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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22/05/10

作者/来源:吴乐进《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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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启示与借鉴

摘 要:本文以新加坡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线索,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角度,着重就新加坡模式的具体内涵及模式中的经济系统要素、政治系统要素和文化、社会系统要素三个方面来加以评析,并站在借鉴的视角,探讨新加坡成功经验中有关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政党政治的运行机制、高度制度化的体制、廉洁高效的政府、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文明、名列前茅的国家竞争力、独具特色的劳资政关系等问题。在详细分析中斯两国不同的国情、新加坡经验的特殊性、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面临的困境以及借鉴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若干政策性启示。

关键词:新加坡经验,现代化道路,启示与借鉴

1 新加坡模式的具体内涵

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中有如下几个特点显现出自己的特色:①富裕的生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② 对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积极提倡;③高效廉洁、稳定的政府;④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方式。这些特色较之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新加坡模式的具体内涵和主要特征是:

1.1 新加坡模式中的经济系统要素及其特征

(1)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来保证经济的高度开放;

(2)通过国家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来推动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主导部门和一些外资最初不愿进入的部门;

(3)通过大学、大专、工艺学院和在职训练班完善的职工教育培训体系来开发人力资源,使人力资源发展能满足新加坡作为区域贸易、金融服务发展中心和外来投资发展的需求;

(4)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来缩短制造业的建成时间,从而增强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5)通过工资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外籍劳工政策等来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以保证劳动力的供应符合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的需求;

(6)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引导。培育独具特色的国有经济,锻造经济发展的双翼——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

(7)在产业发展规划上“挑选赢家”,推行提升本地企业为跨国公司的计划,建立经济成长的“第 二支翅膀”;

(8)在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不迷信教条,敢于创新。不屈服于压力,敢于推行不受欢迎但又必要的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加坡形成了三大经济竞争原则:尽量使国家有竞争力来维持新币的币值;工资增加率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以确保制造业的竞争力;全面提高生产力。

1.2 新加坡模式中的政治系统要素及其特点

一党为主的政治体制;高效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和独具特色的劳资政关系。

1.3 新加坡模式中的文化、社会要素及其特点

现代化文明特征与文化发展;共同价值观;多元宗教政策;选拔人才的精英制度;强调集体的依附和效忠意识;自我约束;营造文明城市的社会环境综合治理。

2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启示与借鉴

2.1 政治与经济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现代化不必也不等子“全盘西化”

新加坡迈向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最大的启示就是:政治(既包括狭义的权力结构,也指广义的政治活动)与经济(包括运行机制和经济生活)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所谓“距离”,是指两个领域各自有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经济活动——价格的自发波动、企业的自由进退、市场的自主运营,依据的基本上是经济自身的规律,不能为政治的波动、政治方针的变化和政治家个人的沉浮所左右;所谓“必要的”,是指国家不可能完全不过问经济,但这种过问应有一定的取向和力度。新加坡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强力的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这与亚非拉美众多国家的“软政府”截然不同。“强力政府”以经济快速增长为工作重心,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轴,以国家对工商业的全方位导向为标志。表现在:有坚强的意志,有明确的中长期规划,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有强大的政党支持,有成熟的统治手段。而这也正是新加坡横空出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中国而言,政治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区别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差别。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现代化并不需要“全盘西化”。按照李光耀的说法就是:努力地在一个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建立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该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对发展自己有用的,就应大胆果断地“拿来”;对不需要的或是暂时条件还不成熟的,可以拒绝或加以改造。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网络经济风起云涌之时,一味拒绝、一味排斥已为实践证明是先进的经验,将被时代所淘汰。

2.2 转变党的领导方式,适应从“先锋队”到“文官管理体系”的转变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处于中枢地位,它对政治体制和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实行政治领导。由于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管理体制,使国家政治生活中需要加以处理的诸多关系都汇集到党政关系这条主线上来。社会的各种矛盾、政策上的一些失误,乃至于个别公务员的怠慢,老百姓往往都怪共产党,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形象,使党处在社会各种矛盾的旋涡之中。

现代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党政治”,而在“政党”的条件下,“党”和“政”是无法完全分开的。从表面上看,中国与新加坡都是实行集权统治,一党专政,但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关键点在于,新加坡从本质上肯定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如反对党、总统选举、议会选举等),虽然这些原则并没有真正得到实行,但这些原则的确立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先建立了这种为上上下下普遍认同的政治原则,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才具备了灵活的调适性。这种初看起来空洞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地落实起来,越来越变成全社会赖以生存的制度保障,而政府所集中的权威再大,也只能在法治国家的框架内行使。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党的领导方式要作出相应调整,使党的领导成为一种政治领导,突出党在法制建设和大政方针制定中的作用,提高国家在权力机关和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把党的工作重点从直接领导“一府两院”的具体工作,转向着重通过国家权力机关间接领导和全面监督“一府两院”的各项工作,改变领导方式,缩小党直接领导的范围,把社会管理的具体事务交由政府甚至民间组织管理,撤销与政府部门相互重叠的机构,从直接抓经济转向平衡调节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彻底改变由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所造成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办事效率低下的现象。

与此同时,应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地让民主党派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并准许民主党派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竞选,让其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摆设,这样不仅能教育和警醒党的干部,而且对解决政府官员日益腐败的顽疾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反对党并不可怕,关键要看执政党本身所制定的政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是否能长期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缺少反对党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政党,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免疫力下降,腐败现象丛生,最终被人民唾弃而丧失政权。因此,主动变革要比迫于形势而被动变革所产生的震动小、社会成本低。

2.3 确立向现代化迈进的高度制度化体制,实现政治领导从墨守传统体制向现代化的转化

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政治领导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转化。因为对后起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是由外部诱导而发生的,相对于较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人的问题更为重要,即人的观念意识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李光耀等一批长期受西方教育的领导人在掌握政权之后,立志推进现代化进程,确立了具有较高制度化水平的现代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政治家们对解决利益争端,即对分配职位和决定政策有一致认同的严格程序场。职位的分配,可以通过选举、考试、推荐、试用和根据业绩任命等几种方式予以解决。由于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可以同化传统利益集团,所以大多数利益集团和各种政治势力的领导人在进入国家政治体制后,随着在权力阶梯上的步步高升,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忠诚从社会集团扩大到政治体制。

新加坡现行许多稳定政治的措施都带有比较明确的经济发展导向,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不管上层社会的人们主观上如何选择,现代化总是一种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而民族自强与振兴才是目的。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发展现代化,而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唯一的选择就是动员全民族的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进而获得从经济结构中无法获得的现代化推动力。但这种动员和强化并非建立在政治自觉的基础之上,因此必然要激活和强化民族传统文化,而这反过来又会严重地困扰现代化进程,使现代化改革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新加坡采取扩大经济职能从而缩小国家职能的做法。一方面,在经济上奉行国家资本主义,使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为了打击反对党也有意削弱执政党作用,运用政府的合法地位来抑制反对党。这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强烈的现代化意识必然要削弱纯政治的政党的作用,而发展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国家机构的职能,这是因为政府比政党更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和广泛性。

2.4 制度创新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所在

迈向现代化之路的过程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制度创新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滞后,将会导致社会发展失衡。毫无疑问,单纯的经济改革无法通向成功之路。因为,一般地说,社会发展其实就是人类扩张选择的一个过程,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也是扩张人类选择。经济增长通常通过三种途径达到:一是扩大资源基础和积累资本;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等方法来改善人力资源;三是通过改善制度结构。制度对人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成功的制度创新往往对个人和社会选择权利起到很好的影响,并通过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发展作出贡献,最后导致经济基础性的调整。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指出:“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产权制度和相关的社会制度以促使个人在寻求经济利益的时候能够和社会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不能囿于意识形态的成见,人为地将私有制视为非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承认私有制的存在在现阶段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只要财富还未达到可按需分配、人的觉悟还未达到完全无私的程度,人们就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压制不了,更消灭不了。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中,不能没有私有制经济,宪法上应当明确规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现阶段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按劳分配,不承认其他要素,如技术、信息、土地、资本等各种要素都有权参与分配,市场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因此,宪法也应从只将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改为按要素分配。这不是对按劳分配的否定,因为劳动力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能动的生产要素,按要素分配实际上就包含了按劳分配。

2.5 改造传统文化,建设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化文明

现代化潮流正冲击着世界各国社会与人民。在科技进步、物质丰富等优越的发展条件下,各国都极力通过政治、经贸、行政、工运乃至人们的思想、态度、行为、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革新,希冀社会趋于现代化,国家臻于富强。然而,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建设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化文明,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化文明是一个整体观念,具有全面综合的性质,指的是包容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政治、教育及其他人类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现代化文明一般具有科技进步、社会富裕、人口集中、教育普及、效率平等、价值多元等明显特征。

应当看到,现代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现代人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站在全人类文化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对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财富的重新审视、重新发现和重新接受,让人类的昨天为今天服务。同样,现代化也不是一个泛世界主义的概念,那种以为现代化就是民族文化的消融、就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归附的观点是错误的。

从文化上看,我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乃是文化自身的两极趋向:为了能够适应,务必放弃认同;为了保持认同,不惜牺牲适应。如何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摧毁传统的价值观念?如何通过适当的途径找出一个接受西方洗礼而能保持故国庄严的办法?如何加速工商业的现代化,而又同时加强历史文化意识?

我们应当客观地认识到,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来看,西方现代文化更为重视科学实证、民主建国;强调个性解放、人格尊严;提倡法制、人权,主张以市场机制来调动生产力。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封建社会为代表,由三个互相依赖的系统组成:以家长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宗法家族纽带为纲领的社会文化;以小农自然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文化。由这三个系统所孕育出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文化以威权主义、保守倾向和集体方式为其特色,造成了压抑个体性和创造性的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应当有气度说,西方文化并非完全是糟粕,目前西方社会确有不少弊病,但并没有败坏到一无可取的地步,它的的确确有其先进的一面,这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它为现代人创造了各种不同的价值,如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科技发展,现代大学,现代企业精神,现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组织等都有其可借鉴之处。

2.6 高效廉洁的政府是支撑社会信仰大厦的基石

“高效而廉洁”是举世公认的新加坡政府特色。新加坡的政府效率来源于其政府制度,这种制度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度、实施宏观调控、制定规章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等。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政府效率集中表现为政治体制自主程度高、凝聚力与适应性强、以俸养廉的经济基础、广泛参与的群众基础、以法护廉的社会基础。

“绝不宽容违法者”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治国作风。新加坡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循法律照章办事,不能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作风存在。新加坡的廉政经验主要有:①最高领导层的洁身自爱;②寓廉政建设于建立和完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之中;③有一个直属最高领导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又自身廉洁的反腐败机构;④执法必严,绝不徇情枉法;⑤高薪养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廉洁奉公历来被视为是对执政者道德品质的起码要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在反贪污腐败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任务十分艰巨。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固然与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法制不健全、权力市场化、打击不严厉、监督不规范以及官官相护、舆论封闭。在当前的形势下,反腐败成效如何,实际上关系到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严峻考验。要使腐败现象得到控制,就必须标本兼治。

2.6.1 利用“公共秩序体系”控制腐败

公共秩序体系是社会大系统的重要体现,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和道德标准融合后凝练出的“社会公认常规”,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群体整合的基础。该体系中的各个部分相互支持而又相互制约,共同为社会提供秩序和稳定。在这种公共秩序体系下,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体系中的文化心理秩序使人们对偏离“常规”的行为加以谴责,这种“社会制裁”与“法律制裁”相配合,构成了控制腐败的基本条件。对中国而言,民主的公共秩序体系的建立,既是一个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反腐败的过程。

2.6.2 高层领导的远见卓识极为重要

在现行的权威体制条件下,由上而下地推动改革与发展是效益最高、成本最低的办法。高层领导的远见卓识对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极为重要。官员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应从政权存亡、国家兴衰的高度严肃对待廉政建设这一重大课题。

2.6.3 加强对腐败的科学研究

腐败的形式五花八门,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分门别类,对不同性质的问题给予不同的处理。有些要坚决打击;有些只能通过深化改革,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有些只要措施得当,则可能自然消失。

2.6.4 加大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

未来的竞争是高科技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也是智力开发的竞争。教育是最基本的政治安全,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政治化过程。在新的形势下,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和使用民智,谁就是领先者。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把潜藏于民众之中的智力开发出来,并加以利用。目前,“科教兴国”战略已经启动,但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目标还不明确,严重影响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民素质的提高。特别是那些空洞的、脱离实际的政治说教应该废止,可代之以切实的公民意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礼仪教育。

2.6.5 建立诚信

民无信则不立。要从讲真话,办实事做起。打击腐败分子,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真正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不应为了某种需要,时不时地来一阵 “从快从重”。要以实际行动给人民以信心及希望。信心与希望,乃是一个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失去信心的民族,将失去精神支柱;失去希望的民族,将失去光明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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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吴乐进 作者简介:吴乐进(1962一),男,汉族,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曾于1999-2001年间山福建省政府公派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留学两年,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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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