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知识界共同体

29/05/10

作者/来源:庄华兴 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知识界共同体:抗衡权力的寓所

【我的国家MALAYSIAS/庄华兴专栏】第三世界国家有没有知识分子?如此提问主要有两层意思,即对第三世界土壤能培养怎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抱着好奇,因而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推动的改革议程致以敬意。一如有人问起:“亚洲的现代性是什么?”,或更直接:“亚洲知识分子的现代精神特质是什么?”是鲁迅的匕首投枪,抑或《彷徨》中的颓丧?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与社会现代化相辅相生的。而知识分子的出现恰恰是新文化的具体表征,同时亦揭示社会兴替条件的成熟。以此推演,封建与落后的社会是否有知识分子呢?笔者的答案是:有的,他们是“宫廷知识分子”,拥护体制,无论对个人或对体制的反思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现代文化特质姑且称之为“残缺的现代性”。

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社会产物

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的面貌与名称。在中国历史上,它曾经被称作“儒士”,自科举制度兴起之后,“儒士”的界义开始扩大,涵括考试及第当官的“仕”阶层。到了近现代,其演变与整个中国近代史历程相呼应,并成功促成文明之再造。

《辞海》缩印本给“知识分子”的解释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页2094)。这个解释仅仅把知识分子视为一般职场成员或文化人,并无法点出知识分子存在之社会脉络。

俞可平对这个群体的诠释更能符合现代社会语境:“知识分子是专门从事创造和传播价值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从正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制造社会的合法性,为一定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从反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社会批判,尤其是进行社会制度的批判。”由此深刻揭示,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

重划华社知识分子边界

谈华社知识分子仅锁定在接受华文教育背景人士,难免会有疏漏,尤其自308政治海啸之后,“华社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开始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它究竟是以构成的成员的语言背景为依据,还是以它服务的对象为基础。换个角度,问题的焦点究竟在于“谁是华社知识分子?”,抑或“为谁服务的知识分子?”

毋庸置疑,近几年来,越来越多非华文教育背景的华裔知识分子开始在华社人文圈中窜起。以英文背景者为例,有从法律角度谈人权问题的律师公会前主席杨映波、从经济角度谈公共政策问题的政策倡议中心主任林德义,从公民社会角度论马来西亚政治的杜亁焕,更早之前则有柯嘉逊等等。

他们的关怀皆与华社一直以来所关注的问题息息相关,他们之中,有些已开始积极参与华团工作,或介入华教组织领导核心。或许受语文与个人社交圈子所限,这些英文背景的华裔知识分子在数量上仍相当有限,但他们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当组织内部发生矛盾时,其教育背景往往成为靶心。这种现象更突显这个群体在华社心理的特殊位置与暧昧性,却不无折射出华社的残缺现代性思维。

此外,还有马来文背景或跟马来文媒体关系紧密的华裔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虽鲜少在华社圈中出现,但他们在马来社会的知名度,华社其实并不陌生,譬如史学界的邱家金和汪克靖、语文学界的张国祥和林天英、社会政治学界的郑全行等少数几位在平面媒体曝光率较高的马来语华裔精英。

因他们所谈的课题与华社直接相关(譬如华校与国民团结、华人与建国史争议、英化数理课题等),是以,他们在马来文媒体发表的观点往往直接辐射至华社,进而在华文报引起回响与争议,对华社更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鉴于此,谈华社知识分子若仅限于华文背景者,其实并不全面。

这也说明在马来西亚华社愈朝向多元共存的方向努力,有关华社知识分子的研究已无法再恪守成规,它有必要重新划定边界,寻求新典范、新视角,俾获得更可靠的成果。非华文背景知识分子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其实是马来西亚现代情境下的产物,教育源流的多元与政治决策的单元化之间的张力,促使有理想的非华文背景华裔知识精英不得不厕身有动员能力的华社组织。这种弔诡的现代性恰恰是形成当下马来西亚华社知识分子的社会与政治基础。

文学人与中文人的公共缺席

在人口比率日渐萎缩的马来西亚华裔,华社人文资源原本就非常有限,反映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更为明显。除了人文科系出身者如中文系、传媒系、社会学系和政治系,现有不少直接参与社会政治评论的华社知识分子来自非人文科系。

这样的讨论原本没什么必要,也毫无意义,然而,在华社知识界,却往往出现某些领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批判与思考并不热衷,甚至大有与之划清界限之势,而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的倾向尤其显著。对某些人而言,文学是一个独立、超然的世界,审美成为它最堂皇的依据,它与当下脉络可以毫无扞挌。

是以,并不难发现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创作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它容许挥霍美学而把文学的脉络置之不理。说得不好听,他们在乎自我妆扮多过自我表达,即便尝试自我表达,却热情有余,问题意识阙如,因而难免流于喃喃自语。他们专栏评论其实一点都不专,举凡哲学、宗教、文艺、电影、历史、时事,无所不谈,无所不通,大概这是更为超越的新兴知识达人了。作为马来西亚华社有限的脑力劳动群体,这种现象首先即揭示知识分子本身的素质问题——知识仅仅作为工具,并且可以和知识分子的道义切割。

第二种现象是,马来西亚华社知识分子的公共评论写作往往落在非中文系出生者身上。从近年来的趋势看,一般以大众传媒系出身者居多,社会学系和政治经济系也不少。但受囿于本邦中文大环境,整体数量终究有限。因此,华社对中文人的深切期待自不难理解。

中文人无法在公共话语空间占有发言权,是否与其狭隘的“领土观”和虔诚的“典律观”有关则不得而知;但不得不指出的事实是,此地中文系研究素以古典文学评论独尊,中国史哲次之,现当代文学和本地文史又次之,这当然和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不无关系。

中文系向来以弘扬中华文化与传扬道统为己任,课程设置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现代语文与文学为辅,单看主办多届的汉学研讨会论文大体可以窥得一斑。学术人甚少跨越本行以外的界域,也常以能安守本分自许。然而,这并非普遍的学术生态。以中国为例,陈平原、王晓明、蔡翔、汪晖本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与思想史,但对公共议题的介入并不落人后。

90年代前期王晓明发起有关重建知识界公共性的讨论即为一例。在西方,学术人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经常重叠,有者更是三栖人物,除了象牙塔本业,又是政党的智囊,同时在公共媒体写文章针砭时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即在此列。

不妨这么说,当中涉及的无非与“传统”相关的问题。这样的一种“传统观”不仅遏制追求新知识、新学术典范的欲望,同时也阻碍了中文人介入公共讨论空间的可能性。置于当下全球化背景中,前述现象尤其不可思议,其内在问题也益形凸显。

知识分子面对国家与权力

在全球化趋势下,“共同体”(community)成为拥有不同观念和传统的知识分子们共同思考的主题。虽然共同体概念召唤着某种统一性与和谐性,但它同时也是成为冲突升级的内在因素之一。这在学术领域并不成为问题,因为良性的对抗与冲突对促成知识深耕有重大的作用,共同体的作用即在此。

知识分子之所以需要聚合成共同体,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整体性的权力网络。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权力面前,单凭个人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知识分子若坚持知识的自主性,则无法不对共同体作出积极的回应。

共同体的形塑有其一定的物质基础。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大塚久雄分析德国的案例,共同体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以观念与理念为奋斗的目标,因此其集结基础当以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为本,不必然是有形的组织。其中可以有一致的目标、对话的平台与机制,以及对客观形势的基本共识。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共同体因为受权力集团有形无形的压制乃至笼络,以及公共空间(包括言论空间)被操控以致沟通管道失灵,因此构成的知识共同体并不健全,譬如支援运动的持久性或能耐,以及理论建设的不足,鲜明而有效的抗争更难以成形。这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共同体的一般状况——粘合力不强(各行其是,在某些大是大非的关键性时刻往往以个人得失为行动标准)、议题涣散随意(缺乏持续性关怀,仅止于因应当下问题而已)。

此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塑与国家对现代化的态度亦有关系。以马来西亚现有各种现代化景观衡量,如私营化政策实施后的各种奢华与庞大硬体建设,似乎体现了执政者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决心。但事实是否如此,仍值得作深入的检验。

首先,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在物质基建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之间,何者为重?回答上述问题,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李景鹏在〈现代化——知识分子时代的到来〉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现代化,是否真正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的试金石。……而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法制国家和开放社会”。

易言之,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现代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彼等通过个别的专业知识以及对社会的反思发挥建设力量。但回顾马来西亚国家体制,当政者是否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诸如此类的空间?别的不说,审视现有的法制系统,如内安法令、机密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有哪一项不遏制遏制知识分子的思维与行动能力?而作为知识分子摇篮的大专院校亦难逃厄运,有1971年大专法令伺候,可见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塑和承继并不让人乐观。

知识分子论政到参政

若从知识分子论政、问政到参政这个脉络看,知识分子的参政动机曾引起华社的热烈讨论,主题基本上围绕在知识分子参政之可为与不可为?陈祖排于1987年弃教从政时,曾在华社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论争,关键即在此。

柯嘉逊把前者的上升之路喻为知识分子升官图,另外一位叫丁峯的时评人更单刀直入指出:“政治工作过于侧重与突出学者专家是不合逻辑的。是议会的人才未必是搞组织搞群众工作的人才。因为在政治上是讲力量的,这些力量来自民间,假使不勤于搞组织,不善于组织群众,哪里会有政治力量?绝对不可能利用学问或是用科技去制造政治力量的。因此知识与学问始终是配合的条件,而不是主要的条件。所以学者参政一定成绩斐然,那是不正确的政治理论。”

其他如冯镇安、何国忠陆续步陈祖排后尘。他们三人在特殊形势下“下海”参政,凭着个人在学术文化界的“金字招牌”成功挤入仕林。

反之,参与反对阵线的知识分子走的是另一条殊途异路。1990年,华教人士林晃昇、柯嘉逊、李万千、吴维湘、饶仁毅、杨培根等 27人加入行动党,企图壮大反对党力量促成两线制,惟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个(华教—民权)共同体人数并不多,不过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浓厚。

在更早之前,华教组织已开始介入政治场域。1982年,以林晃昇为首的华教人士倡议三结合概念,通过“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策略,以期为华教前途打开新局面。与获得华教组织祝福的华教四君子(许子根、郭洙镇、江真诚、王天庆)比较,加入反对党的华教知识分子如柯嘉逊,显然走了更多崎岖的道路,至于何者对国家社稷的贡献大,有待进一步探讨。

可以说,学者或知识人参政不全然是个人选择,它与维护社会公义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华社对参政学者寄以厚望(或说存有幻想),往往受封建进仕观念影响。知识分子问政,实际上只止于理论的演练与归纳,裨为老百姓找寻出路。他们同时也参与了言论空间的开拓,或制造舆论,以抗衡当政者推行不利于社会大众的决策,这是缔造公民社会的基础。

从个人批判权到公权的转化

在这阶段,学者或仍带着个人理想,惟一旦参政以后,他们的终极目标仅仅是为了争取执政权,因此,有意无意之间往往选择站在公民社会的对立面。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从问政到参政过程中,还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张驰关系,具体而言,即从个人批判权到公权的转化。知识分子是否能有效发挥公权力,取决于他对社会问题本质的掌握,以及他的诚恳和一以贯之的精神,这些都没有脱离知识分子的伦理范畴。

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共同体或许可以更有效发挥监督和批判的角色。在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批评话语席卷中国之后,新左派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对新自由主义世界霸权(也有称之为“世俗化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盲目支持提出了批判与反思,包括被理想化了的“公共领域”、“正义”、“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体现了新兴知识界的集体力量。

冷战结束,后冷战方兴,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马来西亚已开始面对新资本主义的冲击。腐化的统治精英和资本家勾结推动赌球合法化是为最新的例子。此时此刻,知识分子除了要有更敏锐的问题意识,是否也应该锁定批判和打击的目标?

庄华兴是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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