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双语教育和文化断层

10/07/10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2010年6月26日晚,亚洲地区孔子学院的座谈会上李光耀就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和当前双语状况发表了评论。

根据新加坡主流媒体的报导其内容大概意思是说:1、家长把孩子送到英校只学习单一语言会失去自已的根,所以李光耀决心推行双语政策。2、政府要减少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引起反对是因为国人并不了解目前双语不平等的事实。3。之所以会有双语不平等事实是因为,一来、没人能把两种语言掌握到同样好水平,二来、理论上看双语平等、实际上并非如此。

李光耀传递了两件讯息:1、人民行动党政府推行的双语政策挽救了民族文化,免除一场华人丢失语文根基的危机;2、新加坡华人有幸保住了民族性,所以双语政策是一个明智与有远见的政策。

然而,李光耀的因为害怕华人丢失自已的根而决心推出双语政策的说法是一个崭新的论述,坊间所见的学术文献还没有这种或近似的论证,所以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

另外,李光耀认为国人并不了解双语政策的说法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现实:许多国人对政策的蒙昧无知;所谓的双语制度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何以国人还是如此蒙懂?何以不知道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双语制度?

举一反三,除此之外,国人对其他政府政策,又有何等程度的了解?比如,讲华语运动的葫芦里卖的是何种膏药?是治疗什么样的社会疾病?这其中又有些什么社会成本?

社会之所以会有这般糊涂现象,要不是人民无知无觉的任由摆布就是官方的政策包装非常成功,若不是社会问题的浮现,国人还不知道政策其中原来别有洞天。

回顾新加坡历史,新加坡新生代出现文化断层的现象是教育制度的必然结果,双语政策则是推波助澜,强化与加速了这一个丢失文化根基的社会化过程。这一个根据文献记载的历史过程和李光耀的说法恰好相反。

华人去中国化的政治思维与教育政策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殖民政府,1959年之后李光耀继承了这套思维与政策,并将之发扬光大,最终修成正果,造就了一批不中不西的异类文化的新加坡新生代。

H E Wilson (1978) :‘英国人在新加坡施行的教育是要培育一些能掌握英语的学生,这是为了满足英国商人和政府行政上的人力需要。学生学习语言技能,对英国文化一无所知。这些掌握了英语为谋生工具的华人子弟丢失了自已的民族文化。’

这种英化华人社会现象并非新鲜事。新加坡历史里就有这类‘英皇’华人。英皇华人效忠英皇,祟拜英国人,向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许多祖父和父亲都希望把自已的后代养育成一名‘英国’绅士。可见,当年的家长已经是把孩子送往单一语文的英校就读。在有关李光耀生平的传记里就有同样的叙述。

1920年代华社积极参与反日本与抵制日本货的政治运动,导致英国人对华人政治势力兴起的忧虑,于是开始通过立法来管制华社组织,其中包括华人教育与文化的活动,诸如华文学校的兴办,招聘,学生,课程等等事宜都要按政府条规处理。

二战后,英政府在马来亚施行马来语教育,在新加坡推行英语教育。此外,政府也同时通过多种手段,来打击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这一教育政策引发了华校生的反政府运动。Wilson认为华校学生是在捍卫自已的民族语文,他们和马来人与印度人一样都享有同等的学习母语文权力。

Hill & Lian (1995) :‘英国人大力推行英文教育,为即将到来的马来亚时代培育亲英人士,以保护英国人在远东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英殖民政府在扶持与培育亲英的英化华人过程中,亦同时大力打击反英反殖民运动的华教人士。这段历史可以从人民行动党内讧中李光耀和林清祥的不同结局获得佐证。

1950年代的华校学潮平息后,时任首席部长的马绍尔招集了各党派委员会商议解决新加坡华校所面对的困境;李光耀出席了这些会谈。

在走向马来亚化的大时代背景下,1956年的华文教育报告书制定了新加坡教育制度的重要建议。

报告书在文字上确认教育政策将会平等对待4种语文,但是, S Gopinathan (1994) 却认为报告书具有去多元化教育的属性。因为推广英语文作为各民族共通的共同语文,在实质上,就是防止母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平等对待4种语文的规定保障了巫印英的地位,这也就造成了Eugene Tan (2007)所说的:杜绝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享有语文上的优势。

在语文史实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那就是华社,如中华总商会只是维护并争取一个弱势的,受歧视的华文在多元社会里的合法与合理地位,从未将华文教育强加于他族。所以华人沙文主义的罪状纯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指控,并无历史根据。在新加坡语文史实里只存在着官方把英文教育强加于他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延续了殖民政府的政治思维,在平等对待4种语文的框架下人民行动党政府倡议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概念: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人。

这一种设想下的社会演化为新加坡人的政治过程中,去母语民族性是一个必需的条件。换言之,在‘一个新加坡人’的政治口号下,个各民族都必须做出牺牲,把自已的母语文摆在次要的地位上。在新加坡共同价值观里头,这就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显然的,这种政策结果就是英文,合情合理的浮上台面,成为新加坡人民的共同语文。所以虽然说,在宪法上,马来语文是国语,然而,在政治现实中,英文才是实质上的新加坡人国语。

1966年新加坡施行了综合学校制,把三种语文源流的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上课,理论上,这是要通过学生间的直接接触来增强种族间的认识和沟通,从而建立一个融洽和睦的社会。

但是,由于英语与母语教学时间分配不均的结果,使得英校毕业生比其他语文学校更能掌握英文;由于英语文教育享有更佳的就业机会,所以英文源流学生大幅度增加。

1978年吴庆瑞教育报告批评了1966年体制的弊病,并提出新建议。1979年落实了不对称双语政策,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在新体制下,不论在学习时间与资源分配,以及在语言教育的水平上,母语皆沦落到次要的地位。

在新的特选中学制度下,传统华文中学终止了原有的华文教学媒介,改用英语教学媒介。次年,1980年李光耀通过大学合并亦结束了南洋大学。

教育政策与华校的没落可以从数据中一目了然。1959年新加坡自治的那一年:学生人口分布是华校/英校:46%/47%。1965年新加坡独立的那一年:31%/60%。1978年,吴庆瑞报告书的那一年:11%/84%。1979年后新加坡再也没有华校,新加坡的传统华文教育体系从此消失无踪。

Chiew Seen Kong(1985):‘母语是文化传承的最主要媒介,母语教育资源的多少决定文化传承的多少;新加坡出现了华人丢失文化根基的现象。’

新加坡之所以推出儒家思想课程与宗教教育,就是因为李光耀认为有必要重新安置文化基石。换言之,丢失文化根基是一个社会现实。

C M Turnbull, (1989) :‘标志着双语政策失败的新加坡式英语盛行,社会上亦出现文化断层的现象,为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对新加坡语言与文化的发展方向走向卡立索社会 (calypso society) 感到忧虑。’

人民行动党政要告诫人民不可以使用新加坡式英语:因为那是失败者的语言,吴作栋呼吁电视台停止使用这类语言。然而,积重难返。

在上世纪的80与90年代,新加坡英化华人社会排斥华人语言与文化的现象颇为普及。当年就有一名华裔医学教授把中草药等同牛吃草,反映了精英阶层对中华文化的偏见。一名华裔青年在海峡时报言论版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反映了新生代对中国人的蔑视。延伸到今时今日的华裔小学生的‘I hate Chinese’,更彻底反映了新生代对中华语文的厌恶心态。

从历史文献可以清晰知道许多新加坡华人缺乏民族文化意识。这群新人类把自已看成是国际大都会人,换言之,伪西方人。

这些社会现象都只是因为家长送孩子到英校学习一种语文的结果?

要考证这一论点并不困难。实际上,李光耀发表谈话的地点和谈话内容之间的相互矛盾就足以证实新加坡华人确实是丢失了民族性。

在以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设立孔子学院,这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状?

从孔子学院的世界分布图来看,学院的主要学员对象是非华人,那么,这是否表示新加坡并非华人社会?

以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不是华人社会,那么,这又是否证实了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都已经是文化上的断线风筝?所以有劳孔子学院重新再教育?

看看孔子学院的宗旨与学术活动,再回顾南洋大学的创办历史,历史学者可以从中获得些什么样的历史认知?

逝者已矣!奈何?或许,这就是新加坡模式的人文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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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