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来源：邱垂亮 http://www.southnews.com.tw

中国经济高速崛起，GDP超越德国和日本，追向美国，其专制政治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发展，有人认为是一个不同于英、美、法、德、日等自由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另立典范。

此说最近甚为流行，引发讨论。其同时引出的市场自由经济发展导致公民社会、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和平演变论，水涨船高，也再被提起，引起争议。

其实，这个发展议题，多年来很多发展学学者、包括我，都曾深切关心、深入研究、发表论述过，早已不是新鲜课题。

我们大致同意，所谓「中国模式」或「北京模式」，不过是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发展论的延续、甚至是复制，没什么新意可言。亚洲小龙、尤其是台湾和南韩的专制国度，先自由经济、后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被认为是此「价值」的实践验证。

问题是：这个「亚洲价值」的实践验证还没完成，不只还是进行式，而且面临验证失败。新加坡经济发展名列世界前茅数十年，但政治自由民主化还长期停留在「半自由」（自由之家的评定）、半专制的非民主状态。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情况相同，民主化进进退退，迟疑不前。

经济越发达政治越专制

中国情况更是严重，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不仅似乎不相关，还似乎背道而驰，经济越发达、政治越专制，是今日中国的政经现实写照。

当然，也有不少人，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沈恩（Amartya Sen）和克鲁曼（Paul Klugman）及章家敦（Gordon Chang）、白乐祺（Nat Bellocchi）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起飞充满泡沫，问题重重，随时可能气爆、崩溃。

我认为中国经济崛起，与二次大战前崛起的纳粹德国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本质相同，都是专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因其专制权力必然腐败，不仅很难（我认为不可能）维持永续发展，还很可能、甚至必然导致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灭亡之路。

我的帝国灭亡论，是否会在共产中国验证，有待历史辩证发展，在此暂不多作论述。我目前关心的是「中国模式」的下半部，也即市场经济发展导致政治民主发展的和平演变愿景的理论真假虚实。

这个论述的主轴就是1980年代（中国之春）改革派，如严家其、苏绍志、苏晓康，甚至是天安门民运学生，主张、推动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和平演变、党内民主、民主改革，也即把共产党内部先民主化，从下往上、村乡县市省、最后到北京中央，党代表、党委书记经过民主程序、也即党员公开、公平、竞争选举产生。

共产党党内民主化同时或之后再从下往上、村乡县市省、最后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民主化，也即经过公开、公平、竞争选举程序选出各级政府领导人。

根本是「矛盾的修辞」

与西方英美诸国行之多年成功的民主政治根本不同的是，它继续维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宪政体系。

这个「一党民主」（one-party democracy）模式，根本违背权力分立制衡、两党或多党轮替执政的基本民主原理原则，实在不值得辩论、反驳，它是民主「迷失」（myth） 。

但是，因为有人──不仅是中国人，还有西方自由民主人士──对此论有所重视，甚至期待，我们不能轻视，必须严肃正视、驳斥。

还有台湾的民选总统马英九，被其大中华民族主义、大一统意识型态迷惑，一上台后就大肆向中国倾斜，称赞一党专制的共产政权有在改变、改善人权，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让台湾人民掉入中国正在和平演变、走上自由民主化的康庄大道的迷障、糊里糊涂被专制中国统一了都还不知道。

《纽约时报》名专栏作家科恩（Roger Cohen）最近访问中国，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就叫「Single-Party Democracy」（January 22, 2010）。他同意「一党民主」是「矛盾的修辞」（oxymoron），从没存在过。但是，他说在共产党一党专制创造经济高度成长的今日中国，面对问题重重的13亿中国人民，要维持社会和谐、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一党民主」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他说「一党民主」可能是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政治意念（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idea of the 21st century）。

这句话，如果是马英九讲的，算是放屁，听都不要听。但是，《纽约时报》的科恩说的，我们不能不认真听之，更应严厉反驳。

我同意科恩的「一党民主」是矛盾的怪物，以前没有存在过。我更认为以后也不可能存在。

30年民主化一事无成

中国邓小平「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也许大有成就，但政治改革开放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倒行逆施，从魏京生、方励之、天安门、西藏、新疆、法轮功，到最近的Google被骇事件、刘晓波的11年黑牢（被国际笔会提名2010诺贝尔和平奖）、高志晟的「失踪」（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10）、香港的禁演「神韵」及立法局议员的辞职抗议民主倒退，真是恶名昭彰，罄竹难书。

纽约「自由之家」的2010人权报告刚出炉，30年来中国从穷国变富国，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却一直没有进步，排名最后，与北韩、缅甸、寮国、查德、苏丹等国为伍。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也排名最后10名，与津巴布维、古巴、伊朗等国并列。

「国际记者联盟」（IFJ）1月31日发表报告，批评中国去年钳制媒体，有增无减，包括新闻审查、以暴力和任意拘捕威胁记者等，中国对网路多所顾忌，加强控制新闻和社交网站内容。

日前在评论「中国模式」时，天安门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说，这种模式就是为了经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甚至像89年用军队杀害人民。但台湾在政治经济上早已登上文明的台阶，如为两岸经贸拉近，接受中国这种邪恶的发展观，那不啻是一种沉沦。

我1980年代在中国讲学，收了一位北京人民大学的博士学生何包钢。他1988年来昆斯兰大学研究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1989天安门事件后转去澳洲国立大学进修。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大学执教，著作等身，成就惊人，成为名闻国际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伦敦大学曾考虑聘请他任教并主编权威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这些年来，他拿到庞大的澳洲国家研究金，研究中国村乡民主政治发展。他非常欣赏台湾成功的民主化，但认为西方民主目前难在中国推行，必需先实现「一党民主」。开始时，他满怀乐观期待。

他每年都勤跑中国作乡村调查，但几年下来，他越跑越泄气、越失望。他告诉我，中国的村乡民主政治发展，不仅没有进步，还严重倒退。它的结论是这种由下而上的「一党民主」发展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窒碍难行。

「亚洲价值」在新加坡是「迷失」，「中国模式」在中国也是「迷失」，只有大傻瓜或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如马英九之辈，才会因无知或居心叵测而相信可行、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