的毕生储蓄有无着落就是要看基金的下场如何。或许,人民更担心到了80岁时还无法拿回全数的公积金。

总而言之,从这些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觉察到不少的危机讯号,但是,这都只是一些凡夫俗子的低微见识,当权者未必会认同这些观点。

虽然如此,人民还是必须热切期待以及确保制度上有所改变,因为当前的制度已经僵化到麻木不仁,无法进行必要的自我调节。

回顾历史,市场机制的丧失自我调节功能就是引发金融大风暴的基本原因,同样的道理,新加坡一旦丧失了制度上的自我调节功能,也将终究难逃一劫。

这种种的反常现象意味着政府的整个行政体系如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调问题。贯穿这些错失的单一重要问题是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不仅置疑了选拔人才政策的正确性,更置疑了当前的社会监督系统的有效与完善性。

衡量政策的执行与其结果的重要性不亚于政策本身的重要性。衡量与执行是两个对立的行为,必须由两个不同政治思维的政党交互担任,然而,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执政者同时担任了球员与裁判的对立角色。这应该就是新加坡单一最重要的危机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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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