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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

23/01/08

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 — 卢正涛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按卢正涛在书本后记的叙述,这本书是由作者的比较政治研究博士论文改写成书。作者原本从事世界近代史研究,后转入政治学。于2000年9月开始工作,历时3年完成论文。书本于2007年6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的参考文献相当丰富,共收录221本有关书籍,其中例出的英文参考书有35本。有关新加坡资料的华文书籍中,部份是华文译本,另外主要好些近年来出版的由中国与海外学者所撰写的有关新加坡政治与经济的研究著作。这批文献应是研究新加坡素材的主要来源。

英文版本的新加坡资料主要是来自所谓新加坡学派作者。这类作品是新加坡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基本上认同政府政策,具体反映人民行动党的政见。参考文献中的 T Bellows (1970), T J S George (1975), M Hass (1999), T Christopher (1994), Chua Beng Huat (1995), 和 Garry Rodan (1989) 是比较有独特见解的作品。

全书包括引言与结论在内共有7章。引言主要是分析威权政治的内涵,新加坡政治研究的现状与作者的课题研究方法论;以马克思的社会政冶发展理论为分析工具。第1章:新加坡威权政治的形成,其中一节是民族运动与人民行动党的崛起。第2章:新加坡威权政治的制度架构,探讨制度与制度结果。第3章;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思想基础,讲述新加坡以儒家思想治国。第4章:挑战与改革-80年代新加坡威权政治的发展。第5章:趋向协商民主-90年代以来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新变化。在结束语中,作者提出8个要点。1:新加坡政治是东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2:人民行动党依靠民族运动取得政治权力。3:人民行动党把维护政府的道德基础作为首要职能。4:人民行动党按执政要求推进政治制度建设。5:政府的自主性源于李光耀派与英国资本的密切关系,而提高自主性则是通过吸引外资…。6:新加坡…政府能力的提高是通过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充分利用单一政府体制的优势…。7:新加坡社会的自主性经历了由强变弱,再由弱变强的过程。8:新加坡由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作者有系统的,非常细致的叙述了新加坡非民主政治的一些具体现象。由此可见,作者在资料整理上确实下了大功夫,也有了丰富收获。然而过于密集的叙述混淆了分析,因而削弱了一目了然的可读性,使得在试图理解作者如何诠释威权政治制度与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互动与因果关系时,颇为花费工夫。以新加坡为非民主政治体系的专题研究已经相当普遍,即使是新加坡学派的学者也试图寻找一套理论,来使人民行动党的非民主政治成为可以被接受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新加坡学派本身就是在这一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政治学者陈庆珠(Chen Heng Chee)在上世纪的70年代就有颇多篇深入探讨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著述,其经典之作是把新加坡政治定义为行政政体体系。社会学者Chua Beng Huat也在新加坡社会与政治课题上有独特的见解。在近两三年里,外国研究者中要以澳大利亚学者为主,其中Garry Rodan对新加坡专制体制的分析最为深入是这一理论的权威,所以其评论经常引起新加坡政府的反驳。这一批著述中有相当部份是从社会阶级冲突的理论基础上下笔,因而以阶级理论来分析新加坡政治现象也有先例可循。卢正涛是要以马克思理论来解读新加坡政治,若是贯彻了这个理论工具的运用,那肯定会对新加坡政治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外国学者要从事研究新加坡政治与经済课题,的确是要面对许多客观环境上的困难。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资料素材的恰当筛选,并从中重新厘清历史事件的来源去脉。缺乏了这一层精细的工作程序,事件认知上一旦有所失误,则无论分析工具是如何的优越,其结论难免会有所偏差。更直接的说法是,学者必须先要分辨出历史的真相,也就是肯定或者否定传统主流历史。新加坡历史是由英国人撰写。这是英国人的新加坡历史,但却未必是新加坡人的真正历史。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者引用的是 C Turnbull (1989) 的新加坡开埠历史:‘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新加坡的开发是从在新加坡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开始的’(:55)新加坡的真实历史未必是如此。首先,东印度公司享有远东贸易特许权,长期以武力开发新市场。其次,公司在开埠时垄断鸦片和茶的贸易市场。公司的历史和商业行为不符自由贸易精神。显然的,新加坡之所以是一个自由无税口岸,并不是一个预定(ex-ante)经济政策的必然制度结果。实际上,无税口岸是一个事后(ex-post)的政治结果;是殖民政府与外商之间政治权势强弱的结果。外商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绝交付税务。因此,把新加坡经济成功归功于莱弗士的自由贸易政策,或是开埠领袖具有远见智慧的传统新加坡历史是不正确的。

当代新加坡经济之所以‘成功’也依然不是人民行动党提倡自由市场,或者是执政领袖具有远见智慧的结果。新加坡的经济制度仅是发展的必需而不是绝对条件。一份研究报告就证实日本商家之所以到新加坡投资,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局的特别条件,因为各处的招商优惠条件基本上大同小异。日本人决定到新加坡设厂是基于其他非新加坡因素的考量。此外,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政策之所以彻底失败,也是因为在新加坡的外商依然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绝新加坡政府的任何政策。在制度经济学里,这种现象纯是一种即定政体的延续:昨天影响今天,今天决定明天的历史发展轨迹。

新加坡开埠时的国际政治关系至今始终维持不变:西方资本世界是政治强者,新加坡是政治弱者;强者可以向弱者任意索取。劳工经济学者Deyo在分析新加坡职工总会,外商与人民行动党的权势关系就指出:职工会沦为外商与执政党的经济工具,无能保护工人利益。比如执政党就是通过劳工立法彻底解除工人的基本工业活动权力:罢工须获得政府的认可,不然属非法活动,要受法律制裁。而执政党的政策无非是要满足外商对经济环境的各种要求。Deyo认为工人和华商是新加坡经济架构的最低下层弱者,所以任由强者:外商与政府的索求。一些经济学者其中包括已故杨小凯认为四小龙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外围经济,与亚洲政治堡垒用以围睹共产中国。一个初步的认知是,强权政治在新加坡经济的用途是压迫工人与小资本阶级,但未必能带来发展,因为新加坡发展是大幅度依赖世界资本体系的恩赐:美国资本,美国技术与美国市场。因此,这一套理论也在基本上否定了新加坡经济结果,是因为执政党领袖具有远见智慧的观点:所以没有人民行动党就没有新加坡的说法纯是一则政治竞选上的神话。正确的政治现实应该是:没有美国就没有新加坡。

从民族运动或者种族斗争来看新加坡政治未必是适当的。事实上,新加坡政治历史里不曾有民族运动。民族运动是马来亚政治的内涵,巫统政治是争取一个独立的马来人主权国家,也就是马来人的马来亚。而在新加坡林清祥派系,是争取新加坡人从英国殖民主手上夺回新加坡主权,是从新加坡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单一族群利益为考量。重要的是,华人政治是争取各个民族文化在多元种族社会里的基本权利,不具排他性。实际上,华校学生运动就是争取非英文源流,包括马来人与印度人的教育平等机会。以种族路线为政治斗争手段的伎俩仅是出现在李光耀派系身上。李光耀就是以华文沙文主义来孤立林清祥派系。在这一个层面上假如定义林清祥是争取华人利益,那么李光耀就是否定华人利益。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李光耀确实是在这一个政治过程中结束了华文教育体系。然而,一旦接受了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社会的认知,就足于否定从事民族斗争的可行性。把左翼华人领导的反殖运动看成是反社会行为是英国人的新加坡历史。相反的,新加坡历史应该肯定林清祥派系是爱国主义者,不是种族主义者,更不是华文沙文主义者。新加坡左派政治除了主催反英,反殖,与争取平等教育之外,也维护新加坡社会的低下层弱者尤其是工人阶级。因此,林清祥与李光耀的斗争即是制度受害者与制度得益者之间的体制内人民矛盾,更是争取新加坡国家主权与附庸西方资本世界的体制外主权矛盾。所以已故李绍祖指责新加坡独立是伪独立的言论并非无的放矢。还看今朝的新加坡政治现实,执政的精英阶级依然是制度的得益者。新加坡至今还是西方的外圉经济中心,也是美国在亚洲的打恐中坚。新加坡50年不变。新加坡有实质上的主权独立吗?当历史重新为史实定位时,在确认爱国行为时也必定要厘清卖国行为,追究在历史长河里谁又干了这些勾当。可见解读新加坡强权政体的资料素材与分析也是可以从这一个国际政治关系角度着手。

外国学者依靠官方文献或者新加坡学派的理论来下手研究新加坡政体,会有结论失误的风险。因为表面上的文字解读与实质上的现况可以是南辕北辙,即不相于更没有意义。这种例子俯拾即是。居者有其屋政策就是里外不一,不能单从政策名堂上了解。首先,这绝对不是一个福利计划,因为李光耀痛恨福利主义,认为这是懒人主义。其次,这政策实质上是一个财务计划,让政府把建屋经费转嫁人民身上。执政者之所以以购买住屋政策取代原有的政府租赁房屋政策,是因为可以免去供不应求以及驱逐无钱交付租金者的政治成本。其三,以廉价出租房子不符国家财政必须赢余的政策。其四,让购屋者成为负债者,可以增加经済劳动力,因为人民必须劳作以偿还债务。这也可以把有产者塑造为政治保守者,有利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居者有其屋是一件政治工具,以维持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强弱与依赖关系。从产权经济理论来看,屋主仅有居住权,不享有自由交割转让权,也没有自由生产经济收益权。因为后两项经济主权仍是保留在政府手上。屋子产权内容不符张五常对自由私有产权的经济定义。屋子即然不属私人产业就当然属政府产业,所以居者有其屋在实质上却是居者无其屋。在同一经济原则下,作为人民退休金的公积金储蓄,也是政府合法强占私有经济产权的一个例子。公积金在法律上是个人的私有资产,但用于何处,何时可以动用,要在何种条件下动用的经济决策主权是在执政者手上。事实上,公积金是新加坡政府的廉价资金源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民行动党以定期举行选举,并长期获得选民支持来表示民主政治体系的实践,以及人民行动党的合法性。事实上,选举制度经历长期的不断修订,原有的一人一票制度己经成为有人无票制度,因为制度变迁的结果是众多合格选民都没有实际投票的机会,形成有投票权力却没有投票机会。从而导致新加坡的民主选举徒有形式没有实质。换言之,新加坡成为非典型的民主政治体系:人们有公民义务却没有公民投票机会。从这些俯拾即是的非典民主例子来看,新加坡是可以为研究亚洲专制政治模式提供非常丰富的资料素材。

中国学者往往热心的把儒家思想看成是新加坡社会思想的基础。自然而然的儒家思想也看成是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纯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能当真。李光耀在1979年结来了过百年老号的传统华文中小学体系。次年,以合并的手法结束了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新加坡要结束华文教育的政治宏愿有长久的历史背景,在1920年后积极推行,但是由于一直受到华人社会的强力反抗,华文教育因而才得以偷生。因此,华文教育体系的正式死亡也表示华人政治已经在新加坡全面消失。新加坡政治里华文教育是反动文化的心态在官僚体制里根深蒂固,属殖民文化遗产。这一个历史背景全面否定了儒家思想可以成为新加坡政治思想的可能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求反华人政治的统治与行政者以儒家治国无疑是与虎谋皮。新加坡之所以出现儒家思想这政治玩意儿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20世纪初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必需首先施行民主政治体系。但是80年代的四小龙经济表现,却从根本上粉碎了西方人的发展经济必须先施行政治改革的观点,因为四小龙都是非民主政治体系。一些新的发展理论转而认为亚洲的共通文化价值观有利经济发展;儒家思想于是焉突然兴起。新加坡是这种新学说的积极参与者与提倡者,其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专制体系套上儒家的新衣,用来塑造一个合乎亚洲情理的政治模式。新加坡政治领袖以君子自居塑造高超的道德形象。从此之后,诽谤诉讼成为合情合理与合法的维护君子形象的必需治国手段。此外,在国内政治上1981年的补选中,1名反对党员成功进入国会。1984年大选又让4名反对党员进入国会。人民行动党不认为这是民间疾苦的结果,而是崇尚自由主义思想的英文教育中产阶级的政治勒索。李光耀于是动员社会工程力图改造符合人民行动党利益的社会行为,其中包括思想教育。儒家思想的君臣关系,家庭责任等等概念有助发展一个唯命是从,尽忠报国的理想社会。李光耀试图以群体利益抵御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家庭观念的灌输也可以减少政府对老年社会的责任与负担。所以从务实的功利角度来看,提倡儒家思想对执政党有百利而无一弊,是一个绝佳的政治与社会模式。显然的,李光耀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和华人文化是两码子的事,互不相干,不能魚目混珠,更不可混为一谈。同样的,讲华语运动纯是一项经济活动并非为了推广华人文化。不能张冠李戴。这一个情况和香港的商场招聘讲普通话的服务人员是同一个道理:赚中国人的钱。所以认为李光耀是华人文化维护者的说法更是不符历史事迹。Walter Woon,前法学院教授,现为司法署首长在其宪法著作中坦然指出新加坡没有宪法保障,因为执政党可以随时随意修宪。换言之,在现有政治架构下,新加坡的明文规定宪法可以在片刻之间化为乌有。按诺斯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说法:当明文法规沦为墙上壁纸,非明文条规,即潜规则就成为约束社会行为的典范。长话短说,在新加坡政治文化里,李光耀的政治思想是规范新加坡社会,政治与经济行为的不可以抗拒的最崇高典范。

众多学者把吴作栋的政治看成是协商民主政治。这一观点是不妥当的。严格的来说,协商民主应该是指参与式的决策过程。但是这种政治作业程序违背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新加坡政治文化里没有强者和弱者妥协的先例。参与式政治的先决条件是议政各方势力旗鼓相当,可以互不相让,在相互不让的僵局下,协商各自退让是唯一途经。新加坡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抗衡人民行动党,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专制改为参与式政治。更何况吴作栋是不可能也不可以改变李光耀订下的游戏规则。要认知吴作栋政治的这一课题,是有必要先了解吴作栋上台的政治背景。首先,李光耀在大庭广众面前坦言吴作栋并不是总理的第一人选,并批评其为‘卡右’即马来语的木头。华人的通俗言语就是呆头呆脑。这一个‘下马威’式的政治动作有其特定的意义。无疑的,这是新加坡式的政治换班仪式,以确认两者之间的施与受和强与弱的关系。吴作栋毫无怨言坦然承受批评,以肢体语言接受弱者定位。其二,李光耀保留了党秘书长一职。秘书长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部长或者议员一旦失去党籍就必须辞去国会议席。换言之,党秘书长可以通过开除总理的党籍而将其罢免。显然的,卸任总理职位的李光耀还是掌握了政治实权。其三,民选总统制度的施行。李光耀可以通过成为民选总统,来牵制政府行政的有效执行,比如委任法官等重要职位,动用储备金以及批准国会法案等等。换言之,民选总统可以给总理足够的绳索上吊。想当年,李光耀就是给王永元足够的绳索上吊:拒发国家发展部的运作经费,之后以办事无能将王解除职务并开除党籍。其四,李光耀公开表明不会对新加坡的过失袖手旁观:即使我的棺材正在下降到墓穴里,一旦我得悉有任何差错,我将会从棺中跳出。虽然只是一句戏言,但其干预心态己充分表露无疑。这些就是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新上任的吴作栋确实是表达了要以协商的方式处理重大的决策。这也未必不可以理解为是吴向李光耀的公开表态:在重大决策上必先征询其意见。所以认知为吴作栋和李光耀之间存在着协商机制是可以接受的。而认知为吴作栋和人民之间有所协商的观点却是不正确的,因为吴作栋作为政治弱者理应更要以强硬恣态来增加行政权力,所以是不会接受政治妥协。事实上,吴作栋就是以敢于推出不受人民欢迎的强硬政策而自豪。当然,发表要采用协商民主政治的言论有助建立新形象,并可以满足与缓和中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索求。但这些都是政治美容,徒有形式美没有内在的真善美。其实要解读吴作栋政治并不太困难。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么看看吴作栋烧了些什么,就可以一目了然吴的真实政治权力。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在党秘书长的影子下,吴作栋有行政权力没有政治权力。

对中国学者而言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表现都是迷人的神话。许多中国学者或高干到新加坡取经后都给于新加坡政策极高的评价。坊间所见的许多中文著述也往往持类似的看法。这些持乐观看法的观点都不具全面性,新加坡的表面现象与实质状况是有所差异的。在了解了新加坡政策的优越性之后,也应该去了解新加坡政策的负面影响,因为任何政策都必然有其内在的社会成本。对某些非新加坡学派的学者而言,新加坡的政策有着不可低估的社会成本,长远来看新加坡可能得不偿失。而这探索真相的过程就为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宽广的学术空间。从坊间或者网上所见,目前的中文著述一般都倾向于表面现象的叙述缺乏实质性的深入分析。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文资料的不足,特别是过度依赖新加坡学派的论述,所以难免不受其立论与观点所影响。中国学者应该设法摆脱新加坡主流学者的观点与研究方向的束缚,另创新研究方向,提出新学术观点。新加坡学派内有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但自愿受缚于自我审查的潜规则而画地为牢故步自封。新加坡学者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当然,这种五斗米的问题是个人的选择,但也就突显了新加坡特定政策的内在社会成本。中国学者没有政治正确言论或者法律诉讼上的精神负担,所以可以有更大的自由言论空间。新加坡个案是一个探讨政治与经済学问的好课题,因为新加坡人的言论禁区就是外国人的学术宝地,有许多真实政治与真实经济等待学者来挖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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