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公平社会是不实际的政治目标

17/04/10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新加坡《信约》呼吁全民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新加坡宪法的制定与执行都围绕这个目标服务’;这一说法并不正确,不可当真,因为新加坡的建国政治目的并非在追求一个公正平等的国家。

2009年8月19日的国会辩论上,李光耀明确表示公民《信约》的原则与精神并非绝对可以实现的境界;公平社会是不实际的政治目标,仅是新加坡在建国历程中必须长期努力去追求的一种抱负。

李光耀说:“我们明确地在宪法中列明政府有不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的义务。因为平等原则并非现实,也是不实际的。如果我们完全遵照这一原则行事,将造成严重而且无可挽回的损害。所以,这只能是我们的抱负”。

新加坡《信约》塑造了新加坡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然而新加坡宪法却是,诚如李光耀所言:政府有不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的义务。显而易见,宪法并没有为这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目标服务。

李光耀也认为:“信约是什么 ?是种意识形态吗? 不是,那是个抱负。我们可能实现吗? 我不知道,但我们必须一直努力尝试。我们是个国家吗? 是转变中的。”

为此,在现实与愿景之间的漫长政治过程中,李光耀所能期待的也只是:“我们正在设法争取实现一个让所有的人都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这将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或是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达到这个境界” 。

李光耀从功利务实的角度确认了新加坡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明确否定了新加坡的政治目的是追求一个公平社会。

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不公平社会,所以新加坡的政治现实是,有效竞争是新加坡人争取生存的唯一途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陈如川现象就是新加坡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成本。

陈如川现象并非因为制度盲角下出现的漏网之鱼,所以是偶发性,属稀有个别案例。陈如川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最主要原由,是因为新加坡政府接纳并施行‘公平社会是不实际的政治目标’的这一种李光耀政治思维。

那么,什么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在新加坡为何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按西方文明的说法,社会正义强调在一个社会里的人们都享有同等的权力与义务;法律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投票权力,发言权力,在经济,教育与医疗上都享有均等机会。社会正义在其原始的理念里是人民赚取可维持生计的薪金,过后,由此而衍生出社会财富资源分配必须合理化的理念。

从这一个概念层面来看,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正义,就取决于人权是否获得尊重,以及社会经济资源分配是否合理。

新加坡在这一指标天秤下是偏向公平正义,又或者是不公平正义?

如今流亡美国的新加坡前总检察长萧添寿坦然承认,在不涉及执政党利益的审视,新加坡司法确实是做到法律前人人平等的最高司法操守。这一观察获得台湾法律教授陈新民的佐证。《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国家》里的第四章三节三段:司法作为行政权报复的工具 – 选举诽谤诉讼的赔偿案件的最前与最后两段文字为(112/114页):‘新加坡司法最为人所质疑其公正性的,乃在作为执政党打击异已的工具’和‘新加坡法院不能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早已扬名国际’。

新加坡原有的一人一票投票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在无竞选集选区里,人们有投票的权力却没有投票的机会,所以在实质上,一人一票已经变质为有票等同无票的选举制度。明显的,执政党的政权是来自制度设计的政策结果,并非来自人民投票的政治结果。这两者似是而非,不可同日而语;只有来自选票的政治结果才符合民主的意义与精神。

人民享有受约束的发言权力,可是却没有不受约束的发言平台。2010年4日15日民主党网页刊载了徐顺全致海峡时报的原信件。这起海峡时报删节徐顺全回应的事件,具体反映了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新闻平台上的两种全然不同待遇。人民行动党,理所当然的,在刊登新闻的报章上,享有答复报章不正确言论的绝对权力,然而,何以,另一个合法政党却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力待遇?

新加坡经济两极化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一个影响因素,却不是造成贫富两极化的必然结果。新加坡当前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的恶果。换言之,这一苦果来自政策上的不为也,非不能也。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是执政党可以为统治阶层一再加薪进爵,却不愿意为贫困阶层多添温饱。这体现了社会的政治强弱关系是决定社会财富资源分配多少的决定性因素。

新加坡式英语的普及现象是非常具体的反映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成本。许多学子在节约资源的政治思维下过早的被制度化淘汰出局。这一批鱼尾狮:入海不能游,登陆不能跳,就是新加坡之所以缺乏劳动生产力的根本原因。

新加坡医疗政策的指导原则已经从为人民服务变质为从人民牟利。在所谓的市场价格机制给予人民更多消费选择的说辞下,新加坡贫困大众所面对的是一个没钱就不可以生病的残酷社会现实。官方以提高价挌来减少医疗浪费的说法是荒谬的,会有人因为手术费便宜而要求切去手足?社会行为上,医药是治疗,岂能算是消费?

这一些处处可以客观观察到的真实现象,在在证实了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不是新加坡建国的政治目标。

新加坡何以会发展到这一种不公平正义社会的格局?

一个社会制度的发展往往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当政治变动带来新思维,制度会逐渐的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向。为此,1959年后,李光耀政权逐渐改变新加坡原有的社会制度。随着李光耀政权的日益巩固,李光耀政治思维日渐成为塑造新加坡社会的指导方针。

据好些文献所说,李光耀极端厌恶福利制度,认为,一来,救济是在浪费缺稀的宝贵资源,二来,贫穷滋味可以刺激人们的工作欲望,有利经济发展,三来,贫穷者会贪得无厌,给予福利会造成依赖心理。

这种思维无论是否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却明显的缺乏人性考量,因为贫穷未必都是咎由自取;贫病有其先天性,又或者在客观环境下造成的不幸遭遇。一个有慈悲与博爱的社会是不会,也不应该拒绝援助弱势的个人与群体。

这一种厌恶福利的政治思维在新加坡政策文化里根深蒂固,造就了行政官僚的一种杜绝人民占政府便宜的本能心态。这种防民如贼,拒人千里之外的麻木不仁心态就是导致陈如川现象的根本因素。

此外,要探讨新加坡何以会有一种不公平正义社会的现象,亦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量,那就是,人民行动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这个政党是在为谁服务?

从新加坡政府厌恶福利制度,以及‘公平社会是不实际的政治目标’,这两点来看,在理论上而言,人民行动党不是为贫苦人民服务的说法应该是一个合理和可以接受的客观观察。

新加坡《信约》仅是一个愿景,加于‘公平社会是不实际的政治目标’的执政党信念,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何公平正义在新加坡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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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