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众说纷纭的亚洲价值

11/09/99

作者:泽熙(美国)日期:1999-9-11来源:http://www.fhy.net/On-line/1999/fhy9909c.html

“亚洲价值” 是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濡染的东南亚国家,经过其施政经验总结
出来的文化取向,它的基本内涵用李光耀先生的话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 ,个人第
二”。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亚洲价值” 还起到了与“西方价值” 相抗衡的效果,
引起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强烈反应。

有人认为 “亚洲价值” 的提出,旨在昭示和凸显东亚“儒家文化圈” 的现代价
值观念和精神方向,它不同于主宰世界数百年的 “西方价值” ,即以个人主义为核
心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这就免不了东西双方的一场唇枪舌剑。

新加坡舆论对 “亚洲价值” 历来持倡导和捍卫的立场。以《海峡时报》为例,
1999年2月20日发表的《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关注亚洲价值》认为,亚
洲金融危机使得很多西方分析人员认为这标志着亚洲意识形态挑战的终结。“ 一个
有趣的讽刺是,在西方从来就有共产主义思考者与西方价值唱反调,但是没有人怀
疑是否有西方价值这回事。” 文章认为,“新加坡学派” ,以李光耀、许通美和马
赫布巴尼为代表,认为 “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环境中进行调整、应用。 ” “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等等。

相反,欧美等国的媒体虽然有 “亚洲价值” 的同情者, 但更多的则是大加挞伐
。例如,1999年8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我们将走你们的
路》 中有这样一段话:“ 总之,几年前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预测了‘太平洋
世纪’, 鼓噪着所谓日本和中国的全球支配权,并且担心犹太基督教的自由思想命
中注定将被专制的亚洲价值所征服。” 其中的引号和措辞表明了作者的反感倾向。
作者推崇的是美国在世界上创建的经济奇迹,标题中的“你们” 指的是美国。

在美国舆论也毫不示弱,1999年3月4日《落杉矶时报》上刊登的《新加
坡人的思考站到了亚洲中心论一边》认为:新加坡外交部官员马赫布巴尼(Krishore Mahbubani)在其 《太平洋之路》、《 亚洲可以思考吗? 》 等文章和书籍里对“亚洲价值” 进行的辩护,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在用亚洲的等级和稳定来对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还有人对同情“亚洲价值” 的美国人也不例外。 最近,我又看到一篇对雷德(TR. Reld )《孔夫子住在隔壁》一书的新的书评。评论者乾脆称雷德为“不知害臊的亚洲社会奇迹的羡慕者” (《华盛顿邮报》1999年5月16日)。

1998年5月31日《纽约时报》刊登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文章,站在西方的角度重新总结现代史:亚洲文明的起源确不同于地中海文明的起源,但是现代亚洲的历史则是大量采用地中海文化和思想的历史。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自由民主制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每一个亚洲国家都奉行至少其中的一个信仰。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越南、民主体制在泰国、基督教在南朝鲜、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等。作者认为,亚洲价值所提倡的那些美德也并不为亚洲所独有,并预计:“亚洲将越来越像西欧和北美,越来越少像传统的亚洲。这就是进步,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是一件好事。”

看看新加坡的回敬,1999年6月29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了许通美教授的文章《西方为什么排斥亚洲价值观》,这自然是站在“亚洲价值” 的立场上来发问的。他认为有三个可能:一是居二百年支配地位的西方还没有接受亚洲与它平起平坐,二是亚洲价值正面挑战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三是东亚的一些政治领袖趁机以此之名来解释个人的滥权和社会的不公正,使亚洲价值贬值。他认为这些与“亚洲价值”本身无关,东亚拥有这样的一个潜能,即“在二十一世纪挑战西方在经济上、文化上、知识上及道德上的支配地位。”

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爆的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曾经是“亚洲价值” 的主要话题之一。尽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一再宣称“金融危机与亚洲价值无关”,但是相当的西方舆论则认为这是“亚洲奇迹”和“东亚模式”的破产。平心而论,东西方至少可以到达一点共识,那就是亚洲国家的金融管理和体制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对“亚洲价值” 谨慎乐观的是日本,有人在金融危机过后的1998年10到11月间在东京、汉城、北京、雅加达、曼谷、新加坡和孟买等亚洲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试图了解危机对亚洲社会价值的影响。随之发表的《全球价值比较分析》认为,亚洲价值并没有因危机而产生动摇。但是报告中的某些细节令人玩味,如亚洲人基本倾向支持基本人权为“普遍价值”,但同时又有保留 (尤以新加坡为甚),因为每个国家对“基本人权” 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换句话讲,这可能抵制以西方标准划定的 “ 人权”。除韩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大部份回答认为亚洲国家不可能联合起来反对西方;除中国以外,大部份人认为应该吸纳美国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但都认为应该减少美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1999年7月2日《每日Yomiuri》)。

1998年11月4日,《爱尔兰时报》似乎以事不关己的态度介绍了对亚洲国家推行“亚洲价值”的若干评论。文章写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和缅甸等,亚洲价值提倡的美德常常用于掩饰裙带关系和容忍滥用权力。韩国新总统警告到,亚洲价值可能以牺牲民主来换取经济发展,并受到了美国人的赞赏。马哈蒂尔则认为:亚洲价值,或按照不同于西方的方式行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低人一等或者我们错了。泰国似乎不大情愿留守成为“亚洲价值”的一员,菲律宾则基本无干。

无缘受染儒家文化的印度也时不时给“亚洲价值” 泼点冷水。1998年5月27日《印度人报》发表了《香港、印尼揭穿了亚洲价值的假面具》。文章由香港选举论到“由某些东亚领导人定义的 ‘亚洲价值’ 的概念正在受到严重侵蚀的危险。“言外之意,“亚洲价值” 要破产。

“人权” 也常常是西方人用来批评“亚洲价值” 的重型武器。末代港督彭定康
(Chris Patten)在其柔中带刚的 《东方与西方》一书里,专门有一章用来批驳亚洲价值观。他认为价值观应该是普遍的,以“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来划分与争论则是“荒唐”的。治理国家的价值信念,尤其应该推崇自由与民主。他批评一些西方领导人“闭上眼睛来无视损害人权”。该书的英文版副标题是“中国、权力和亚洲的将来”,醉翁之意还是在中国。

在亚洲领导人看来,西方人挥舞“人权大棒” 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亚洲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而在西方人看来,如果亚洲不能按西方水准提供自由保障,“亚洲价值” 就毫无意义。

1998年达赖喇嘛在巴黎对此却又有一说。他认为:人权是普遍的,但是与
“亚洲价值”并不冲突(英国《独立报》1998年12月9日)。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不仅融合了墨、法等诸家精华,而且与道、佛形成互
补,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这也是“亚洲价值” 的源头。 据说,美国学者大
卫希治阁曾经意外地发现东亚北部和南部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在个人方面,有勤
奋、教育、诚实、自力、自律和履行义务;在社会方面,有秩序、和谐、尊重权威
、政府对人民负责,等等。 在很多人眼里,这也许就是受儒家熏染的美德。然而,
不少政府与政客美其名为推行 “亚洲价值” ,大谈儒家的伦理、 美德,而对其专制的一面却三缄其口。

西方人回应“亚洲价值” 自然也要追根溯源地到孔夫子那里。1998年7月25日《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的《孔夫子现在会怎么说?》写到,仅仅在二十年以前,中国和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一样,谴责由儒学而来的一套道德说教和社会理念,因为它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尽管它曾经是文明和技术上的突破,十九世纪却落在了西方的野蛮人之后,部份原因是因为它蔑视贸易。九十年代初,亚洲人开始为这些同样的智慧和社会传统辩护,并扩展成了一个新的概念:“亚洲价值”。亚洲人以此来解释东亚的经济成功,并准备好了将该地成为支配全球的“太平洋世纪”。作者认为,无论是东亚多么惊人的成功或多么惊人的失败,都与“亚洲价值”的解释无干。

“亚洲价值” 在中国并没有壮大的声势,国内的反响也颇为“一分为二”。张
海晏在其《近年有关儒学的讨论》 中介绍到 :“亚洲价值”是东亚国家在政治、外
交上对西方霸权压迫的反抗, 以及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保护自己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的一种表达。 但是如果把“亚洲价值” 与“西方价值” 对立起来,无论是忽视传统的德性,还是减低吸收近代西方文明的力度,都是片面的、不明智之举。

对于什么是主导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 在西方叫得响亮的是“文化”或“文
明”。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东方和西方的文明,是冲突,还是互补?

炒动“冲突” 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的 “文明冲突论”,他把文明和宗教提到了国际战略的高度。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1993)一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在下个世纪,人类最大的冲突将来自文化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西方文明应该防范儒家和伊斯兰两大文明的联手,因为他看到了儒家文化将与西方文化相对抗,并由此而触发了他洋洋洒洒的“战争幻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批评到,这有意无意地会挑起不同价值信仰之间的激烈对抗。

笔者认为,东西方的文化互补互惠将更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流。东方的
兴起更有利于西方的经济利益。较一般西方人更了解东方实情的西方咨询公司认为
:美国在彻底排斥亚洲价值之前必须三思,因为当地的经济正在膨胀。“亚洲价值
” 的兴起是实实在在的,西方人也不大可能像亨氏想象的那样,为此发动一场现代
的“十字军东征”。 东方的古老文明需要复兴,但更需要走向现代,在很多方面依
然需要抓紧时间向西方文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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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