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GDP草坪更翠绿?

24/07/10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2010年7月15日新加坡公布的经济数据引发了两岸三地报章的响亮回应:新加坡经济表现抢眼;新加坡GDP破表;新加坡GDP15% 冲全球第一;星GDP料增 15% 远胜香港;新加坡的惊叹号,台湾的问号,等等。这种洋溢着赞叹的媒体标题强化了新加坡经济的成功形象。

然而,李光耀的新加坡是否真的就是江山如此多嬌?经济情势一片大好?这些漂亮的新加坡经济表现有多少真实性?

当然,新加坡经济有其成功的一面,但数据呈现的只是片面不是全面。要解读新加坡经济表现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约束条件,缺乏这方面的基本常识,而只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表面分析是不妥当的,难免会有偏差,甚至于会误判。

每一个国家的政经大环境都有其本土性,而有关新加坡统计数据的特殊性,尤其是涉及新加坡经济表现的认知,有3大特色:其一,新加坡经济统计数据有其可使用性问题。其二,新加坡经济增长有其特殊性,其三,新加坡经济结构亦有其特殊性。

首先,决定并形成这些约束条件的环境因素源于李光耀的政治思维。在新加坡的政治文化里国家讯息包括统计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都严格保密。

在‘你只需要知道你应该知道的’原则下,个人政治权力的虚实决定个人掌握机密资讯的多少。相信,在新加坡能够掌握国库清单与人民行动党干部清单的知情者,应该就只是政治权力核心的三几个人。

比如,即便民选总统的宪法责任是护卫国库,但总统并没有理所当然的知悉国情,而是通过公开途径向政府索取相关资讯。这位首任民选总统曾任内阁部长多年,且身居副总理之高位;由此可以知道,讯息在新加坡的战略性与机密性;即便是副总理也无知国库的虚实。以此类推,也应该是只有党秘书长才掌握干部清单。

另外,新加坡双语政策已有40余年历史,但按李光耀的说法许多国人不知道这是个不对称的双语政策,这反映何事?这是个典型的资讯流失,又何以会是如此?那是因为政府要人民知道的事,会大事渲染,政府不要人民知道的事,即便其讯息已经在公共领域也不会引起人民的注意。这现象亦说明了在半真半假的讯息里,只有半张选票的人民只需要知道那不真实的部分。

还有,明哲保身的官员不会越权去知道自已不应该知道的机密,更不会揭晓一些人民不应该知道的真相。换言之,官员会选择少知道或者不知道,又或者是知道后尽快忘掉。这种潜规则于是塑造了统计数据的三项特性。

其一,新加坡的行政资料数据化,收集与整理资讯皆具效率,所以李光耀对新加坡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动向了如指掌。然而,这套正确,全面与完整的数据是新加坡官方数据的机密版本。

新加坡官方数据的公告版本是修饰的版本;通过定义上不明确界定,模糊了统计数据原有真面目。比如,在新加坡的人口统计里,公民、永久居民与非公民;新移民人口和公民移居外国人口等等并没有明确数据,只能凭数据定义去界定新加坡人口的确实状况。但是,使用这种以揣测的加减法去分析经济现象容易出乱子。

2003年,南洋理工大学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解读了一些经济现象,一位新上任的代部长训斥这份经济报告为‘垃圾’。一位借调到劳工部的国大同行说:如果能够从这组数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

显然的,熟悉新加坡情况的学者会得出‘垃圾’结论,反映了官方统计数据的使用性不佳。讽刺之言更进一步证实了知内情者知道那是一些不能轻易使用的数据。理所当然,报告与资讯之间有其因果上的垃圾必然性。

其二,2010年2月23日,财政部长:‘… 长期的增长。劳动生产力是一个核心的议题,… 要把生产力年成长打到2-3%,是个主要的挑战。…过去十年,新加坡的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1%… 。’

2010年2月初,根据新加坡经济战略委员:新加坡的劳动生产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力大约分别为美国和日本的55%到65%。

提升生产力规划始于1970年代初。1979年政府推行‘第二次工业革命’试图利用高工资政策来迫使制造业进行机械化以提高生产力,但计划彻底失败,过后,引进大量廉价劳工来满足外商对人力生产因素的需求。

Peebles & Wilson (2002: 59) 记载了克鲁科曼的评述:‘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升完全没有关系,其生产总值的增加主要是来自资本与劳动力因素的增加。香港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其经济增长是来自生产力因素。新加坡的状况不足为奇,因为较早之前就有过类似的论述。’

按克鲁科曼的原文:‘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可以用经济投入来作全面的解释。这其中完全没有效率的增值。从这个层面来看,李光耀的新加坡经济和史太林的苏联经济是双胞胎,其经济成长是来自生产资源的投入。当然,新加坡比前苏联更繁荣…因为新加坡更接近,但低于西方经济体的效率。’(Krugman 1994: 71)

克鲁科曼对新加坡的未来经济增长不表乐观:‘因为当前的形式局限未来的发展,在现有经济架构下,提升劳工素质的空间有限。’

提升生产力有40年的历史,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始终无法解决的经济困境。这一种无力解决经济问题的现实又如何值得其他经济体羡慕,甚至于作为借鉴的模式?

其三,2010年7月13日,李显龙在休斯敦指出:经济增长强劲的主因是两间赌场酒店开幕,以及制药业的增长…;要推行…改造经济、提升工人技能和提高生产力等计划。如果我们无法实现较长期的结构性经济改革,未来将无法取得持续增长。

这番谈话显示了新加坡经济结构的问题:政府始终无法改变对外来资本,外来技术和外来市场的高度依赖。这样的经济架构缺乏主动,置疑了可持续增长的稳定性。

新加坡的外资制造业,如石化工业,制药业,高科技产品等等巨额投资有利膨胀GDP,但对提升本地经济素质则虚多实少。这在新加坡经济历史里有先例可查。

Helen Hughes (1969) 指出石油工业的巨额投资有利GDP增长但对就业增长并没有多大帮助。新加坡是依赖劳工密集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W G Huff (1994) 解释:早年的石油商只是利用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进行直接贸易,不经手中间人,所以新加坡并不分享利益,但是巨额石油贸易带来经济发展迹象。然而,英国官员却指出:这对我们的统计数据制造了错误的印象。

1995年OECD 把新加坡列为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坚持新加坡仍是发展中国家。官方对新加坡经济结构的评估是:新加坡经济缺乏一个已发展经济体的广度和深度,所以无法和先进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竞争。

这一争议亦涉及GDP人均概念。新加坡认为由于经济中有很大的外来因素,加上新加坡人口少,因而带来了GDP人均偏高的非真实现象。

Peebles & Wilson (2002: 135) 探讨了这一问题 :以新加坡经济体来比较,其生产额是相对的庞大,是谁从中得益? 是什么程度的好处?新加坡GDP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外资企业和外来劳动力,这些都不是新加坡人的所得。

为此,统计局设计了本土GNP概念 (Indigenous GNP, IGNP) 。以2000年为例子,35%的GDP是来自外资,所以IGNP是GDP的65%;新加坡只从IGNP分得好处。这一年的GDP人均是S$42,212而IGNP人均是S$ 38,445;证实了GDP人均偏高的说法。

虽然经济组织结构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从石油业历史与人均概念中还是可以一窥经济增长和新加坡老百姓之间有着何等的财富分配关系。

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是,老百姓很难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直接经济利益,但却无可避免的要分担其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社会成本。从这回的GDP增长来看,赌场从概念,设计到建筑,以及赌场科技包括荷官与保安多由外来人力承担;制药业的科技包括设备与尖端人力也都是外国入口。而新加坡老百姓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人民不仅付出了更高的车资,又要更使劲的挤进站无虚位的MRT。

那么,谁又从中得益?显然的,谁能够把薪金和GDP挂勾谁就能夠得益。

新加坡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先进工业生产和大量廉价劳力入口,就是新加坡社会贫富两极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经济结构性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官方的代罪羔羊,全球经济一体化现象只是加剧了这个早已存在的新加坡经济困境。

新加坡经济的本质在许多学者文献中都有评论,并且解释了个中缘由。然而,一些新加坡人包括撰稿人还是似懂非懂,所以经常有半真半假或者以假当真的论述,从而导致外围观众真假难分的以讹传讹。

回头看看,台湾何需惊叹?台湾人的创业精神不就让新加坡人望尘莫及?一个在中国大江南北搞得风生水起,一个在苏卅折翼而返。新加坡超越香港?香港中小企业经济已经跨越边界融入中国南方经济;谁是这个大池塘里的大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加坡,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是谁制造了更多的亿万富豪?这个情况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2010年7月23日中央社转载了南洋商报的报导,李显龙:‘这种增长速度是因为经济从谷底反弹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再加上有一些新的发展项目,例如2座综合度假区开张,但这不代表明年或今后也能取得同样的增长率。’

诚然,新加坡的经济表现没有什么值得惊叹,相反的,这种特殊经济表现更显露了新加坡的经济隐忧。        

有说旁观者清,看来这也未必正确,或许‘欲知庐山真面目,唯有身居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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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