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探勘新加坡选举文化

10/03/10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近日,网上转载两则提及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访谈与评述,其中两个观点看来有略作补充的必要。其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何能長期維持統治?就是靠政府部長議員長期跟老百姓保持接觸’;既执政党在制度上要求議員每周去民眾聯絡所接受選民質詢。

其二,‘选举局所谓的“投票是秘密的”,指的是任何人都无法从选票得知选民身份,避免选民受贿或遭到恐吓,从而保证选举过程的透明、公正’。

这些观点反映了新加坡社会对选举文化认知的一个层面,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和真实情况之间是有着相当的落差。

首先,执政党规定国会议员定期接见选民是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统治的这一种论说,主要是建立于特定的假设基础上:1. 这种做法是有效率的,2. 人民行动党因为这一项服务而获得人民在选票上的支持。

真实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认识新加坡政治文化的内涵。

李光耀严峻禁止任何形式的民间反对意识的萌生,为此,对民间冤情的申诉有其一套的规范管理方法,这就是求情(petition)文化。当人民受到政策的负面不良影响,或者不满政府官员在行政上的某些决策,又或者在生活上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都得通过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向政府提出书面的申诉,要求纾困解厄。

在新加坡的大环境里,处理社会不满是一个受管制的政治过程:人民必须通过议员进行申诉。申诉目的是寻求政府在行政上更为宽容,包括减少对当事者的惩罚,或者修改对当事者不利的原有行政决策,又或者解决当事者在生计上的困难。

按惯例,这些申诉往往都以个案形式做个别处理,禁忌集体抗议以避免出现集体诉讼的状况。虽然行业可以集体反映困境,但处理上还是采用个案来个别处理,这在战略上是以各别击破来全面瓦解团结就是力量的潜在社会对抗意识。

李光耀通过求情文化把社会不满有系统的导引到一个受到政府规范的调停机制。这一手段一来让政府收集民情尤其是人民对政策的不满,二来,让执政党议员进行初步的危机处理。此外,通过执政党的渠道去解决问题,不仅仅可以让政策受害者在解纾之后有感恩图报的政治回报,亦可以有效阻止反对党利用社会不满而培育反对势力。

在求情文化的背景下,议员接见民众是在执行规范社会的调停机制。由于这一制度安排是从李光耀的政治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改变决策的空间大小取决于在考量了李光耀政治利益后的剩余价值大小。说白了,不符李光耀政治思维或者有损李光耀政治利益的求情申诉是不会也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功。

这一点观察有其合理性,理论上,吻合人民行动党的功利务实主义;不做对本身没有政治利益的无偿公共服务,事实上,亦可以从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来确认。

回顾历史,早年的养猪业政策和上世纪末的观赏鱼养殖场搬迁决策的反反复复过程中,其政策受害者都通过资深内阁部长的求情书试图扭转乾坤但均徒劳无功。约两年前,一名正当壮年的失业汉在求救无门走投无路后跳轨轻生。记忆犹新的事件中,两各年长者先后以拳头和拨汽油纵火回应一名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一名市民以口头‘威胁’一名人民行动党议员的罪名入狱:一名低智力青年因为不堪母亲遭受一名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语言羞辱愤而破坏公物被警方逮捕。

这些为社会熟知的事件反映了议员接见选民的真实状况,不仅反映了执政党议员的素质和教养,更置疑了议员接见选民对解决民生困难的有效性。

求情文化是为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利益服务一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所根据。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保护乌敏岛的一片海滩上‘从善如流’,其利益考量是对内可以满足中产阶级的诉求,对外可以修补因为广泛填海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形象。有了这种正面与明显的政治回报,何乐而不为?此外,这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是暂时性的延缓执行,填海计划並没有因为抗议而永远取消。

在当年的有关议员权力的国会提问上,无选区国会议员惹耶勒南得到内阁部长的清楚回复:无选区国会议员没有政治权力,政府官员不必对他的去函给于答复。由此可见,议员协助解决民生困难的人民利益并不是人民行动党部长的优先考虑因素。相反的,人民行动党更在意于反对党利用这一政治过程来累积政治资本。

从这一解读可以意识到,执政党议员接见选民是人民行动党持续执政的论说是相当牵强的。那么,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又為何能夠長期維持統治?

长话短说,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的最主要因素是得益于选举制度的设计,换言之,人民行动党的胜利是来自选举制度的必然政策结果,而非人民的投票支持结果。

新加坡选举只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主持的一个民主仪式;外表包装多于实质内容,因为体现民主精神的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已经有名无实。在人民行动党处心积虑的精心规划下,一人一票制度在集选区内已经变质为有人无票制度。

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是许多历经多届大选的中年人,却从来不曾有过实际投票的经验。在制度设计下,人民行动党可以不战而胜,因为缺乏资源的反对党没有能力参与集选区的竞选,在无竞选情况下,选民就只空有投票的权力,没有投票的机会,所以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认知是:人民行动党政权并非来自新加坡人民的一人一票的确实投票结果。

其二,在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下所谓的“投票是秘密的”应该只是一句空洞的政治游戏口号,至于是否能消除选民的心理负担从而确保选举公正,那就不得而知。“投票是秘密的”这说法在定义上是正确的,但现实却未必就是如此。

新加坡选票都有编号,所以按图索骥是绝对可行的,政府可以轻而易举的查证选民的投票决定。当年还在大学任教的许通美就曾经批评选票编号制度,认为选票的可追查性会对选民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秋后算帐的恐惧心理负担可以有效遏止人民毫无顾忌的投反对票,所以人民行动党始终坚持使用选票编号制度。根据野史,当年的街边小贩就因为害怕生计受到影响而不敢投票支持反对李光耀的候选人。

在一些分析1960年代中末期的朝野势力消长的政治斗争过程的文献中,就有学者指出人民行动党政府巧妙利用来自新马合并公投的机密信息,进行有系统的城市重建,针对性的摧毁反对党势力密集的地区。

这一种政治作业的现代版本就是选区的重建与重新划分。政府以方便选民投票的堂皇名堂,把一个选区内的选民固定在设定的投票站投票,这一政策结果让人民行动党一目了然各个选区内的朝野势力分布状况。过后,政府可以通过组屋集体重建,来改变并重新分配支持与反对的票源。此外,执政党亦可通过选区边缘的重新划分来削弱反对党的支持力度,从而增强自身的胜算。

由此可见,对执政党而言,新加坡的投票未必是秘密的,各别投票站的投票结果亦无秘密可言。人民行动党可以轻易的有效利用具战略价值的投票结果分布图来筹备竞选大计。这应该就是人民行动党為何能夠長期維持統治的主要因素之一。

备注:有关求情文化的论述在新加坡文献里并不缺乏,比如 Chan Heng Chee (1975, 1987), Tan Ern Ser & Chiew Seen Kong (1990), Chan Heng Kong (2005)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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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