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中国学生留学新加坡

12/10/10

作者/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

中新网10月9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现在只要走进新加坡任何一所大学,都不难觉察到中国学生的踪迹。一些国人或许早已把中国留学生当成新加坡大专教育景观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但20年前,当新加坡还只有一所公立大学时,那时中国学生可是屈指可数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来新的当地研究生为数20多人,他们大多于1990年进入国立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们抵新时,还比10月3日的新中正式建交日期早了几个月。

  20年后的今天,这些当年的研究生已在学术或科技领域闯出一片天,部分选择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继续为 “第二个家”作出贡献,另一些则从新加坡再次出发,到世界其他角落发展。《联合早报》访问了其中的五人,了解他们当年离乡背井的心路历程,来到新加坡后的际遇,以及对新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期许。

  “走出去”开阔一下眼界

  1990年代初到新加坡当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年龄介于30岁左右,他们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前几批接受大学教育的尖子学生。他们大多已经结婚,有人甚至已为人父母了。换言之,他们出国留学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安排,还得顾及配偶日后的生活和事业发展。这过程虽然复杂,也很麻烦,但大家却有共同之处,他们“走出去”的欲望胜于对未知的担忧。

  鲁春博士回忆往事时描述,他当年在一场国际会议上机缘巧合地碰到他后来在国大的导师。两人谈得不错,所以当国大在1990年代广招外国研究生时,他便决定申请到新加坡来。

  他说:“当时在中国那样的环境,还没有完全改革开放,大家总是想出来看看,开阔一下眼界。可能现在变了,大家出国的意愿没有我们当时那么强。我们想到国外去学习和发展,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新中两国在1990年10月正式建交。在那之前,中国人认识新加坡主要通过几个管道,包括电视连续剧、新闻报道或亲戚交流。1990年3月抵新读博士的刘爱群告诉《联合早报》,他们当时虽然不十分了解新加坡,但新加坡的某些形象却是很清晰的。

  刘爱群说:“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非常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廉洁。新加坡在经济上很有成就,是快速进展的国家。这里是个好地方,所以就来了。”

  受访的五人当中,李丰博士和连勇教授来新念书的推动力比较曲折。

  李丰的母亲王亦秀是香港著名作家倪匡的亲姐姐。由于王亦秀和另外两个较长的兄弟从小由亲戚抚养长大,所以改姓王,最终也没有随亲生父母和另外四名弟妹移居香港。李丰在中国出生长大,直到24岁那年,中港直通航班后才第一次见到亲生外祖父母,以及在海外定居的阿姨和舅舅。李丰的小舅舅倪亦靖博士1973年从英国完成学业后,隔年加入国大,并在1989年升为教授。

  经历过“文革”的动荡,王亦秀希望女儿能够出国,却不想女儿到美国那么遥远的地方。李丰当时在华东理工大学拥有教职并刚刚结婚,也无所谓出不出国,但在舅舅的鼓励下,还是做出了“折中”决定,申请国大奖学金,来新加坡念书。

  李丰说:“我来之前有点怀疑,因为国大当时在世界上不是很有名。我那时想,我在学校做得好好的,等一下放弃工作,回来就什么也没了。但我舅舅跟我说,我不会后悔的。”

  连勇教授1984年取得上海交大工业外贸系本科学位后,到交大于香港经营技术贸易的单位工作了数年。他回国后,和美国投资者一起成立芯片设计的公司。但后来由于贸易环境艰难,他萌起出国做学术的念头,后来也进入国大读研。

初识新加坡

  受访的五人来新前后,都争取到国大每月提供的1500元奖学金。但1500新元究竟“多少”,他们就没有概念了。

  李丰回溯道,她在中国任大学助教,当时每月工资是人民币101元,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薪水在中国已经可以买很多东西了,因为当年中国的物价很稳定,比如说一斤肉的价钱是9毛6分,从她出生到长大都没有改变。

  相对来说,1500新元是否足够使用,他们就不太理解。当时中国官方也颇担忧留学生的生活费,要求他们请学校写信,证明奖学金是充裕的。直到收到国大发来的信件,解释1500元足够“养活一家人”,李丰才成功申请到护照出国。

  初到南洋这片异地时,大家都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五人当中,连勇对新加坡最不熟悉。他坦言之前没有看过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也很少接触有关新加坡的新闻。他原本以为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周围必定有郊区或是其他“省份”,来了才发现,这里就是个城市岛国。

  除了王力坚教授是少数的文科生,进入国大中文系,其余四人都是到不同的工程系报到。工程系主任和教授主要说英语,有些甚至不会讲华语,这间接迫使他们快速掌握英语。

  其中,鲁春和刘爱群在中学时代分别修读俄语和日语,英语是他们在大学接触的“第三语言”,所以来新之后得下一番苦功练习。刘爱群和记者谈话时,桌上还叠了中英文单词翻译的小纸张。记者惊异地问他,这么多年还需要背单词吗?他谦虚地回答:“没办法,还是要背。现在每一个中国学生来的时候,都会跟他说,我就是这样背的,你也要背。”

  李丰说,当时在国大读研的中国留学生极少,他们这批人绝大部分都是系里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她经舅舅的介绍,认识了其他中国学生,大伙儿会一起约定时间吃饭。但李丰紧接着说,新加坡人对中国留学生也很热心,她清楚记得,第一次坐在办公室,不一会就有人来敲门,一个新加坡的实验室助理向她自我介绍说:“我叫来好,你刚刚过来,等一下吃饭我带你去。”这位李丰在学校认识的第一个新加坡朋友带她到食堂,逐一向她介绍不同的食物,还提醒她什么东西口味偏辣,要小心。

  冀望新中关系未来更紧密

  新中今年庆祝建交20周年,恰巧也是他们五人来新的第20个年头。展望未来,他们个人期盼,两地“故乡”的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

  鲁春和李丰对新加坡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乐观,认为两国会继续相互借鉴经验,取得互惠双赢的局面。连勇则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新加坡这个地处东南亚的战略伙伴,中国以后也可能效仿新加坡近年采取的经济转型政策。

  “其实在李显龙总理的领导下,新加坡的经济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也想做到这一步,但时机还未成熟。几年后,中国也要面对突破制造业遇到瓶颈的挑战,而新加坡已经相当成功地走过了这个阶段。我很肯定,中国数年后也会重复新加坡现在走的路。”

  人在台湾的王力坚觉得,新加坡政府和民间都在努力建构更好的新中关系,但他担心双方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有些不协调。他说,数月前新加坡有关小六会考母语成绩可能下调的辩论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中国新移民涌入的情况,已经融入新加坡生活的刘爱群认为不会有大问题。他说:“你要说新移民的话,融入是肯定的。所谓‘入乡随俗’,这是华人的传统。同时,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国家,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能产生更优秀、更有生命力的文化。”

  留下来,再走出去

  对于来新的第一代中国优秀研究生而言,博士后的出国发展机会是多不胜数的,一部分人则选择留在新加坡,成为公民,继续贡献。

  连勇直言,除了这里安定的社会秩序,新加坡政府对研究及发展坚定的支持,是吸引科技专才留下的原因。

  连勇指出,新加坡大学的先进程度不逊于海外的顶尖学府。政府提供的研发资助也非常充裕。他说:“虽然现在争取赞助的竞争比较激烈,但基本上只要你有想做的计划,或多或少都能得到支持。”

  对其他人来说,多年留住新加坡培养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是继续在这里奋斗的推动力。

  刘爱群就对他的博士生导师周树图教授深感敬重,并以这位台湾籍学者崇高的教育理念为榜样,励志在新加坡传承科技教育。他说:“这里有我们一份成就感,我们带出的学生已经在别的国家当教授了。这不是简单的‘我们到哪里赚点钱养家’的问题,是说我们在新加坡付出的努力是得到承认的。我们和新加坡这个整体已经紧紧扣在一起了,还有哪里能给我们这么多?这里不是故乡但胜似故乡。”

  李丰也有相同看法,她说:“我觉得新加坡很好,培养了我,给我奖学金也没有强制我过后要在这里服务。我觉得人需要自觉,我们可是一分钱没有出就拿到博士学位的。”

  另一方面,鲁春和王力坚取得博士学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新加坡工作,但目前在世界其他角落发展。

  鲁春先后在新加坡特许工业公司(Chartered Industries of Singapore)担任高级工程师,以及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的高性能计算研究院出任高级研究员及大尺度复杂问题研究部主管。鲁春后来在国大前校长施春风教授的邀请下,随他到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鲁春说,他的独生子已经长大了,去沙特是想乘壮年再挑战自己,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

  王力坚毕业后在国大中文系执教11年。为了寻求更宽广的中文天地,他5年前到台湾中央大学任职,并升迁为教授。(陈能端)

---

分类题材: 新中政经_gpsgcn,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