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张五常方法论看新加坡的政治评论

10/02/08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一名中国访问学者对人民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的政治活动给于极高的评价。‘人民行动党议员是怎么“为民服务”的呢?为此,我考察了两个议员的选民接待活动日。根据行动党的要求,国会议员必须每周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包括政府内阁成员也不例外…接待我的议员说,一般情况下每次接待选民大约有40~50个选民求助(据材料,有接待选民多的议员一年接待过5万个选民…来选民接待站求助的问题,根本不是在我们这里看到的那么严重的上访问题(或冤假错案,或告贪官污吏,或土地被占、房屋拆迁等等)…多数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小事…来求助的问题并不是议员都能解决,很多情况下议员只是给来访者提供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信息,对一些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建议转交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有关部门会十分重视议员的来信,会尽量解决求助的问题。有些大的、困难的问题,或有关部门没有很好解决答复的问题,议员有机会向部长提出,政府专门安排了议员与部长共同进餐的场所。不管投诉的问题是否能解决,有关部门都要给予投诉者答复或给一个合理的解释…除了接待选民,议员还必须走访选区与选民保持广泛的接触。访问选区是十分辛劳的事。一种是撒网式的,利用半天时间走访选区内的几个点;一种是每周进行一次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国会议员要确保大选前访问每一座组屋的每个家庭至少两次。通过访问,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这一个正面的评价并没有什么不妥,也的确是反映了其表面现象。关键性的问题却是这类官方观点是片面的,不能全面反映新加坡的真实政治状况。那么所欠缺与所未能反映出来的政治内涵是什么?是支持又或者是否定了‘为民服务’的表面现象。假如这并不是一项为民服务的政治活动,那又是为了谁的政治利益服务?所以只有在充分了解了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真实政治交易内容,才能对这一项政治活动给于客观与全面的评价。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访问学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以偏概全,以假乱真的政治评论呢?

收藏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有关新加坡学的中文书本中,几乎清一色都是以非常正面的角度来叙述与评论新加坡。有关新加坡经济课题的书本往往是讨论新加坡的经济奇迹,赞颂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以及公积金等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讨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时,也一样在赞赏新加坡的民主国会,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清廉,高效,务实等等在制度上的优越性。发表在中文网络上的许多有关新加坡课题的文献,也往往都是持类似的乐观态度,并积极鼓励学习新加坡的制度。这一类作品流于表面现象的叙述,鲜有作者能够提出实质性的分析。

这一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首先,诠释与支持官方言论的新加坡学派是新加坡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到本地大学进行有关新加坡课题研究的中国学者,就是在一个由新加坡学派主导的学术环境工作。更重要的是,论文指导教授往往是按新加坡学术研究的潜规则工作。Joseph Tamney (1996) 就记载了作者本身当年在新加坡大学的实际经历。李光耀在大学的讲话中坦然告诫外国学者:干预新加坡内政者,将会乘坐下一航班飞机回国。在新加坡政治文化里,提出与官方意见相左的言论就是干预新加坡的内政。显然的,支持官方政治的言论是许可的,不属于干预新加坡内政活动,事实上也许还可以因而获得继约大学的奖赏。在这大环境里受制于潜规则的约束,在本地大学从亊学术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在潜移默化的情况下,按新加坡学派的立场来观看新加坡现象。中国高干到新加坡的培训诸如所谓的市长班也是在同一种环境中进行学习。学员到各个政府部门进行访问与讨论,也只是接触到官僚与聆听官方对政策的诠释。

其次,中国学者与访客所依赖的传媒资讯,尤其是华文报刊的时事报导,时事分析以及社会评论,都是按政治正确的方向工作,不可能也没有胆量跨越规范雷池半步。这种低头弯腰的文字工作,无能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新加坡虽然有几份华文报刊,但多数已沦为以头条与图片描绘色情与罪犯的低级精神鸦片文字,即缺乏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更不具新闻时事报导价值。在这一种客观环境下,必然的,也理所当然的,外来学者与访客从大众传媒中,往往只能得到有关新加坡的阳光性讯息。因此,中国访客对新加坡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提出极高的正面批价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新加坡真的是一个重现的香格里拉?是现代的桃花源吗?

学者要走出这一条学术研究的死胡同,可以借鉴张五常从事学术研究的精神与方法。张五常博客2008/02/05:经济学要怎样处理才对?看新劳动法有感。 “《国富论》。我拜读该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针的实例起笔使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为什么一个大思想家会把一个平凡的实例看得那样重要呢?…一九六九,…我已经在芝加哥教过高级价格理论,但在香港街头巷尾见到的市场现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当时认为自己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观察,把经济理论修改。选取后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于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在解释这困难度极高的调查中,我天天在广东道跑,左问右问,其中一位关心的,说:「教授呀,玉石这回事,自己不买不卖,不入肉,不伤身,要学得懂很困难。我们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传做玉石生意的。」一言惊醒,我于是在广东道租了一个地摊作玉石生意两个月,终于找到玉石市场隐瞒讯息的答案。是真理。…不亲自投资下注,不容易对任何行业有深入的体会。…这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投资作实验没有什么不同。…脱离了真实世界,经济学不学也罢…但写文章的人不知真实世界,学报编辑也不知真实世界,或大家以为知道但其实是另一回事,这样的学问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是回到斯密的造针工厂去吧。”

张五常做学问的态度强调对平凡实例的观察与认知。这一个过程是必须亲身体会,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而其中关键是,‘自已不买不卖,不入肉,不伤身,要学得懂很困维’。换言之,做学问应该达到如魚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体会境界,更不能夠凭空捏造。把这一个经验应用到研究新加坡学就是必须走入社会,体验普通老百姓的水深火热生活。这是因为表面现象不符实质的南辕北辙差异案例在新加坡相当普遍。例如,网上也常看到有一些学者访客把眼前所见的人民行动党的一些政治活动看成是德政,认为置得中国学习与模仿。这是否确是德政,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还有待商榷。但是学者必须追究的是,例如眼前所见的议员接见选民到底反映了些什么社会现象?

新加坡学者陈庆珠把议员接见选民的政治活动看成是petition,也就是申诉:让市民把个人自身的问题向议员提出要求协助解决。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文明的制度,但蕴藏在申诉制度之内的又是那一些政治文化呢?申诉制度是一个文明政治,又或者是专制政治并不能单看表面现象,学者必须追根究底为何官方要设立申诉制度?人们的申诉有什么实质效率?这些问题都是必须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才能了解的真象。就眼前所见凭空想象的想当然儿,往往会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结论。

申诉是官方规定的纠纷管理机制,是官方认可的申冤渠道。当政策或者官方行政处理不当,人民个人利益因而受损的事件上,投诉无门的普罗大众,可以直接要求议员代为申诉。有能力为自已进行辩护的人士,可以直接向有关部门交涉,在失败后可以再次通过议员尝试扭转乾坤。这样的一个政治渠道让执政党充分掌握与管制社会不满与纠纷。首先,让执政党解决了人民投诉无门就会造反的政治危机。其二,上诉以个案进行属个人事件,不是群体事故,更可以避免政策失误的群体利益受损事件演变为社会事件。事实上,新加坡政治文化把群体政治视为挑战执政党主导地位的政治行为,会引起当权者动员政府行政机制进行打击。其三,通过调节机制的运作,让时间冲谈人民不满情绪,如此人民的不满可以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具有焚化炉效应。明显的,这一机制有效的把制度受害者个别隔离,并同时分化不满民意汇聚成为反政府洪流的危机。其制度结果是把政策危害市民生活的政治代价减至最低。这一制度是为了方便人民?又或者是为了政治上的损耗管理?学者必须追究的是:谁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得益者?

这一机制也确立了权力架构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主从关系。上诉的内涵是让低下的人民有机会可以向高高在上的官僚,寻求在政策行政上给于宽宏大量的审理。形象的来说,这一层关系就宛如站在下方的典当者,以双手必恭必敬的向高居柜台上的朝奉呈上当品要求给于典当的恩惠。这一种傲慢心态是精英主义下的必然结果。新加坡的政治文化确认由奖学金得主领导的官僚是精明能干的,所以其政策是不会出差错的。同样的,清廉与具高效率的行政官员是秉公办事,也不会出现管理决策不当之事。因此,在政策与行政都不会有失误的情况下,人民对政策与行政上的种种不满,则纯粹是因为个人的无知以及要求不符实际。换言之,社会不满是个人的欲望太高问题,而不是政策出现差错问题。所以通过议员上诉就无非是要求政府给于更优惠的个别待遇,以减少个人的失望程度。人民行动党向来是以敢于拒绝人民索求,与强硬推行不受欢迎政策的能力而沾沾自喜。在这一种政治文化与心态下,上诉效益为何?制度是为谁服务?也都是一些学者与访客必须追究探讨的事项。

议员接见市民的政治活动又反映了些什么样的新加坡社会现象?首先,国会是议政与立法的机构。国会议员的主要工作是立法。那么这40几年以来,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立了些什么法律?在立法程序上又担当了那一些角色?在新加坡国会历史里,由下而上推动的,似乎只有立法规定奉养父母的法令。这一条法令也是由一名官委议员提出并推动的。人民行动党议员为何不务‘国会立法正业’反而长期进行为党拉票的工作?换言之,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是为国家立法,又或者是为党的政治利益服务?从工作量而言,执政党议员的工作已经论为政策与行政的辩护者,让执政党对政策受害者进行解释与安抚,以便作出适当的政治损耗管理。政策上的朝令夕改曾出不穷。当年的养猪业在几度政策变更之后无疾而终。在业者耗费巨资建化粪池改善环境汚染之后又以新理由结束了这一行业。养殖观赏魚的业者也遭数度搬迁的困扰。这些事件都曾由议员,甚至于部长级议员协助处理,也改变不了即定的政府政策。这种行政现象反映了何种政治内涵?是大公无私?又或者是魚肉人民?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因此,认为新加坡没有官占民产等大问题只有鸡毛蒜皮个人小问题的看法是相当片面的。事实上,市区重建计划下的政府廉价强购私有产业的活动早已圆满成功完毕,所以新加坡‘没有’官占民产的大问题。一些在国家重建下清理的土地,在几十年后还是一片空地,重建了什么?当年由养猪业转行的少许商人还在营业,这些都是研究学者进行个案调查的好对象。另外,一名议员一年下来要接待5万名选民,试问一个完美社会制度下的桃花源为何有如此众多的‘含寃待雪’?由此可见,表面所见与真实现象是两回事。任何学者都不能轻率对议员接见市民的政治活动给于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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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新加坡模式_sgmd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