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回应葛梅兹对新加坡评说

12/10/10

作者/来源:wongyikf 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不完全苟同葛梅兹对新加坡的评说

我的意见是回应: 李光耀身影笼罩新国数代人 异议曙光初露惟难跨越恐惧

本人是名独中生,13年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现在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从事资讯科技工作。虽然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活动论坛,也不曾参与新加坡联络所主办的任何活动,但是对新加坡过去四十多年历史和政府的政策,不敢说深入,但有些了解。对于学者葛梅兹(James Gomez)所说的,不是完全苟同。

本人曾经在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电脑资讯部任职,那里几乎一半是印度人,虽然很多是从印度引进的,我也相信在新加坡很多公司的电脑部门甚至金融机构,都有聘请很多印度人,而且他们的薪金肯定比马来西亚高出许多。这一现象,第一,表示新加坡政府或是社会并不是存有严重的种族排挤或遭边缘化,第二,证明新加坡是高度竞争的,任人唯贤,大家都知道很多印度人是电脑科技和金融人才。只要你是有技能肯向上而且不懒惰的,可能要吃亏些,但在新加坡肯定有你生存发展的空间。至于能不能心满意足或是荣华富贵,就看个人的欲望和能力了。

加拿大温哥华的德士司机几乎都是清一色印度人,那是不是加拿大都很种族歧视呢?美国瑞士等西方欧洲国家一向标榜着言论自由,没有种族宗教歧视的佼佼者。难道美国就需要在他们的航空母舰上,安装不同宗教的船长或是总司令;瑞士就应每次换上不同种族的财政部长,才可以表达表扬国家没有任何种族宗教歧视吗?

学者葛梅兹如果想要在宗教意识强和种族主义敏感的国度——马来西亚,把其他国家鸡毛蒜皮的社会现象或是政府,解读为种族歧视,或是去强化突出别人是种族歧视,确实不应该。就算是新加坡真的存在着某程度上的种族歧视,我可以肯定,也远不及马来西亚华人的遭遇,并不可以和马来西亚相提并论。新加坡从来没有回国论,也没有社会契约,更没有土著政策和土著配额。新加坡时常推出辅助弱势族群的政策,尤其是经济不好或是货物高涨时;没有帮助他们安居乐业,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马来西亚的辅助政策,对象不是少数贫困的族群,而是根据宗教种族规划的。

对于“一个年轻人告知他无法找到工作”的例子,不可否认,这可能是新加坡的社会现象,但并不是新加坡执政党或是他们的政策衍生出来的社会乱象,这是华人社会传统的想法和做法。我相信在台湾和香港,也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而且别忘了,申请工作,你是需要面试和通过试用期的,不是一个洋名或是指自己是华印混血儿,就可以成功胜任的。

新加坡政府的团队所制定的政策,几乎都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来,作为主要考量。很多制度政策法律,都是逆着人民意愿而实施的,比如当年的国民服役和不允许吃口香糖,因为会弄肮脏环境,尤其是公共交通设施等;如今引进外来人才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确实对新加坡长远的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让国家更加清洁美观,从而吸引外资和人才,新加坡牺牲了一个吃口香糖的自由,我个人觉得是值得的。没有了外资和人才还有强稳的军队,对于当年的新加坡,发展经济和安居乐业,就等于天方夜谭。

新加坡一向给人的刻板印象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但是我相信,新加坡政府已经感觉认识到,而且在现有完善成熟的国民教育环境下,已经开始改善和放松了许多。最近谷歌公布数据,新加坡是其中一个少数国家没有干涉谷歌搜索引擎的国家。而且,新加坡从来没有因为互联网可能影响他们的政党和执政稳定,而一再打压网络,反而每年投入大笔资金,改善网络速度,因为网络速度已经成为外资考虑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新加坡的光纤网络一旦全岛启用,新加坡将是全世界网络速度最快的国家。

这一些说明了,新加坡政府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了选票和自己的执政位置,从事讨好人民的工作。反观马来西亚的政府,确确相反。马来西亚的政府政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甚至推出某些政策时,明目张胆显示说明是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和选票。

没有人是完美的,政府和系统都是人制定的,所以也会出现不完美的地方。新加坡政府执政党,虽说是很有私心和实行铁腕政权,但是他们的确是老心劳力管理发展国家。他们在非常时代非常时期,推行强化国家环境,优化经济发展的政策,而牺牲了许多自由民主的东西,确实不得已。如果和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甚至台湾和日本的政府相比,我觉得,新加坡政府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国家坐拥丰富的天然资源,广大的腹地,人口多,市场大,甚至强大的私人企业,可以承担容忍不像样的政府,国家的经济社会,不会严重垮下来;新加坡如果像他们那样子,国家可能早就灭亡了。

很多时候,新加坡推行的政策,虽然说很不人性化和不民主,却蕴藏着长远生存,经济和国家利益的智慧。别忘了,国家需要有硬实力,才可以发展软实力,对于弹丸小国而且时常受到周边国家威胁的新加坡,更为重要。

对于马来西亚,我的感触是,正当我们还在嘲笑新加坡连吃口香糖的自由都没有时,他们的国民人均所得已经从1965年的540美元,飙升到3万5160美元,人民已经有能力飞往世界任何国家旅行,在自己国土上享用年轻一代最爱的最快的网络系统,阅读世界自由的言论;正当我们还念念不忘他们当年打压共产党进而让人觉得他们打压中华文化和华文时,新加坡已经在二三十年前,和当年的邓小平时代建立起关系,如今更是中国最注重的贸易经济伙伴之一,也在中国拥有最大的外资房地产发展商和工业园。

新加坡的成就发展是否能延续下去,没有人可以肯定,毕竟基本条件如土地人口市场小,可能通过技术科技稍微加以改善,但不可能用任何方法改变。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和政党,确实用了一两代人的时间,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经济奇迹和一个时代的神话。

当年为了国民生存,发展了国家也衍生出一些问题,可圈可点,但不至于学者所描述的,映射着李光耀的政策和治国理念如此糟糕。新加坡政府存在着与时并进的思维和信念,这也是因为李光耀不时强调的,提醒人们新加坡小和不得志的地方,所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李光耀等人对新加坡的贡献和奠定符合自己发展的基础,系统和模式,还是值得敬佩敬畏和欣赏的,更加值得马来西亚借鉴。

葛梅兹:

李光耀身影笼罩新国数代人
异议曙光初露惟难跨越恐惧

作者/来源:曾薛霏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新加坡第11届全国大选即将在12月举行的消息喧嚣尘上,然而,随着新国资政李光耀妻子柯玉芝逝世,学者葛梅兹(James Gomez)预计大选将延后;此外,虽然近年来新国民通过互联网传播有别于主流媒体的批评政府资讯,但是要推倒人民行动党政府仍需要花一代人的时间。

澳洲莫纳斯大学人文、大众传播和社会学公关系主任葛梅兹(左图)表示,新加坡人普遍上都有一种恐惧,并且会合理化他们的恐惧,特别是一些40岁以上的国民,他们都经历过李光耀担任总理的年代,因此难以打破这种恐惧。

他点出,新加坡人在心理上仍有恐惧,尽管心中不满政府的政策但是大选时仍投选人民行动党。但是在过去十年来,可以看到人民的不满更鲜明,特别是在互联网上的评论,甚至有人愿意以自己的身份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

他透露,新加坡的互联网渗透率高达72%,其中76%人备有宽频服务,家中又有电脑;此外,250万人都使用社交媒体面子书(facebook)以及220万人使用3G手机,这种趋势让许多人易于接触互联网,并希望通过互联网接触到一些有别于主流媒体的资讯。

葛梅兹提到,新加坡的新媒体与马来西亚不同,许多网络媒体都获得一些不满主流媒体,秉持媒体专业的资深记者参与,但是新加坡资深的媒体工作者不会真正参与,多出于恐惧。

论及这种恐惧从何而来时,葛梅兹透露,一些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曾告知他,他们的父母在监管他们,阻止们从互联网获得资讯,因为父亲是公务员等,就算父亲不是公务员,也不能去看这些网站。这导致许多年轻人不愿回家,因为父母不允许他们参与民间组织的活动。

父母是第一层的心理熏陶,过后他们去到学校,再从那里受到熏陶,就算李光耀离去了,那种心理上的障碍需要一整代人的时间来匡正。

李光耀的离去可让新国自由

葛梅兹认为,李光耀离去将极为重要,不完全是从他逝去的角度而言,而是他的影响力正慢慢消散,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会更勇敢,就算李光耀能继续活个十年,李光耀的影响力将逐渐淡化。

“他(李光耀)的逝世将会为新加坡带来心理上的自由……但你也必须了解到在李光耀的存在下所留下的行为遗产(behaviorallegacy),无论在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每个经理级的人都会模仿李光耀的行事作风或说话方式,以显示自己是掌权者。那需要更多的时间,我想那是一代人的事,需要时间消除。”

“如果其支配一切的影响不存在后,人民行动党领袖的行为举止将如何。我想他们在哪里是因为他们有资金的利益,他们有薪金、在部门、工会中有影响力。只要物质的利益仍在,他们都可以维持。若提供物质利益的能力已逐渐微弱,你会开始看到一些瓦解。”

他在受询时表示,人民的感受认为,需要人民行动党,因此在一些全国大选,在野党也采用补选的策略,即在提名日当天即让人民行动党执政,并专注攻一些选区,就连这样在野党的选举成果也不佳。

“这种思想仍存在,特别是老一辈人和他们年届大约40岁的孩子。但是40岁以下的国民更热烈,我相信需要等一代人才可能带来那样的改变。”

种族歧视问题存在

葛梅兹在回答现场出席者问题时也提及,新加坡也面对马来人和印度人遭边缘化的问题,“我对马来社群的看法是,他们放弃了新加坡。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社区内,内部社群是他们自己的方向参考,他们不依靠政府,他们不与其他社区联系,除了是象征式的方式,他们完全切掉。”

“印度社群的感受就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一样。他们感到他们没有获得平等的机会。”

葛梅兹透露,一个年轻人告知他无法找到工作,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和淡米尔语,但是却无法申请成为中文补习教师,因为他们首先会问其姓名和宗教,他说印度人,他们就说不能。过后,葛梅兹教导他以自己的洋名,并指自己是华印混血儿,才成功找到工作。

这对印度社群来说是很具体的情况,他们花费了父母的退休金到国外念书回国后,发现找不到工作。

“我想,这是新加坡结构性的问题。私人机构不会雇用他们,因为85%的客户是华人,他们一定是请华人充当柜台服务人员,你根本不能做什么。”

他也点出,马新边界的移民厅、一些低阶的警员、狱卒等都是就是弱势族群的倾泻场,大多都是印度人或马来人出任。

移工城市难有归属感

另一方面,新加坡社会的本质也导致社会和民主进程缓慢。

葛梅兹透露,新加坡的人口超过500万人,但是其中有370万人是非新加坡出世的新公民,只有60%人民是新加坡出生人口,因此外来移工为新加坡带来社会和基础建设的压力,导致新加坡成为日益拥挤的国家,很多新加坡人甚至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异化。

然而,这些外来移工薪金又比当地国民廉宜,这导致了两种局面,其一外来移工面对工作环境和福利不佳,一些业成为劳工代理的受害者;其二,由于外来移工多导致许多国人无法享有较好的薪酬。

移工众多除了对交通、房屋等基础建设带来冲击之外,也使该国的性工作行业蓬勃发展,以满足不同社群的需求。新加坡的性行业是合法的,在中国城、小印度、芽龙等地区都有合法的性行业,但是许多非法的性行业也开始蓬勃发展,导致一些居民甚为不满。

有鉴于新加坡这种移工城市特质,再加上无法全职从政,导致在野党领袖的素质良莠不齐,但是葛梅兹观察到,近年来,许多在野党的领袖素质都相当不错,特别是改革党(Reform Party)主席肯尼斯(Kenneth Jeyaretnam)令人耳目一新,他是新加坡著名在野党领袖哲也拉南(J.B.Jeyaretnam)的儿子。

谈及自己对新国改革的期许时,葛梅兹(左图右)说道:“这是一条很长的道路,但你必须不断开拓一条路。新加坡的问题在于,这是个完全由移工社会取代本身社会的城市,不像马来西亚,你有大约300万人,虽然有移工不断来去,但是主体仍在,因此有一种归属感和自己是利益人士的想法。在新加坡有更多外国人,很像个外国工作地点,你有一个大亨(mafia)管理这港口……人们不愿花费资源和心力,如果不喜欢就离开。”

“我在各国生活和旅游,常常有人问我家在哪里,到最后我发现新加坡是我的家,因为在那里我有最多的社会和政治人脉。我接下来要跟妻子商量,是否能让我重返我最熟悉的游乐园,带来改变。”

葛梅兹是在昨晚出席策略资讯研究(SIRD)、《当今大马》中文版、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于隆雪华堂联办的对谈会“新加坡政治:现今的改变和下届大选”中侃侃谈论新国的政治近况,由马来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阿兹米沙隆姆(Azmin Sharom)主持并发问。大约50人出席了这场对谈会,一些新加坡人也出席了对谈会,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分类题材: 政府制度_policy ,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