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书评 新加坡为什么能

17/01/08

新加坡为什么能(上下)吕元礼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书上卷的副题是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下卷是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书内页是一个鲜艳的红蓝色人民行动党闪电党徽和叙述党徽意义的文字,窄看之下还会令人误以为这是人民行党动的宣传册。作者长期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和李光耀思想。这一本书属报导性作品。书内只在引用文字处注明资料来源,没有例出参考文献资料。从备注来看素材内容应该是主要来自李光耀回忆录,李光耀演讲稿,访问记录和新加坡出版的联合早报等等。从李显龙写序,呜谢内容以及书内相当丰富的历史照片来看,可见作者在新加坡的人脉关系是优越到令人羡慕。

电脑程序编写员的行话是:写什么东西进去就会有什么东西出来。按这一简单的实践经验来看,这本书的论据应该可以充分反映了人民行动党,尤其是李光耀对新加坡为什么能的看法。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看成是认同新加坡官方塑造的新加坡政治文明模式。基本上,这本书是在叙述新加坡为何会如此成功,是从非常正面的角度讲解新加坡又或者说是李光耀的成功故事。还好作者不是新加坡人,而书是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要不然那是会让外人觉得新加坡人是在老黄卖瓜。

上卷分活力篇与廉洁篇。新加坡之所以能是因为有活力,而活力是得益于:理性执政;‘托管’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新加坡之所以有廉洁是因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下卷谈和谐。新加坡达致和谐社会的策略是:观念转型;经济优先;以文化人;家庭为根:依法严管。这本书的章节结构性强,条理分明,资料丰富,有颇高的资讯价值。

第一页的引言里有这一段的描述:‘…凸入眼帘的第一位领袖是“李光耀”。这的确是一个光彩耀目的名字,名如其人。无须交代,空气中一定还有史诗般的凝重;不必描述,神情里必然蕴涵雕像似的冷峻。当然,随着年岁渐高,李光耀的脸上也会写上慈祥,刻下和蔼。这是漫长政治生涯磨合出来的圆融境地,是无数政治斗争打造出来的中和境界。儒家经典描状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圣贤风貌,中华先人推崇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风度,正是眼前这位老人的仪容气象’。这一段史诗般的赞颂的确会令敬爱李光耀的新加坡人感到惭愧,李光耀如此崇高的圣贤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凸显了新加坡人长期过度低估了自已国家领袖的国际威望。

有关新加坡的描述是这样写的:‘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最为显著特征是一党长期执政,即在多个政党并存竞争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赢得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举世瞩目成就是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即在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作“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连年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上述政治文明成就,特别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这一叙述肯定了新加坡的经济成功,政治文明与廉洁政府。综合李光耀的圣贤和新加坡的经济成功与政治文明这两点而论,新加坡应该是重现的香格里拉,人们在桃花源里过着采菊东篱下的诗意般的悠然自得生活。这般的赞美也会令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新加坡人感到十分的无地自容。

James Minchin (1986) 在篇首语之后摘录了李光耀在1977年2月23日在国会的一段讲话:‘我不相信有必要告诉大学的研究学者他们在那里出了差错。他们写了各种各样的虚假的愚蠢的文章和书本。他们为此得到了硕士和博士…我感到好笑。但是我从来不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出差错。因为我是亚洲人不是西方人。这是亚洲情况,不要自作聪明…要适度。不要出声,假如他们要犯错,祝他们好运’。 从表面文字来看,在李光耀的认知里新加坡的故事不是局外人所能够轻易理解的,所以有关新加坡的各种各样与各种水平的著述都难免会犯错,甚至于是愚蠢与可笑的。这段话除了讥笑无知者之外,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出新加坡政治并不是单靠表面现象就能够解读的。这是政治局内人的忠诚告戒。所以任何从事新加坡学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铭记在心。Minchin 是从李光耀的角色来分析新加坡政治,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因果关系,因而对李光耀的言行是十分的了解,所以其摘录目的除了是回应李光耀对西方学者的偏見之外,也表达了自己是以十分谨慎的专业精神来从事这一项学术研究。

书中提及的理性执政带来变通力,关心常理不拘泥于主义等等的论点,可以有另类的解读。陈庆珠(1971) 的新加坡生存主义文献里,认为李光耀是以变更作为新加坡生存的大前提。李光耀说新加坡不变更就只有死路一条的说法,只是吓唬新加坡人接受任由摆布的命运,为的是要利用社会工程来改变社会秩序。1965到1967年的独立后危机是人民行动党一手塑造的政治事件,是李光耀政府的生存危机,并不是新加坡的存亡危机。新加坡被马来回教徒包围并不是件新鲜事,是自开埠以来就存在的政治现实。人民行动党倒台后只会出现政党轮替,新加坡并不会为此而沉没消失。所谓的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政策基础的说法,在实质上就是不尊守单一原则,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原则。李光耀派系在政党斗争上左右摆动,可左可右,时左时右,立场选择以功利为标准:有奶便是娘。因此,支持者认为是关心常理不拘泥于主义,反对者就会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当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观念问题。话说回来,孔老夫子应该会分辨何者为君子行为,何者为非君子行为。

书中也介绍了官方版本的共同价值观。非官方言论却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传统的认知是这套理论是为了把亚洲价值观制度化以抗衡西方化的冲击。Chiew Seen Kong (1985)认为这是一个善后工作,其目的是要重塑一个新的社会平衡点。John Clammer (1993)认为这是一个反现代化的措施,是对80年代国际政治局势改变的反应,也是人民行动党为了重新适应改变中的国内外政局的新政策。Chua Beng Huat (1995)认为是人民行动党要抵御日渐盛旺的个人主义。Chan Heng Kong (2005) 从政治内涵取角分析指出这是一个多层次与多元的社会管理机制,以便使到新社会政策成为合情合理与必需的措施。共同价值观塑造新社会秩序;规划个人与家庭和家庭与社群的交互关系;也约束族群与宗教的交互关系。共同价值观也隐藏着把公共服务私营化的议程:缩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责任以减少政府的财务负担,从而把这些社会责任转嫁到社群与家庭身上。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由于党政合一,也就是把执政党的至高无上政治地位制度化。换言之,所有社会组织都要屈服于人民行动党之下。从此执政党对社会的任何干预都可以看成是合情合理的行政措施。在亚洲价值观下社会优先于个人,所以个人必须履行社会义务,承坦道德责任,遵守社会秩序。其结果是一个按李光耀思想定义的温顺守法守礼社会。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执政党把厌恶福利计划的心态制度化。结果是家庭而不是国家必须照顾个人福利:失业,老人,医疗,教育成为家庭责任。公共服务私营化不仅减少政府财政负担,也减少失策的政治成本。3,族群关怀尊重个人。把英殖民主子在多元社会的分而治之策略制度化。政府以一族群的利益受损来拒绝另一族群的社会要求。在个别族群有自已的的特殊问题所以必须各别处理的前提下,社会大问题可以缩减为族群小问题。政策结果是社会分化,也就化解了族群团结的政治威胁。4,协商共识避免冲突。把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制度化。定义违背政府即定机制就是破坏协商精神的反社会行为。所以把任何与执政党相冲突的言行都看成是危害社会安宁,不利经济发展。因此,政府严厉对付反对党的异议言论是合乎情理的手段。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把多元种族主义制度化,让执政者在这一议程上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在和谐共处的大原则下,政府定义种族和宗教的社会议程,规范相关的行为准则。各别种族团体和宗教组织因而失去自主权,听由政策摆布。总而言之,共同价值观的政策结果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架构下,李光耀是新加坡的最崇高政治权力。

“管得严”的理念: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下卷:132)。李光耀是以道德沉沦与毒品泛滥来指责西方的个人主义。堕落是人性的一个层面,是人类的共有通病,出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文明,出现在佛教,基督教与回教的社会,也出现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堕落未必就是个人主义的必然结果。西方资本主义精髓是个人追求最高经済效益。李光耀拥抱资本主义也就是接受了个人主义。事实上,李光耀大力提倡的精英主义就是最个人主义的典范。李光耀积极鼓吹的超级高薪政策更是为了满足个人对金钱财富的最高欲望。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是一个模糊的观点。自由并不等于任性。严管社会的伤风败俗和严管社会言论自由是两件断然不同的事。前者是堕落后者是文明,不能鱼目混珠,更不能混为一谈。为了堕落耗子而烧毁文明的房子?不能把政治托词当真。西方社会有各类反社会行为,凸显了社会秩序上有极大的困扰,但这并不影响西方社会享有的言行自由。西方文明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因为社会出现吸毒泛交而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先例。可见自由并不是秩序社会的产物,秩序社会更不是人民享受言论自由的先决条件。自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自由权力的多少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假如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是正确的说法,那么新加坡不能够享有自由,也就是说新加坡没有社会秩序。这一个结论不符合新加坡有一个高效率好政府的立论。假如新加坡确实是一个经済成功政治文明的有秩序社会,那么为啥新加坡人不可以享有政治言论自由?

李光耀的回忆录只是李光耀个人的新加坡故事。这仅是一个单方面的观点,不能代表新加坡的全面历史。当然,李光耀的故事就是新加坡主流思想的不二指导方向,新加坡学派是不会提出有差异的观点。因此,要取得一个全面与平衡的新加坡历史,是有必要参考有独立见解的著作。James Minchin (1986)就是一本对李光耀的生平与政治生涯有特别深入的透彻性分析的著作。但由于这是一本禁书所以只能在新加坡境外才有机会阅读。据悉禁书的理由是作者在未得到文化部的同意下,擅自把文化部提供的李光耀相片作为书本封面。相信当局原本是以为这是一本赞颂新加坡的作品,却在事后发现货不对办。为此,当年安排作者和李光耀会面的傅新闻官耿耿于怀,在离任时的报章访谈中表示跟随李光耀的最大啟示是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虽是一宗小事故,然而却也可以一窥新加坡的真实政治过程。

T J S George (1973) 也详细的记述了一些已为人淡忘的李光耀事迹。要了解李光耀从仇美转而亲美的政治历程可从中获得个中端倪。Melanie Chew(1996)访问了多名新加坡领袖,书内有珍贵的讯息。当年和李光耀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也各别的写下回忆录从而提供了一些历史写照。可惜部分的内容缺乏深度,又或者是当事者莫名其妙的放弃了对历史真相的发言权。《宽扎哈利的人间正道》仔细记载了作者的政治生涯与狱中生活。《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为当时的政治斗争过程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其中T Harper的林清祥与新加坡故事是一篇分析特别透彻的历史文献。Chris Lydgate ((2003) 的《李氏法律》在叙述惹耶勒南案时也一并介绍了新加坡真实的政治与司法故事。Gerry Rodan 是研究新加坡政治的一名权威,具有眼光独到的见解,有多篇内容丰富的新加坡文献。萧添寿作为新加坡司法界的局内人,也通过几本著作透彻的分析了真实的司法程序。Lily Rahim (1998) 的《新加坡的困境:马来社群在政治与教育上的边缘化》是另一个真实政治经済故事。已故李绍祖在生前赶写回忆录,至今还未出版,其内或许另有乾坤。据悉已故蒂凡那也有好些文章在传阅,一些当年的政治参与者也赶在赴上帝约会之前留下一些历史见证文字。可见,要盖棺论定新加坡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末免言之过早。

尽信书不如无书。Iain Buchanan (1972) 的卷首言直接置疑新加坡官方资讯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印尼的贸易部长也置疑新加坡的统计数字。即使是新加坡学派的学者也申诉资料来源的困难与缺希。当年刚上任的新加坡代劳工部长,就严斥南洋理工大学根据官方数据分析出来的劳工就业报告书为垃圾。提炼出来的报告是垃圾,那么输入的资料肯定是垃圾。一位在劳工部任职的国大同行讽刺的认为能够从官方数据得出如此的经済结论,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由此可见,编织数据的局内人对数据的素质好坏必然心中有数。医过的资料令研究学者防不胜防。南洋理工大学自认为有50年历史,真相是否如此,为何要出此下策?不妨到<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研究研究。要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时事报导及社评是否公正不阿,也不访到<大马论坛网站>货比三家。胡适鼓励研究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告诫中国人不可以做一个差不多先生。胡适应该是没有想到五四时代的学术精神至今还能医治中外的文化通病。

由目前坊间的新加坡学出版物所见,中国学者在整理新加坡资料方面的工作已经相当足够,所以是时候寻找与从事新的工作内容与新方向。事实上,一些著作其中包括博士论文在内,其在内容或者立论上都已经出现重床叠架的现象,缺乏创新。博士论文的目的与价值是在于对一特定课题提出有增值效应的新学问,不能提出新贡献的论文仅不过是学术编辑,不是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作学问的意义。因此,有意研究新加坡课题的学者必须另外创立新方向,提出新观点。这其中的一个途径是在现有的中文文献基础上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可以将当代西方学者的理论落实为实用研究工具。比如Samuel Huntington 和Mancur Olson 的理论就很适合用来解读新加坡个案。实际上,把纯理论落实为研究工具的这一工作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当然,提出新观点不等于是要和新加坡学派唱反调。相反的,学者必须在新加坡学派所建立的稳固学术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当前的新加坡学是相当片面的,应该走向全方位发展。这好比一棵树要能够开支散叶才能茂密壮硕生长。由于新加坡学者自愿固步自封,因而为中国学者留下了一个更广更深的无限学术空间,可以任意翱翔。新加坡学在内容上出现重床叠架的个中原因是中文资料库的不足,对不能掌握外语的学者更是一个很大的客观局限。所以对新加坡课题有兴趣的出版商不访翻译一些外文作品以丰富中文资料库的内容。

---

分类题材: 书评_books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