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中国智慧玩残了新加坡制度

22/12/04

作者: 董慧思 日期: 22-12-2004 来源: 水木清华站http://www.smth.edu.cn/bbsgcon.php?board=EconForum&file=U/G.1103746251.B0&num=775

“10月26日,中航油(新加坡)在期权交易中最大的对手日本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正式发出违约函,催缴保证金。在此后的两天中,中航油(新加坡)因被迫在WTI轻油55.43美元的历史高价位上实行部分斩仓,账面亏损第一次转为实际亏损1.32亿美元。至11月8日,公司再度被逼斩仓,又亏损1亿美元。”

10月28日中航油第一次实际亏损1.32亿美元,次日,这位无名英难就将一亿多美元亏损的事实上网了,这才是这个内幕贴子公开出的最大事实,最重要事实,其他那些错误枝节,根本无关紧要。

而所有被套牢的七千名投资者,都要臭骂新加坡的官方媒体,养着几百名记者,为什么对这么一条反覆上网,明显醒目的内幕消息无动于衷,长达一个月时间里,新加坡媒体根本无人深究事件真相,还要为虎作伥,继续吹捧陈久霖。

现在我们知道,进入2004年来,整整一年,陈久霖都在期货市场上博杀,场面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结局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这些精彩的财经内幕,就发生在这个号称世界第四的金融中心,却被所有的财经记者错失了。而与此同时,充斥新加坡媒体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呢?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富商黄鸿年起诉万泉龙诽谤案。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新加坡投资者才会深刻体会,如果新加坡也有香港狗仔队,听到一点小道消息,就东探西嗅,刨根究底,那该多好啊!

黄鸿年是一位印尼富商的次子,60年代被送到中共北京26中读书,当时才12岁,后来66年文革中上山下乡。这位后来名扬天下的“外商”,其实也在中国成长。90年代黄以香港中策投资公司的名义,大手笔地进行中国国企收购,天下,他常常是整个地区整个行业的大规模并购。一年半内竟然收购了三百多国企,而其收购行为并非为了直接改善国企经营,他那独立开张的新公司,根本不可能真正管理几百家盘根错节,矛盾重重的国营企业,他的目标很明显,利用这些国企在香港股市大肆圈钱,其他的麻烦事他就不理了。

以最着名的泉州中侨集团为例,92年,黄鸿年仅以2.4亿的价格,就取得37家国营企业的60%股权,这些企业帐面上仅固定资产就有3亿元,另外还有 114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今天仅仅这些土地的市价,就近十亿元。但是黄鸿年当时连2.4亿元都不愿拿出,只付了20%的费用,就侵占了十几亿的国有资产。而按照那张协议,退休职工的包袱还丢给泉州政府承担。直到94年,黄鸿年将股权再倒卖给马来西亚发林集团后,才由发林集团另外补交了齐了2.4亿元,黄鸿年就这样一倒手,尽赚了1.92亿元。黄并没有对37家国有企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还是过去的老厂房、老技术、老产品,还是沿用原有的管理思路和机制,新接手的发林集团也只是看中泉州的地价,真正倒霉的成长上万的中侨国企员工,当年接手的37家企业,十年来不断破产,关门,2002年就只剩下 17家了,在泉州这样一个着名的侨乡,中国沿海富裕城市,中侨属下经营最好的企业,员工工资也只有700元。中侨事件,从当初官方国企改革的先进典型,演变成在中国政经界众所周知的丑闻! 具体细节可见这些公开报导http: //finance.sina.com.cn/g/20020716/233133.html

黄鸿年不仅擅长收购中共国企,他更爱以诽谤官司威胁,企图堵上经济评论者的嘴。2000年,香港壹周刊发表了一篇专访文章让黄不高兴,黄鸿年果然财大气粗,在信报和东方日报等报刊登全版文字广告,威胁要以诽谤罪起诉壹周刊。后来这场官司好象就没有下文了,不知是不是因为香港的媒体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的法治保护。

有意思的是,在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黄富人要自掏腰包买广告版来刊登声明,而在言论管制相对严厉的大陆与新加坡,大批的官方媒体,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等,都免费帮助黄富人传播这条消息,借以抹黑香港的“狗仔队”同行。

言归正传,在新加坡商业时报曾有一篇关于股市的评论文章让有钱有势的黄富人很不爽。他聘请了新加坡着名的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将另一家投资公司董事,与新加坡最大官方媒体海峡时报的一位经济评论记者控上法庭。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耗资巨大,因为辩方也是有权有势的,辩方98控股的股东之一是政府的淡马锡控股,辩方还聘请了着名的文达星律师,文达星帮助李光耀与李显龙代理过多场官司,在新加坡律师界中名气无出其右。文达星律师在法庭上引证有近十篇报导指责黄鸿年“只为己利,不顾其他股东利益的人;一旦赚到钱,就会另寻目标”。有些海外报刊评论严厉地指责黄鸿年是企业掠夺者” (corporate raider), “资产剥削者” (asset stripper) “为了达到交易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 (wheeler dealer)。

黄富人虽然最终没有体面地赢得这场官司,但是,为何这样一个在国际上臭名昭着的商人,在他人脉深广的中国,香港都不敢上法庭控告媒体,却敢于利用新加坡的法治制度,大打诽谤罪官司,浪费新加坡的司法资源,这才是耐人深思的。如果他的诽谤罪辩方不是同样的财大气粗,既有新加坡政府最大的报业集团作后盾,又请得起大牌律师,那么,这位黄富人打压公正经济评论的企图,是否就会在新加坡得逞?

只要新加坡法治不能保护真正开放的言论自由,能够玩转新加坡制度的,就绝不是几个中国人。新加坡的本地奸商,一样可以将政府与社会玩得团团转。不久前笔者就听到这样一个小例: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LA,有一套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出版完善的街道地图资料。在电子政务大行其道的今天,政府如果自行购买一套AutoDesk的 MapGuide之类现成的地图发表软件,将这套资料上网,利国利民,全部投资不过几十万新元。既使在知识产权高度保护的美国,政府测绘的地图也属于 Public Domain, 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但是新加坡一些政府官员们却别出心裁,要培养一家本地的网上地图大企业,于是土地管理局免费提供三年的地图电子数据,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白送二百万新元,给本地一家私人网络公司。这家网络公司的自已到位资本不过120万,就捡到这天下掉下的几百万元的大便宜。

开始几年,这家网络公司还老老实实地在网上提供地图查询服务,一张静态地图100元新币,动态地图500元新币,比他一些外国地图网站卖得贵些,但还算正常价。由于这家企业将地图搜索网站与价格资料分开在不同的网址,地图搜索网站直接挂在很多政府网站上,很多中小企业认为这是政府的免费地图,结果,有一百多家企业未交钱,就下载了与自已企业位置有关的静态小地图,每张价格也不过100元。

这家私人网络公司发现有人用了地图没有给他交钱,他不但没有及时提出警告,反而不声不响,先将网上地图的SLA版权标记抹掉,然后将静态地图价格提高到 50倍,动态地图价格就不提了,然后再根据新价格翻倍索赔,绕过SLA,以一张地图一万元的高价,直接向侵权者敲诈勒索,就这一招,这家刚起步的小公司又要捞进一百多万的不义之财。包括政府的职工总会NTUC与新航SIA的直属企业,都“侵犯”了这家奸商的所谓版权,收到高价敲诈信。

而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新加坡法院,居然判定这家私人企业拥有这些网上地图的独立版权,无须SLA参与就能索赔。这套地图资料的全部测量,编绘都是政府出钱出力,过去半个世纪,这些地图平面印刷出版了几十次,每一次都注明版权是政府的,现在政府再出大钱,由一家私人企业出面购买第三方的地图软件,放到互联网上发表一下,竟变成了私人企业版权所有。照法官的逻辑,如果那一家印刷厂投资购买了先进的排版软件,那就可以宣布用新软件排版印刷的书,都是它版权所有。而 Yahoo 更可以宣布,一切在它搜索引擎程序中找到的资料, Yahoo 都拥有独立版权!

土地管理局SLA算是吃了哑巴大亏,免费倒贴了这么多资源给私人网络公司,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新加坡企业充分应用SLA的地图资源,现在倒好,网上版权成了这家奸商所有,价格提高到5000多元的天价,再也没有几家企业敢应用这些电子地图。而就是这家奸商,在澳大利亚也开了一家分公司,出售更先进复杂的动态地图,价格却只是新加坡的百分之一,50多澳元一张。

当初IDA给了这家奸商二百万,是以无线地图服务为名,现在无线地图连影都没有,而且是由另一家企业牵头开发,看不出这家奸商愿意出什么大力,200万的支助金,算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再高明的法官也是吃饭拉屎的凡人,有时出一点差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不法小奸商,白拿了新加坡政府几百万的资本与免费地图资源,还要再转身到处敲诈新加坡企业,甚至敲诈到政府企业头上。在本地媒体上,这家奸商一再标榜自已是个版权被侵犯的受害者,表示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维权姿态。从来没有一位新加坡记者能否深入调查,比如地图版权的源由,同行的价格比较等。媒体只是简单地将此案作为所谓侵权事件,实际上等于助长了奸商气焰,帮助这家奸商更广泛地敲诈。

在这个地图事件中,牵涉到IDA,是直接管理新闻业的,而始终保持沉默的土地管理局SLA,是内政部的一个直属机构,从下文中,可以看到,内政部同样对新闻报导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在新加坡严厉的诽谤罪名打击下,不仅没有人敢于批评政府官员,同样的法治体系,也导致没有人敢于公开抨击奸商,因为新加坡的诽谤罪名实在太有利于诉方了。

既使表面上言论管理更严格的中国,现在也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公开自由的财经评论,对上市公司的严厉指责现在遍布中国大小媒体。中国的问题只是,即使各地媒体将奸商内幕问题都公开了,腐败的政府官员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不闻不理,这是另一种体制问题。而在新加坡,似乎很难看到这样的质疑,在报纸上,永远是和气一片,极少看到中国式的企业内幕曝光,独家丑闻等等。这里的上市公司,似乎生活在一个投资者的天堂。但这未必是全体投资者的天堂,它可能成为另一些投资者的地狱。

2004年11月19日,就在中航油停牌的前五天,一位愤怒的印裔美国记者 Pranay Gupte 给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写了一封公开信。

这位老牌记者在纽约时报工作了20年,期间兼职给新闻周刊作了18年的专栏作家。给福布斯杂志干了16年的特约编辑(contributing editor)。这位大牌记者带着对李光耀的崇敬,对这个美丽岛国的热爱,今天3月份来到政府最大的英文报刊海峡时报,专职是国际事务评论。可是,仅仅7 个月时间,他就与海峡时报的管理层发表激烈冲突,被迫停职,限期离开新加坡。在文中,他愤怒地指责新加坡报社内部充斥了一批情报与安全官员担任编辑要职。(key editors are drawn from Singapore’s bureaucracies and state security services),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位干了九年情报工作的中年女性。毫无安全官员毫无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水准,却直接指挥专业记者的工作,全权决定版面的取舍编辑。

Pranay Gupte在盛怒之下的文章,也许有点个人情绪,但是笔者11月份在一次本地记者聚会场合,从一位非常着名电视主持人嘴上,听到同样愤怒的议论,她作为一位专业主持人编拍节目,却总要先交给警方人士审阅,经常不明不白被封杀。

笔者并不否认,新加坡的确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法治体系,财经制度,尽管新加坡的法官与政府官员会犯下种种错误,他们仍是世界同行中的一流精英。新加坡的民众,大多数是安奉守法,善良纯朴。但是,新加坡缺新闻与言论自由,这就使得那些无心的,或者微小的错误,漏洞,可能被形形色色的奸商小人所利用,放大。甚至让一些奸商长期欺行霸市。而那些自许一流的专业律师所,会计所,同样也可能沦为奸商的帮凶。

在冷战时代,各国市场相对封闭,新加坡的管理体系,还足以应对老实规矩的新加坡人,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外国移民,面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冲击,一个封闭,僵化的媒体市场,已然成为新加坡制度的最大缺陷!

即使在中航油事件爆开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最重大的内幕消息,几乎都是中国记者争相捅出的,比如着名的财经杂志专稿。而新加坡的媒体却相对平静很多,除了部分地节选一些中国的内幕报导,转发一下本地官方的新闻会资料,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材料了。

笔者这里提到奸商小人时,应特别强调,陈久霖可能算不上什么奸商。如果深入分析这个中航油事件,甚至可以说陈久霖是新加坡制度的受害者。如果新加坡的媒体也象中国媒体一样,对上市公司保持最低程度的舆论监督,及时揭出部分内幕,也许,陈久霖在输到几百万美元时就住手了。即使是在9月份,当中航油账面亏损上亿美元,但还未实际斩仓时,如果新加坡媒体能否爆出内幕,事态的发展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即使在今天陈久霖彻底失败后,我们仍然看到大量同情陈久霖的言论,看到中新双方投资者对重振中航油的一丝信心。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事件的发展经历,有三种可能:

A:如果这场高油价的投机,的确是国际油市的自发波动,那么,陈久霖的判断没有错,油价现在跌了,只要中航油手中再有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就挺过去了,甚至可能赚钱!而在9月份时,中航油在股市中还是如日中天,如果在那时就真相公开,陈久霖在被迫公开自已的分析判断后,仍然可能得到大批机构投资者与股民的公开支持,通过公开配股,转让股权等等合法方式多筹集几千万美元,不管有多么艰难,总比现在申请破产保护后再筹资的局面要强得多。

B:如果这场高油价的投机,的确是一些国际油市的投机者设下圈套,让中航油破产后油价就回落,那么陈久霖的资金实力的确远远不够,新加坡股民即使再给陈久霖二十亿,也一样要贴给那些操纵数百亿资本的国际投机者。但是,如果媒体能够提前公开真相,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就会提前介入,以两国政府数千亿美元的财力,那么投机者也许就量力而行,知难而退了。97年国际金融投机者与香港政府的一场豪赌,就是铩羽而归了。除非有外国政府支持,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家私人财团,敢于与中新两国政府在金融市场上公开豪赌。

C:10月15日,油价曾一度跌至每桶45美元,已较为接近中航油(新加坡)卖出期权的平均价格,如果此时斩仓,损失要小很多。但是,如果斩仓,他们五天后要向机构投资者转让1亿美元的股权,就要说明实际亏损。只有真相一天被盖着,陈久霖与其母公司就抱着一天幻想。被新加坡媒体与股市捧场惯了的中航油,不愿接受任何失败。如果真相早日公开,他们也许就早日斩仓了,损失将会小很多。

10月份,中航油崩盘前一个月,有一张新加坡证交所SGX的广告,是吸引外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的,这张广告画面上只有一个主角,一架直剌蓝天的飞机,象徵着股市中如日中天的中航油,边上引用了陈久霖的一句话:

“Singapore has a reputation as an effective and well regulated market”

陈久霖所言极是, 新加坡的市场制度是高效的,管理良好。但是他忘了一点,新加坡还有一套 well regulated media。

到底是中国智慧玩残了新加坡制度,还是新加坡的报刊管制,言论封闭,间接捧杀了陈久霖这位中国企业精英,进而断送了七千名新加坡投资者的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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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