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勾画义安学院创办历史

02/04/10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义安学院在华文教育历史里只是瞬间的一闪而过,因为学院在政府干预下很快的变质,1963年5月开课,1966年10月出台汤寿栢报告书,1967年进行改组学院。

回顾这一段历史,学者有必要追究的问题是义安学院何以来去匆匆?特别是,在当年的时代环境下,忙于打击华文教育的李光耀政权何以要多此一举,允许义安学院的创立?换言之,自认英明与务实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何以要自找烦恼,制造华文教育问题?

直接涉及义安学院创办史的记述相当欠缺,虽然如此,其中部分事迹还是可以从1981年2月9日连瀛洲的口述历史档案和1992年出版的连瀛洲传记中一窥端倪。这些史料是口语的文字记录,内容零乱与缺乏结构性,但是,却还足以勾画出一个连瀛洲版本的义安学院历史。

此外,当年参与创办义安学院的美国学者白鲁徇(Lucian Pye)在其著作里有一些史料片断。1966年义安学院学生会的《行动党教育政策纵横观》也有较细致的史料。因此,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整理出创办义安学院历史的一个轮廓。

义安公司与潮州八邑会馆是潮州社群的最高机构。新加坡开埠的次年,1820年潮州人建粤海清庙作为族人社区中心。1845年潮州人成立义安公司,1929年组织潮州八邑会馆。义安公司购置坟地开辟义山,也兴办教育,有端蒙学校,端蒙中学、义安女校、义安小学和义安中学,之后,1963年创办义安学院。

义安公司在草创年间通过会员筹资500银元,1880年买下乌节路的250亩地,也在汤申路,金文泰路买下土地。公司业务主要是收租以维修坟墓土地,会馆康乐和办教育。义安公司在1931年正式注册成为法人组织,由于作风谨慎所以在其后的20年只是稳步发展。1952年连瀛洲担当主席,在12年间即到1964为止,公司大事发展尤其是创办了学院。

连瀛洲成为主席后的首件大事是发展在乌节路的地段。当年这片土地是用做农耕共有8家菜园,耕地后的山丘有1万个墓穴,除几间店铺外,大片土地还没有充分商用。由于政府有意征用,所以加速发展这片土地变得更为迫切。

1960年代初公司兴建义安大厦,有100间公寓和10间店铺,租戶主要为外交使节和跨国企业主管,租金收入是每年50万新元。有了这些固定的收入,筹办义安学院的经费问题也得到部分的解决。这是促成创办义安学院的客观条件之一。

连瀛洲白手起家于1936年出任潮州八邑会馆主席,以及酒商同业公会司理。1941年年方34岁成为最年青的中华总商会主席。1942年二战期间到中国重庆成立银行。1947在新加坡成立华联银行。1955年参与筹建南洋大学。连瀛洲热心教育亦是促成创办义安学院的客观条件之一。

然而,连瀛洲为何不把华社资源集中在南洋大学,而要另起炉灶?

在连瀛洲史料里有两段文字可以提供部分答案:其一, ‘一件令他感到失望的计划:陈六使要尽快发展南大,连瀛洲却以敎育素质为重。陈六使是大学理事会的领导有他自已的想法。1960及1970年间政府施压要求改组敎学但徒劳无功。’

其二,‘在南大创办上连瀛洲和陈六使的意见分歧,陈六使要培育更多大学生而连瀛洲则强调素质而非人数。连瀛洲除了照顾南大建筑的建设也亲自到美国聘请林语堂出任校长。由于对质量的分歧林语堂的团伙离开南大。当林语堂离开南大后,连瀛洲转而集中精力发展义安学院。连瀛洲和义安公司在二战后,当连瀛洲出任主席时就开始筹集资金办一所学院。’

根据这些史料,连瀛洲在发展南洋大学的问题上和陈六使有不同的意见,于是另起炉灶。

白鲁徇版本的历史略有不同。白鲁徇(1921-2008)在中国陕西出生是传教士的儿子。他专长研究中国文化,也是一名政治学者善于比较政治。当年,在吴庆瑞的介绍安排下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白鲁徇和Arthur Singer,两人来到新加坡协助规划义安学院的发展。

白鲁徇在一篇2000年代初的文章里记录了创办义安学院的社会背景。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帮会之分,主要是方言地缘和政治倾向之区分。中华总商会是由各个方言群的帮会共同组成。总商会亦由于政见不同而分为亲国民党与亲共产党的两派。

白鲁徇以陈六使和连瀛洲两人为例子,指出福建帮的陈六使创办了南洋大学,所以潮州帮的连瀛洲就有必要创办义安学院来分庭抗礼。此外,白鲁徇亦点名连瀛洲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和亲共产党的陈六使在意见观点上有所不同。

根据史料,1942年连瀛洲在蒋介石控制的重庆开银行,所以连瀛洲和国民党有所关系是事实。至于陈六使有共产党背景的指责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证据,文献上有所记载的事实却是马来亚共产党一把火把陈六使的橡胶厂付之一炬。

从白鲁徇的历史叙述来看,创办义安学院是因为华社帮会之争与国共政见之争的历史结果。

综合这两种说法,另起炉灶创办义安学院有三个原由,一是,连瀛洲和陈六使两人之间在如何办校的观点上有争执。二是,福建帮和潮卅帮之间的华人社群竞争,三是,亲国民党和亲共产党两派之间的政治倾向不同之争。

1966年的《行动党教育政策纵横观:37》是从政府干预华文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评论:‘义安学院的创办是经政府与公司细心策划并不断修改共同擬定创办计划的。例证可以从公司会议记录得见。义安创办时,政府大加赞许,甚至孕育着一个不良的企图,妄想利用义安打击南大。在这样一个恶毒阴谋主使下,政府决定造就义安学术方面的优良成绩来打击南大,于是坚持义安由三年制改为四年制发学士位。这说明义安创办及一切都是按政府的预定计划和意旨行事的’。这概括解释了为何政府要支持并协助创办义安学院。

学生会的这一观察有其根据:吴庆瑞招集了白鲁徇和Arthur Singer来新加坡策划办院事宜。当白鲁徇抵达时,连瀛洲在府上设宴款待,时任教育部长的王邦文是宴会嘉宾。可见,政府热心参与义安学院的创办是事实。

最鲜明有力的实证是,当年的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以南洋大学的设备简陋,组织欠佳,人力财力不足为理由,而‘遗憾的不能心安理得的向新加坡政府推荐承认南洋大学文凭’。然而,反观义安学院,无论在设备,财力与人力上都远不如南洋大学,但是,义安文凭是受政府承认的学术资历,李光耀何以厚此薄彼?

义安学院的临时校舍是潮卅大厦,由于这也是端蒙中学的校舍,所以学院每天只能开讲三堂课。登律边上的义安学院和云南园内的南洋大学,在质与量上都是无法对比的。此外,义安学院的资源主要是来自义安公司,而南洋大学的资源却是来自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显然的,舍政治因素之外,是无法解释为何两所学府会有如此全然不同的发展命运。

义安学院之所以很快的就结束了其政治使命是因为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清算了反对李光耀的势力。同年9月22日政府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3天后,9月25日陈六使离开南洋大学,大学理事会的控制权亦跟着易手。这些政治事件之后,李光耀在华文教育课题上所面对的政治风险迅速得到纾缓,为此,义安学院的以华制华政治价值不复存在。


潮卅大厦


南洋大学云南园

备注1:白鲁徇的这篇文章是收录在一本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的论文集内。文集出版日期介于2001-2004年之间;文集名称与编者不详。这段史料并非在正文之内而是来自其中一条近半页之长的注脚内容。

备注2:政府征用义安公司在乌节路地段的1,050,000方尺的土地,根据连瀛洲在1981年2月访谈,这地段的地价为每方尺3000 – 5000新元之间。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新加坡国库里会有如此庞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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