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父子再击败纽约时报

01/04/10

作者/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

“李光耀接受 BBC采访时说:“如果我允许外国报章来拉我的尾巴,掐我的颈项,而且又没有受到惩罚,那新加坡媒体也很快会加以仿效”。”

李光耀父子再一次把“西方媒体”告上新加坡法庭,但这一次并不需要新加坡法庭作出裁决。

3月24日,《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子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其评论版刊登启事,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及其儿子、现总理李显龙以及在父子二人之间担任总理的吴作栋道歉。而作为庭外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同日,李氏父子的代理律师也证实,《纽约时报》已经向上述三人支付了总数高达16万新币(约合7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以弥补他们“名誉上受到的伤害”。

《纽约时报》在其道歉声明中说:1994年,《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版编辑Philip Bowring向李光耀父子承诺,不在任何文章中“说或者暗示”李显龙是通过其父亲李光耀的裙带关系而当上新加坡总理的。而在今年2月15日的一篇题为《都是一家人(Al l in the family)》的评论中,Bowring把李光耀父子加入了“亚洲王朝政治”的名单中,“这有可能使得读者认为李显龙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功劳当上新加坡总理的”。“我们明确表示,这种推论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向李显龙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前总理吴作栋因为我们的文章和不遵守承诺(的行为)所经受的任何苦恼和尴尬表示道歉”。

目前,无论是李光耀父子及其代理律师,还是《纽约时报》,都拒绝对此事发表任何更多的评论。

新加坡的“麻烦制造者”Philip Bowring已多次因“毁谤”而遭李光耀父子起诉。道歉中所提到的1994年的“承诺”,也是因为其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题为《所谓亚洲价值并不经得起推敲》的文章中称李光耀父子相继担任新加坡总理为“裙带主义”,而被新加坡法院判为“诽谤”。而在2008年,其担任编辑的《远东经济评论》也被新加坡法院裁决为“诽谤”李氏父子,进而被禁止在新加坡发行。

依法“监管”西方媒体

西方媒体和组织就从未停止过对新加坡政治自由的批评。而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曾经在殖民地时代当过律师的李光耀对西方的法律体系非常熟悉。

多年来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对于批评政府的报道,仅仅以官方的形式予以澄清;而一旦涉及李光耀父子个人,则立即通过私人的代理律师,以英美等国通用的普通法体系中的毁谤(libel)罪名上告新加坡法院。

新加坡的诽谤法律,一直处于活跃状态。而李光耀则是这一法律的最积极拥护者之一,1987年,《远东经济评论》指责李光耀恫吓天主教,该报总编辑戴维斯被李光耀起诉,赔偿27万新元。1991年,李光耀诉《星报》诽谤,庭外和解,《星报》公开赔礼道歉,赔偿20万新元。1994年12月,李光耀起诉《国际先驱论坛报》美籍讲师林格尔,因为他发文暗示李光耀“依仗屈从于他的法院”来对付反对党。2004年9月《经济学家》刊文指责新加坡政治中存在裙带关系,李光耀威胁要诉诸法律,后来该杂志刊登了公开的道歉信并赔偿。

以最近的一起法院判决为例,2006年,《远东经济评论》刊登了一篇新加坡反对党领袖的访谈。立刻被李光耀的代理律师告上法庭,律师申请的是“即决审判”,亦即不需要公开聆讯,由法官直接根据证据作出判决的审判,而法官则判定支持李光耀的诉求。《远东经济评论》不服,继续上诉。最终,新加坡高院裁定李光耀胜诉。

在其裁定中,对辩方援引各普通法国家普遍采用的“公共利益特权”原则进行抗辩的诉求,法官表示,“这一理由在新加坡不成立,因为一旦开此先例,则会有更多的人恶意中伤正常的人”。

而所谓“公共利益特权”,简单来说,即涉及公众知情权的出版行为,即使后来证明有错,仍有可能受到特权保护,除非这种出版行为被证明含有恶意。

目前,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英文媒体市场之一。根据新加坡政府公布的数据,有五千多家境外媒体在新加坡开展业务。因此,外国媒体有更大的动力遵守新加坡法院的裁决——否则就有被赶出新加坡的可能。

与此同时,李光耀多次控告外国媒体,新加坡法院从未作出过一起不利于李光耀的判决。近年来,不少类似案件并不需要正式上法庭,只需威胁控告,就能获得和解。

借调干部管报纸

1971年,因李光耀大力推行英文教育,当时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一连串有关华文教育的评论,利用社论不点名地指责李光耀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当年4月29日,李光耀在一个研讨会上指责《南洋商报》渲染华文问题。5月2日,新加坡政府发布文告,指出《南洋商报》高级职员的言行对新加坡的安全构成威胁。同一天,《南洋商报》总经理、总编辑、主笔和人事兼公关经理被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罪名是“报道共产主义中国的消息时往往报喜不报忧,损害新加坡利益”。

人民网的一篇题为《新加坡如何实行报业改制》的文章中说,此役之后,为确保新加坡的报纸掌握在“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新加坡人”手中,新加坡政府对报刊出版公司的股份结构和管理权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974年,新加坡政府修正并于次年1月1日开始执行《报章与印务馆法令》,根据该法律,新加坡禁止任何人拥有一家报纸超过1%以上的股份,而股份则被分为管理股和普通股。拥有管理股的人才有权进入报纸的董事会,而政府则有权决定哪些股东拥有管理股。

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主要报纸几乎都是政府控股,而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从新加坡报纸的“干部队伍”上看,报业控股的领导人都曾在政府内担任要职。例如,从2002年7月开始,新加坡前交通部常任秘书陈庆鏻担任报业控股集团总裁。常任秘书是英式政府高级职位,类似中国的部长助理。不过陈并没有辞职,而是从公共服务部门拿了无薪假期,有点像中国的“借调”形式。他也曾任内阁资政李光耀的主要私人秘书。

1995年6月14日,李光耀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如果外国媒体要报道新加坡新闻,那就得据实报道,因为我对本地报章和外国报章是完全一视同仁、绝对公平的…如果我允许外国报章来拉我的尾巴,掐我的颈项,而且又没有受到惩罚,那新加坡媒体也很快的会加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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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