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姑里批大马政治制度

25/03/10

作者/来源:曾剑鸣 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重批马来西亚政治制度陷入败坏,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他并指出,政府的新经济模式一再拖延,遭政治力量介入,显示马来西亚仍被死去的政治幽灵缠绕,而所谓新的经济模式可能并不那么新。

也是巫统话望生国会议员的东姑拉沙里昨晚在八打灵市政厅礼堂为英文新书《誓不退缩的岁月:詹姆斯普都遮里的著作、诗集与评论》(No Cowardly Past : James J. Puthucheary’s Wrinttings, Poems, Commentaries)举行推介时如此表示。

东姑拉沙里说,詹姆斯普都遮里的作品引领我们凭着坦诚的智识,无畏地思考与议论我们的国家。他认为,现今的经济停滞是与败坏的政治制度和公共机关的怠惰妥协相关的,不能抽离开来讨论。

他说,政府拟推出新经济模式,但却因遭受反对而延宕多时,其实还未走出新经济政策的阴影。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失败,陷入了种族特权、种族政治的困境,政府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政府必须以新的整全方案,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这不能只凭零碎的经济调整,而是必须恢复制度的透明度、公信力与正当性。

“为了跃进,政府必须能够推动彻底的改革,而假如没有政治改变,这是不能发生的。”

逝世十周年纪念

这项推介活动是由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所举办,其他主讲人有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佐摩(Jomo KS)以及詹姆斯普都遮里的胞弟、前民政党元老多米尼克·普都遮里(Dominic Puthucheary)。共有两百多人出席该活动。

多米尼克和其兄长詹姆斯都是60年代活跃于新加坡工运与社会主义阵线的左翼分子,两人曾在1963年新加坡打击左派人士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中被逮捕与囚禁,事后并遭新加坡驱逐出境及限制入境,该禁令直至1990年才解除。

詹姆斯参与社会改造的时间更早,曾三次成为阶下囚。二战期间,他曾参与印度国民军对抗英军,争取印度独立,并受印度共产党影响。1947年,他就读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与马来亚民主同盟(简称“民主同盟”)领导有联系,热衷反殖民运动。1953年后,他与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同侪广泛涉入左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

主持人杰拉德(Gareth Richards)在活动开始时介绍说,今天的活动意味深长,是詹姆斯普都遮里逝世十周年纪念,也是其重要著作《马来亚经济的所有权和支配》(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Malayan Economy)发表50周年。

左翼学运先驱

多米尼克首先发言时表示,今天的活动不只是纪念詹姆斯·普都遮里,也一起怀念他的朋友,他们一起走过时代的考验,同时也彼此分享信念与看法。他点名三个詹姆斯挚友:前《马来前锋报》编辑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学运领袖阿都拉马吉(Abdullah Majid)、左翼人士、前劳工党领袖拉惹拉惹古马(Rajakumar)。

多米尼克(左图右)介绍说,詹姆斯普都遮里、沙末伊斯迈、阿都拉马吉在1951年曾被囚禁于新加坡离岛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他们在岛上差不多被扣留两年,而他们在岛上彼此交换意见,拓展友谊,直至后来始终不渝。他们在岛上讨论了许多日后深受关注的议题,思考社会的未来的走向,深具历史意义。

詹姆斯普都遮里获释后,和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原址)的朋友创办了社会主义俱乐部,开启了日后的左翼学生运动。

佐摩和东姑拉沙里发言时均赞赏詹姆斯·普都遮里的历史贡献,佐摩形容他为“独立世代”(Merdeka Generation),在二战后反殖民的历史境遇中,与其他反殖民知识分子一道思考脱离殖民后的国家发展道路。东姑拉沙里则称,詹姆斯普都遮里在多元族群社会致力推动进步政治,极力关注社会经济平等,扫除种族和沙文主义政治。

寻求另一条道路

佐摩则从两个角度为詹姆斯普都遮里定位。一是把他放在经济史的脉络,认为他和罗斯福新政以及凯恩斯福利经济学一样,都是不满足传统的自由经济模式,企图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把他放在反殖民的脉络,认为他和其他后殖民知识分子一样,都在思考如何摆脱殖民者的经济宰制,思考自主的经济发展与抗击贫穷问题。

佐摩说,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思考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承认他的贡献不只是因着过去,也是为了未来。“为了展望未来,必须回顾过去,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过,佐摩在演讲中,并未说明白,詹姆斯普都遮里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他说,198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近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人们不能再以惯常的思维模式看待世界经济,经济学家所惯常采纳的经济政策已经备受挑战。而此前的三十年,世界已经习惯于从自由经济的模式思考问题,变得缺乏想象力。

佐摩以赞赏的口吻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肯定其企图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思考。他勾勒了罗斯福的基本政策,放弃金本位制,推展救济、改革和复兴,以扩大公共开支政策,提供工作机会,解决社会矛盾与贫困问题。佐摩认为,自由经济的模式是失败的,它不能防范二战的爆发,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日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必然刺激了后殖民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思考。

他说自由经济模式对后殖民国家的建议就是,放宽管制,吸引外资。但是这一套已经证明失败,金融风暴已经证明取消管制只会导致资金向外流动。

他引用詹姆斯普都遮里对自由经济的嘲弄,说其失误有如打开鸟笼,然后希望有更多的鸟飞进笼子。他说,詹姆斯·普都遮里不满足自由经济理论,探索了后殖民社会的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国民经济学以及打击贫困的策略,而这样的探索对今天富有启发。

佐摩说,谈到解决贫困问题,今天关键不是要不要有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而是要怎样的平权政策。他说,平权政策是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特权至上,不是延续纳粹那一套,根据所谓的高贵的雅利安血统,而是要跟随曼德拉(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

政治腐败影响经济

东姑拉沙里则针砭国家的经济发展,认为我国赋予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优秀的民主制度,因此不能为现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寻找借口,这都是因为“我们允许系列的特点、制度、政治结构遭受侵蚀”。他说:“我们的经济一团糟,因为我们的政治一团糟。”

东姑拉沙里说,一些人士担心新经济模式取代新经济政策,因此出台的新经济模式可能并不是那么新。他批评,其实新经济政策已是二十年前的政策,似乎已经成为某些人想象永恒的种族社会经济框架。“吊诡的是,并没有东西要被取代……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其实是新的反义词。”

他批评说,正当国家渴望新的经济方案,可是却被披着新名称的旧政策亡魂所缠绕。他说,新经济政策早已在1991年被新发展政策所取代,但在2004年被巫青团以“口号”的方式,带回来重获生命。“把自己标榜为马来英雄是最廉价方便的。”

他说,当年拉萨和伊斯迈认为新经济政策实行二十年的已经足够,可是那些马来斗士却在嚷嚷说马来人还需要100年或450年的依赖。

他说,新经济政策原本是关乎团结的政策,将贫穷视为国家的问题,可是却在日后被改造为马来议程的平台,同时确保马来人的支配,以及 “马来人依赖”神话得以保持永恒。

他说,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重塑社会,是秉持社会正义的原则实施经济发展的再分配,而不是为了种族特权。新经济政策成为了掩盖贪污、朋党经济、金钱政治的借口,扭曲了人们对经济和未来发展的思考。

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今天国家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困境,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这是人们的素质和制度的妨碍造成的。

因此,他呼唤实施全面的改革,回复警察、反贪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改革公共服务;改革教育制度;废除印刷出版法、大专法令、官方机密法令以及内安法令;以平等和团结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等。

质疑巫统能否支撑改革

在观众交流时间,听众都表示赞同东姑拉沙里的批评,但是却质疑他仍留在巫统内,而巫统是否能够支持他说述的改革,有的人也说,推翻巫统换取更好的政治前景有何不可。有观众呼吁东姑拉沙里干脆加入民联,而听众均热烈鼓掌支持。

东姑拉沙里回应听众时,只是四两拨千斤,表示时候到了自然会有决定,而重要的不是民众对他的期待,而是民众自己应该期待什么。

至于时事评论人唐南发质疑东姑拉沙里今天俨然改革分子,但是过去在46精神党时期,以及阿都拉当政时,曾喊过马来人团结的口号,东姑拉沙里也没有直接回应,只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是一贯的,在创立四六精神党时,是依循东姑阿都拉曼的意见,希望提供遭马哈迪排挤的从政者有落脚的地方,同时也为了国家的稳定。

讲座结束后,媒体记者询问东姑拉沙里对纳吉的领导是否有信心,他只是淡淡地说,纳吉只是上台一年,我们应该给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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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