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与新加坡新闻管制

15/08/10

作者/来源:赵瑞琦(2010-02-09) http://blog.sina.com.cn

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与繁荣同李光耀的卓越领导密不可分。在自然条件贫瘠的新加坡,李光耀长期带领各族民众,在一个城市型的小国创造出了战后新兴国家的成长奇迹——甚至有评论称其为15世纪的威尼斯在20世纪的翻版。

回顾新加坡的奋斗史,新闻媒体在其构建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在1995年庆祝《海峡时报》150周年演讲题目所示:新加坡报章是好政府和好社会良性循环的一部分。由于李光耀在新加坡独一无二的作用,探究其新闻思想的脉络,总结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适用的合理内核,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作用和时代意义。

一、历史脉络与思想内涵

李光耀对报界有很深的个人兴趣,深刻地认识到了媒体的威力。他认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效力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只要经过一段持续不懈的努力,它便能影响到人们的概念与信仰态度,以及对所信奉的政策与纲领的态度。[i] 他这样界定媒体的作用:报界的主要责任是支持民选政府,促进新加坡国家利益;而政府也需要一张高水平的报纸作为呈现、解释和讨论政府政策的论坛,来明智地报道和解释新闻事件与发展,既为读者提供信息又教育读者。

在就任新加坡总理30多年间及任内阁资政期间,李光耀的媒体政策与思想可圈可点:

1、严管媒体

李光耀和他的人民党在执政后,强调政府必须管好传媒。为此,李光耀采取了很多整顿媒体,尤其是报业的措施,以严格掌控新闻媒体。在新加坡,新闻媒体只能享有“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新加坡的国家整体和民选政府的首要目标”,禁止和严惩一切攻击执政党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言论报道,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对立的言论报道。

这种对传媒管理理念的形成,是跟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从执政前到执政后数次与国内外报章的交锋有密切关系。[ii] 例如,1971年左右,《南洋商报》发表一连串具有华人沙文主义色彩的评论,甚至利用社论不点名地指责李光耀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1971年4月29日,李光耀在一个研讨会上指责《南洋商报》渲染华文问题,迫使另一家华文报也鼓动沙文主义。5月2日,政府布文告,指出《南洋商报》高级职员的言行对新加坡的安全构成威胁。同一天,《南洋商报》总经理、总编辑、主笔和人事兼公关经理被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对此,《南洋商报》连续发表社论,反驳政府。次年1月28日,社长李有成被捕,其出版准证也被吊销,改发准证给陈振夏,《南洋商报》得以继续出版。

在新加坡,传媒可批评政府的失误、缺点,传达民众的心声,做到下情上达,但这决不等于监督政府。李光耀和他的政府从来不说“舆论监督”这个概念。李光耀曾明言:我不接受报章的东主具有可以为所欲为,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利。报章东主和属下记者不像新加坡的部长,他们不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报章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iii] 新加坡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管理传媒业的新闻与艺术部有专门监管报章的单位,一组官员负责阅读每天的报纸。如果发现有违反政府指示或国家利益的报道和言论,轻则提醒有关报章的负责人,重则由部长、部长授权的人向有关报章的负责人发出警告。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法治传统在当地备受推崇。在此基础上,李光耀为新加坡建立了一整套立法严密、执法严正、惩罚来厉的法治体系。在新闻的调控方面,李光耀也制定了细而全面的法律条文,通过专门的出版法、广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以及关于新闻的其他立法与判例实施对传媒的调控。

目前,所有媒体都必须接受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和广播局的管理、监督和控制。当然,李光耀也并非一味严管,除了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外,他还比较尊重与信任媒体的主要负责人,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并愿意与他们分享一些重要消息和政策背景,从而促使媒体从业者能够积极主动也与政府合作。

2、独尊英文

独立之初,新加坡不同语言的媒体各有效忠对象:“英文报采取的是殖民地政府的立场,华文报纸则提倡华语、华文教育,向中国看齐;马来报鼓动争取马来人权利和特权,宣扬马来民族主义,并和马来西亚与印尼的马来回族认同;淡米尔文报则保持当地淡米尔人与他们祖先——淡米尔那都之间的联系。”[iv] 由于价值观和阶层利益的差异,它们之间的矛盾难以弥合,对社会和政治均抱有不同的态度,往往都是从读者的族群利益出发,毫无国家的整体意识,呈现“舆论导向混乱”的状况。

为消除这种“舆论导向混乱”局面可能对新加坡建国产生的不利影响,李光耀政府决定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和学校教学的第一语文,中文、马来文与泰米尔文尽管也是官方语言,但只能位居其后。自此,英文成为团结和沟通各族和行政、经济和教育的主要媒介语言。

从客观效果来看,这种独尊英文的措施是双刃剑。其一,这无疑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外资。其二,给了西方媒体影响新加坡舆论的可乘之机并造成了其他语言媒体的衰落。此前,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一直是市场化程度最高、运作得最规范的海外华文传媒。之后,随着华文的式微和华文教育的终结,直接造成华文报纸沦落为亚主流甚至非主流媒体。[v]

3、制约外媒

独尊英文的政策使得新加坡易受海外媒体的影响和渗透。实际上,由于新加坡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都通晓英文,一些国际性英文报刊常常以刻意批评新加坡政府或其政策来哗众取宠引人注目,以吸引新加坡读者,开拓在新加坡的销路。然而,而李光耀是绝不会允许外国媒体在新加坡来监督政府、反对政府和审问政府的,既不会允许西方媒体操纵它的国内舆论,也坚决不接受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李光耀强调,新加坡政府不会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屈服。他曾经对有意在新加坡办报的英国报业巨头罗依·汤普森表示:我不希望一个根基不在这里的外国人左右我们的施政方针,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这一套。[vi]

1971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报业学会大会上,李光耀表示:对于外国通讯社试图通过舆论影响新加坡人的态度,新加坡政府有责任加以抵制。[vii] 为了削弱西方媒体对新加坡舆论的影响,在致力于发展本地媒体的同时,李光耀也注意对境外节目与资讯采取相当严格的管制措施。其一是直接在国际场合上对西方媒体进行严厉批评、公开反驳或反唇相讥。其二是要求在新加坡国土内发行的外国报刊必须同当地媒体遵守同一套规则,不得参与对新加坡内部事务的讨论和辩论,要给予新加坡政府对批评的答复权。其三是通过立法,授权对某些别有用心西方报刊在新加坡的销量进行限制。《报章与印务馆法令》规定:报刊中外国人不得拥有超过49%的股份;任何新闻从业员若因发表某则新闻或文章,或因对某则新闻或文章采取某种立场而获取来自国外的酬金的话,必须在7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报社的董事经理报告。[viii] 该法还规定,新闻及艺术部长有权对任何被宣布为“参与新加坡国内政治”的报刊进行销售或发行量的限制——这种限而不禁的作法,既打击了其商业利益,又不留下 “关闭传媒市场”的口实,还能让那些真正需要国际资讯的外籍工作人士和旅客继续看到他们所熟悉的刊物,可谓“一石三鸟”,充满了政治智慧。[ix]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作法也的确非常有效:因为经不起长期的经济损失,很多外国刊物都授受了新加坡政府的原则,将答复权还给它,即使要删改答复信也会征得它的同意。

另外,在认为其行为损害新加坡法律、使自己的名誉受到伤害时,李光耀还会诉诸于法律来将其告上法庭,迫使它们尊重新加坡法律,为自己的言论负责。1987年,《远东经济评论》指责李光耀恫吓天主教,该报总编辑戴维斯被起诉,赔偿27万新元。[x]1991 年,李光耀诉《星报》诽谤,庭外和解,《星报》公开赔礼道歉,赔偿20万新元。1994年12月,李光耀起诉《国际先驱论坛报》美籍讲师林格尔,因为他发文暗示李光耀“依仗屈从于他的法院”来对付反对党。2004年9月《经济学家》刊文指责新加坡政治中存在裙带关系,李光耀威胁要诉诸法律,后来该杂志刊登了公开的道歉信并赔偿。

对西方媒体如此严厉,也是出于管好国内媒体、避免使它们处于下风的需要。1995年6月14日,李光耀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如果外国媒体要报道新加坡新闻,那就得据实报道,因为我对本地报章和外国报章是完全一视同仁、绝对公平的。……如果我允许外国报章来拉我的尾巴,掐我的颈项,而且又没有受到惩罚,那新加坡媒体也很快的会加以仿效。”[xi]

4、媒体控股

为确保新加坡的报纸掌握在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新加坡人手中,政府对报刊出版公司的股份结构和管理权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报章由一个大老板或一个家庭控制的局面,推动几家主要报章改为公共服务有限公司,并且在股市上市。1974年,新加坡政府修正并于次年1月1日开始执行《报章与印务馆法令》,促成当地报纸纷纷组建公共公司,改变报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1977年,政府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获其授权者持有超过3%的报章股权,并且设立了一种称为 “管理股”的特别股票。拥有管理股的人或机构才能进入报馆的董事部。政府部长有权决定哪个股东能够拥有管理股。通过这个渠道,新加坡政府就可以将它信得过的人引进报馆的董事部,政府自己的投资公司或法定机构也可以拥有报业的股份(包括管理股),因此也就可以派人进入董事部,掌握报业的领导权。这样,报章的业务动作完全是按照市场规律,强调商业利益,但是,在关涉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及国家安全问题时,报章必须跟政府保持一致立场。[xii]

5、适应新媒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技发达的国家以信息产业迅猛占领了国际市场并取得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对此世界大势,李光耀认为,无论采取什么制度的政治领袖,都将学习利用媒体科技为政府服务;他们须应用科技而不是压制它,与新科技抗争的政府将会失败。为了在世界传播阵地占有一席之地,新加坡将扩大人们对媒介的接触度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建立了高速度、大容量和自动化的信息网络,使之服务于电视、电信、教学、科研、商业和金融等行业。这些基础设施把新加坡与世界联成一体,使人民实现了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共享,早在1995年,《联合早报》的电子版——联合早报网就开始登陆网络,扩展影响。然而,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以国界划线的意识形态防线被突破和重组,资讯科技正在急剧削弱任何政府原来可能对媒体采取的垄断性控制。

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爆炸”,但所有的声音不加辨别地呈现,必然带来相互矛盾的意见。对此,李光耀有清醒的认识:这将使各地政府难以让人民了解自己的立场,而如果政府的立场与政策,以及采取政策的原因都没有经过清楚阐明,人民就很难支持大家共有的目标;充满色情内容的网址将毒害缺乏自制力的年轻一代;那些极端偏执的网站则会煽动种族、宗教仇恨。为此,他强调,不管科技如何发展,培养下一代的原则不能变:孩子必须尊敬长辈,重视家庭的神圣性,否则,整个社会将缺乏凝聚力;如果经常调侃、奚落政府及其领导人媒体被赋予最高权威,那么,社会将发生困惑与混乱,并面临崩溃的危险。

对此,李光耀表示了担心,“当人们可以挑战上至英女皇的一切事物,可以摧毁皇室、削弱教会影响力、贬低国会和他的议员、诋毁法庭并对警察质疑时,社会还能保有什么秩序?”为维护秩序与纪律,李光耀重申,无论信息革命会带来什么,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保留自己传统的核心价值观,需要制度规范及供国民仰望的焦点。对于这些高位置的焦点,媒体需要负责任地加以维护,更不能毫无必要地去削弱甚至摧毁它们。推崇“亚洲价值观”的他深信,不管科技如何进步,东亚国家的媒体,都将会有别于美国的媒体;亚洲社会如果没有高低尊卑的意识,将无法维系下去。

然而,信息科技特别是因特网的发展,使政府长期地封锁不利于自己的新闻的愿望不再现实。为抵消新媒体对政治的不利影响,李光耀指出,处理新媒体的方式应该是利用而非压制,或称之为“审慎开放,柔性管理”,最重要的是,要求媒介反映政府的观点,让人民知道官方的立场,同时,也反映政府所无法控制的其他观点。

新加坡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演进后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媒体承认如何治理国家是民选政府的权力,报章不应越俎代庖,它们也同意:由于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重要功能,对人民有巨大影响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体制,政府对它们实行严密的管理并非不合理的事。实际上,它们和政府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高度共识,积极和主动地采取与政府合作态度,在提高社会凝聚力、协助政府达到政策目标、从而促进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

透视历史与现实,这种关系造就了一种双赢的局面:政府领袖获得了大众媒体的全力支持,有利于动用己有的社会和组织网络来宣传并实施政府决策;忠心的媒体也因而获得了对信息的近似垄断的地位,同时享有一定的自由——新加坡人可以广泛取得资讯,只不过不允许某些有争议的主题掀风鼓浪。对于这种关系,李光耀很有信心,他曾经表示,如果让人民在新闻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再次选择的话,人民仍将选择后者。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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