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的教学自由

10/07/06

作者: 未详

2006年6月4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室。4位博士生正在进行论文答辩。一群学生坐在下面旁听。

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对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我没通过答辩。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

“那是我一生中很沮丧的时候。”他用中指推了一下镶边眼镜,耸一下肩膀表达无奈。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而这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
“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 ,” 丹尼尔事后说, “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 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谈起贝淡宁,“他和其他中国教授没什么区别”。据万俊人介绍,在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系中长时期正式聘请外籍教授,清华是最早的。

贝淡宁也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忍受政治上限制” 的准备。 不过这更多源自他的 “新加坡经验”。

结婚之后,贝淡宁曾和夫人讨论去哪里发展事业。“我们分别来自东西方,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兼容东西文化的地方。 当时认为最佳选择无疑是新加坡或中国香港。”

贝淡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 )。上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是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思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来自亚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频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提出批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亚洲人“几乎毫不怀疑一个有着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社会,要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他们”。这样的观点再辅之以东亚、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自然也吸引着贝淡宁。“我那时认为,新加坡是我学术研究的最佳地方。但真正到了新加坡之后,发现并非如此”。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在他被替换掉之后,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少讲一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记者注)。

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时,学生们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后没再续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贝淡宁称,这种情况在他北京的教学生涯中从未出现过。“清华大学并没有明确指示我应该讲些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很快就获得了院方的许可。我给研究生开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和‘战争伦理’课程,学生的课堂发言很精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虽然还不能用中文写作专业论文,但贝淡宁已对中国的学术刊物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虽然没有对领导人的个人攻击,但对具体的政策,比如对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就有很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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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