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认识新加坡语文教育政策

26/06/10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2009年11月17日,李光耀对华文的没落做出解释:当初认为学生有掌握双语能力的假设是错误的,另外,死记硬背是错误的方法,导致几代人对华文失去兴趣。

根据近日的新闻报导,2010年小六华文会考新格式就是为了改变华文教学的死记硬背方法,让学生在不必死记硬背的情况下发挥阅读理解的空间。

死记硬背方法是否适当是个教育学范畴,应该由行内专业学者去回答,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有过百年历史的新加坡华文教育体系就是用这个方法教育了几代的新马华人。如今要以华文讨生计的先生女士,不就是死记硬背方法下的受益者?

此外,英文听写亦是学习英文的不二法门,学习英文26个字母串连成字,不也是靠死记硬背方法?

任何学习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李光耀不就告诫那些对劳作失去兴趣的普罗大众,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免费午餐?诚然,任何成就,包括华英巫印的语文学习都得靠辛勤努力;死记硬背是语言学习的基本功。

从新加坡历史来看,华人母语水平之所以会江河日下,乃教育政策上的失败;这是社会制度上的不为也,非不能也。

新加坡母语教育水平的每愈况下是教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和学习华文是否困难,教学方法是否适当并设有太大的因果关系,虽然,这些教育技术上的问题也起着一定的负作用。

要了解当前新加坡母语教育的尴尬困境,应该回顾新加坡的教育发展历史,特别是李光耀消灭传统华文教育体系的政治过程,因为这才是关键点,把问题归咎于华文教学上的技术层面是捏软柿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会促使情况更进一步的恶化。实质上,这种作为无非是为了转移问题焦距,让决策者摆脱历史责任。

《东南亚的语言,国家与发展》(Language, N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Ed. Lee & Leo, 2007) 收录一篇有关新加坡的文章The Multilingual State in Search of the Nation: The Language Policy and Discourse in Singapore’s Nation-Building,作者Eugene Tan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法学助理教授。这篇文章记录了新加坡语文教育政策改变的来龙去脉,其中对历史的演绎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虽然其中一些分析未必正确。

这篇文章引经据典是学术性的论著,主要是从新加坡建国的角度解读三个议题:‘其一,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的教育政策,主要是政府对华人语言与文化的决策。其二,制定新加坡语言教育的政治思维以及其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其三,通过新加坡4种语文的现状来展示语文在后殖民社会所面对的困境。’

作者首先指出,‘探讨新加坡教育如何影响国民身份的学术研究相当缺乏。这也就是说,语言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的问题缺乏学术探讨。这个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新加坡是从种族关系而非语文的角度去处理问题。虽然如此,但社会却是通过语言的讨论来替代种族的讨论,之所以要如此迂回进行是因为语言的讨论是以温和的形式进行,相比之下就不具对抗性,从而避免了正面冲突。’

作者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待其他的学者去进一步论证,不过这种说法基本上附会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制定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所阐述的政治观点:社会矛盾必须通过人民行动党规划的协调机制进行,背离了这个规律的行为皆属于对抗性行为。换言之,体制外的政治行为都是反社会行为。

其实,新加坡之所以欠缺有政治内涵的学术研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政治文化的自我约束,尤其是主流学者避免涉及华文教育灭亡的历史问责。说白了,那不外是明哲保身。

这篇文章的首两节解读了华人语言与文化教育的历史。作者归纳了教育政策的5点特征:‘其一,4种语文在宪法下享有表面上的平等地位;其二,马来语作为国语是地缘政治上的一种表态;其三,英文是主要语文,是政府行政与经济语文;其四,英文之所以是新加坡共同语文,为的是要避免占人口大多数的华人享有语文上的优势;其五,为了经济利益,政府在近年来大力鼓吹提高英文与华文的水平。’

根据作者的这一个说法,新加坡的政治现实应该可以理解为:一,4种语文的平等地位是假象,语文平等之说不能当真;二,马来语文是国语之说只是政治表态,亦不能当真;三,新加坡的实质国语是英文;四,华人语文不可以占有政治优势;五,鼓吹华文是为了经济利益与提倡中华文化无关。

按这一解读的理论逻辑来进一步推断,新加坡是儒家社会的说法完全是以假乱真,所以以儒家价值观来论述新加坡的文章都是白费气力,毫无意义。如果这一说法确实能够成立,那么,其他亚洲经济体以同文同种为由而借鉴新加坡的种种论述不也就是无稽之谈?

作者认为‘政府把教育平台看成是进行社会工程的工具。为此,政府以国民型学校取代了原有的母语学校。指导新加坡教育政策的政治思维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并围绕这一宗旨发展。在新的双语制度下,英文是第一语文,母语是第二语文。’

‘双语政策是以学生都具备掌握双语学习能力的假设而制定。1979年起动了吴庆瑞教育报告书的建议,在小三,即学生在9岁那年进行分流教育,把学生分为普通,延伸和单语文源流。学习能力最差的单语文学生不必修读母语。’

‘1991年至2004年间,分流是在小四那一年进行。学习能力最佳的少额学生进入EM1,以第一语文学习英文和母语。占大多数的学生进入EM2,以第二语文学习母语。’

根据这些史料,显然的,从1979年至1991年间的12年里,单语文源流学生都失去了学习母语的机会。从1991年至2004年的13年里,EM2学生是以第二语文水平修读母语。以金字塔结构来看,顶尖学生只占每年入学学生的极少数,所以在分流制的前12年有大部分的学生没有修读母语,之后的13年亦有大部分的学生修读第二语文母语。

吴庆瑞教育报告书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双语制度的政策结果是:具有新加坡社会特色的新加坡式英语和新加坡式华语应运而生,这些变种语文就是源于这批庞大的学生人口;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必然结果。

追根究底,变种语文的问题是出在所谓的双语政策有名无实,因为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双语制度:学习的重心是英文,并非双语并重。

此外,单语文源流学生原本有望可以修好母语却在制度下被迫放弃母语,只能学习英语文。同样的,EM2学生以第二语文水准修读母语,自然而然会导致母语水平下跌,成为‘次等’社会语言。这应该就是造成语文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后失据的根本原因。

这一种制度上的先天性弊病应该不难发现,或许,这种制度病毒原本就是政策设计的终极目的:终结新加坡的母语教育。当新加坡人都丧失了母语能力,英语就自然而然的唯我独尊,理所当然成为新加坡人的国语。这是制度在自然演化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这也就是制度设计者的预期成果。

不对称双语政策的恶果在新制度展开后的几年时间里就己出现,当年的教育部长就指出自双语制度施行以来华英语文水平有下滑现象。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是,何以以办事效率高超而沾沾自喜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却不及时补救?从这一点来看,政府有意让母语教育枯萎应该就是华文水平江河日下的另一个原因,或许,华人去中国化原本就是李光耀建立新加坡国的潜目标?

回顾历史,歧视与意图消灭华文教育源自英国殖民政府的反华反共政治思维,李光耀政权上台后秉承了这一套英国人的政治文化。这种要清算华人语文教育的政治思维在政府与官僚体系里滋长蔓延,并最终开花结果。新加坡的传统华文教育体系,以及由东南亚华人社会共同创办的南洋大学的双双消亡就是政策结果。无风不起浪其来必有因,这应该就是华文在新加坡日趋灭亡的前因后果。

另外,2009年李光耀已经确认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导致了几代人对华文失去兴趣。但是,新加坡主流媒体却还会出现‘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具有远见卓识’的如此这般不实论述。这种真假不分,以假乱真的非专业行为是会进一步加速母语教育的灭亡。这或许就是母语教育回天乏术的另一种社会因素。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要改善华文水平的困境是要从改变政治思维的层面去解决,单方面去改变教学方法是本末倒置。企图以改变考试方法或者改变评分方法去改变华文没落的现状更是于事无补。

作者文中亦提及,‘在建国初期人民行动党的理论专家拉惹勒南是以建设一个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来避免多元种族社会的潜在文化冲突风险。…当权者与华社之间的政治矛盾导致了华社的边缘化。中华总商会,华人宗乡组织以及富有的华商都得靠边站,以杜绝他们对华文教育与文化的影响力。’

坊间对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一说有不同的意会。其实,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一说并不实在,用李光耀对新加坡信约的观点来看:这个概念只是个愿景,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目标。

李光耀会相信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这一种政治理念吗?澳大利亚的政治学者James Cotton在一篇有关新加坡民选总统的文章中就明白指出李光耀不认同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概念。新加坡从来不鼓励异族通婚,因为李光耀说过:做爷爷的不希望看到和自己不一样的孙子。

新加坡居民证清楚记录个人的种族身份,况且在新条例下华人可以依父母身份进一步分化为,马来-华人,印度-华人,白种-华人等等。换言之,国民身份是趋向分化而不是统一的方向发展。

这也就是说,在现有政策下,新加坡信约宣扬的‘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人’的现实是不会出现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新加坡确实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那么,新加坡的4种语文应该享有真正的平等待遇,显然的,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的政治现实是英语是所有新加坡人的国语。

如果新加坡确实不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那么,新加坡又是谁的新加坡?

备注:文中引用的资料与文字片段是经过筛选和节录,必然会出现断章取义和背离原作者文意的状况,所以在有关部分请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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