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东南亚华人宗乡组织的前途

31/01/10

作者/来源:丘立本(21-4-2008)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http://www.chbhr.com

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宗乡组织的前途

宗亲会、同乡会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最常见的联谊组织,它在东南亚华侨史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有过多方面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绝大多数华侨加入当地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华侨社会演变为华人社会,华人心态中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这个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拟从这个传统社会组织产生的历史条件、特点与功能、挑战与反应看其命运与前途。

  一、特定历史的产物

中国人流寓海外由来已久,但大规模移居国外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据不完全统计,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人出国谋生者累计不下1000多万人。在短短的一百年内竟有如此之多的移民出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灾,亦有人祸,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列强的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导致大量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破产。近代中国大量人口的外流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果。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移民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支助,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人地生疏的东南亚,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但谋生困难,人身也毫无保障,深感到互助团结、和衷共济之必要。

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还是个封建宗法社会,宗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乡土地域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然只能带着这种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观念来到侨居地,并仿照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组织模式建立自己新的团体。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宗亲会、同乡会(会馆)就是这样产生的。新加坡的曹家馆(1819)、四邑陈氏公馆(1848)、福建林氏宗词(1857),菲律宾的龙岗公所(1884)等属于东南亚最早的一批宗亲会组织。马六甲的应和会馆(1820),新加坡的宁阳会馆(1822)、台山黄家馆(1854)、福建会馆(1860)则是最早的一批地缘组织。

19世纪下半叶以后,移居东南亚的华人日益增多。1880年至1930年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约830万人,其中契约华工竟达600万人。由于语言的隔阂,操不同方言的新移民常聚居一处,形成许多方言群,如新加坡牛车水一带住的是广东人,大坡新巴杀一带住的是潮州人,大坡直落亚逸住的是福建人,小坡美芝律、密驼律住的是海南人。这种情况加速了地缘组织的发展,形成了福建、潮州、广东、客属、海南等东南亚地区常见的主要帮派。如越南有五帮公所,泰国有七属会馆等等。

东南亚各地华人社会中宗乡会馆所以能广泛发展并长期存在,还和华人社会本身以及当地的经济状况、生产水平有着密切定系。早年西方统治下的东南亚,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土著资本尚未形成,生产水平较低。中国移民大多属于小生产者和小商人,这种状况使得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宗乡关系及其组织得以广泛发展和长期存在。

旧中国贫弱不堪,自顾不暇,未能有效保护自己的侨民,海外华人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守望相助,自力更生。华人处于移民的地位更深感有加强族群认同与增强内聚力之必要。以上种种增加了宗乡组织长期存在的社会意义。

  总之,宗乡会馆这种传统社会组织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广泛发展,绝非偶然。它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与一定的人口、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状况和性质以及华人移民的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二、特点与功能

  宗乡会馆这一血缘性、地缘性社会组织虽然是从中国移植到东南亚的,但东南亚的社会情况与中国的社会情况有很大的差别,移植者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这个传统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不能不具有新的特点和新的社会功能。
  1、组织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
宗亲会是以同宗为基础结合而成的。所谓“同宗”,包括了五服内的世系群,五服外的“堂亲”或“族亲”;而其极限则远及实际上毫无关系的同一姓氏的个人。在海外华人移民社会里,五服内的世系群实际上不存在。移民多为单身汉,其父老妻儿仍留在家乡。因之.不可能建立真正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只能建立以同宗为基础的宗亲组织。由于同一姓氏的移民在同一移居地往往人数不足以构成单独的宗亲组织,海外姓氏宗亲组织常采取数姓联宗的办法,如马来西亚的龙岗亲义总会包括了十八姓,菲律宾陈姓妫汭五姓供祀的是舜帝,烈山五姓供奉的是神农,这些事实都说明海外宗亲团体组织上的灵活性。

  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会馆也有自己的变通办法。由于海外各地方言群人数多寡不一,各地同乡会便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海外同乡会的所谓“乡”,小可小到一个自然乡,如菲律宾“菲华吕代扑里同乡会”即为福建南安扑兜乡吕氏同乡会。大可大到数县乃至数省,如东南亚各地常见的“三江会馆”,这个会馆的“乡”包括了江苏、浙江和江西三省。无怪乎英国学者菲里德曼曾说过:海外华人的血缘地缘组织和中国本土的此类组织有所不同,海外华人的血缘组织,事实上是没有血缘的血缘组织,而他们的地缘组织则是失去土地、离开故土的人们的地缘组织。
何炳棣教授曾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组织,其形式可在某一范围内转换。例如普通的会馆基本上是地域组织,但早期为同乡仕宦的俱乐部,后改为仕商并容兼以在京师收容应试乡举子而变为试馆。地方上的会馆则供奉乡土神而为寺观,或因同乡多人从事某一行业而转为同业公会(何炳棣,1966,68-70)。海外宗乡组织转换的形式更为灵活多变,往往同一会馆兼有血缘、地缘、业缘组织性质,且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网络。东南亚华人宗乡组织的这一组织上的灵活性、伸缩性特点,大大提高了华人的适应能力。这也是宗乡组织在各地普遍发展的重要原因。

  2.社会功能的多样化
宗乡组织在中国只是宗法社会中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组织中的一种,其功能是有限的。会馆制度也只是明朝才出现,清朝才流行起来。东南亚华人宗乡组织的地位完全不同。早年,它是华人借以团结自身并维系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社会组织,也是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每个单独的宗乡会馆而言,它所服务的对象是有限的,主要为本族人、本乡人办事。但作为整体而言,它的社会功能却是多方面的。宗乡会馆大都以“敦睦宗谊,促进团结,共济互助,同谋福利”为宗旨,这使它能为各地政府所核准而取得合法地位。早期宗乡会馆担负着照顾新客,提供食宿,介绍工作,协助贫病,排难解忧,购置义山等多项任务。宗亲组织还须主持春秋两祭兼办族内喜庆丧吊事宜。稍后,较大的宗乡会馆还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如开设医院、善堂等。东南亚各地宗乡会馆最大的一项公益事业是举办华人学校,传播华族文化。东南亚对地近千所全日制华校,从小学、中学直至后来的南洋大学之得以开办,数以万计的学童之得以接受中文教育,均得益于各地宗乡会馆的鼎力相助。此外,在支持辛亥革命,支援祖国抗日,赈救家乡灾民,资助家乡建设等方面,宗乡会馆都做了大量贡献,在社会、经济、文教、福利等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乡会馆虽不是经济组织,则它和各种业缘组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人类正经历着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国际分工有了长足进展,世界市场加速形成,东南亚各地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十分活跃,为商业和贸易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东南亚鲁地华人纷纷进入流通领域。华人之所以能抓住这个机会,主要借助于由各种完全会馆组织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使华人零售商有可能采用赊购的办法将居民手中的土产收集上来,经三盘商、二盘商再转售给欧人大出口商,然后又从他们那级将西方工业制品通过同一渠道推销至消费者手里。各地华人二盘商中不少人还通过家乡关系与新加坡、香港的华商建立直接联系,形成广泛的经济网络.促进了东南亚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增强了华人经济实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9世纪末东南亚华人资本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以这一传统社会组织为依托。家乡关系及其组织不仅方便了成长中的华人企业获得资金、信息、劳动力和市场;还帮助他们跨越国境在东南亚各地开设支店。20世纪初兴建华资银行均为帮办,此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厂宗亲关系寸步难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华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华人社会出现了许多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和福利组织,宗乡会馆的一些社会功能逐渐为这些新兴组织所取代,宗乡会馆的地位相对下降。虽然如此,宗乡会馆的作用和影响仍不可低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各地中华商会领导层帮派结构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挑战与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获得了新生。东南亚各地也相继取得独立。进入60年代后各地华人先后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华侨社会演变为华人社会,华人的心态也从叶落归根转为落地生根。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宗乡会馆这个传统社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陷入前所未遇的危机之中。

由于东南亚各国情况极为不同,危机的程度、表现形式以及反应方式也因国而异。下面我们来看看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这三个国家的反应,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早发现宗乡会馆面临危机并进行深入研究的是菲律宾已故华人学者施振民教授。70年代初,施教授发现菲律宾华人宗乡组织战后不但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十分活跃。经过仔细研究,他认为这种现象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华人经济有所发展,一些新富想出人头地纷纷建立血缘地缘团体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增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这种现象是一种“社会文化内衍现象”(Cultural Involution),是社会面临危机时的一种调适方式,其特点是以形式上的“复华”来保全既存结构的变革。

施教授认为,危机来自华人年轻一代不可避免的同化于土著的趋势。他们与老一代华人不仅存在“代沟”,而且存在“文化沟”;这种“文化危机事实上威胁着传统组织本身的生存”。宗亲和同乡组织的继续存在不但需要填平“代沟”,还需要疏通“文化沟”;施教授认为,对此,老一辈华人拿不出一套解决的办法,只得继续强调他们赖以生存的中华文化价值,“沿用传统手段,建立更多团体组织,一方面得以加强个人安全感,另一方面用以巩固华人文化堡垒。

如何解决这个危机呢?

施教授的看法比较悲观,他的结论是“宗亲和同乡组织将继续存在,不过很可能随着第一代移民的消失和华人文化的式微而走下坡”。(施振民:1976:181—190)

新加坡的情况和菲律宾有所不同。在这个华人居多数的国家里不存在被土著同化的问题,因此,独立后的新加坡没有出现施教授所说的那种“内衍”现象。事实上,新加坡自1960年以来新登记的血缘地缘组织的数量一直在减少,1978年到1984年间再也没有新会馆登记。不过这种现象对新加坡宗乡会馆来说却意味着更大的危机,其根源来自现代化和过分西化。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国民平均收入大增,基本消灭失业现象,再无中国移民入境,因此,无人需要宗乡会馆的帮助。而市区建设又使旧时以帮派为主体的社区解体,会馆无以为据。更重要的是政府重视综合教育,建立国家学校制度取代了会馆大部分办学任务;双语教学中对华文重视不够,导致年轻一代宗乡观念逐渐淡薄,认为宗乡会馆是落后保守的组织,多不愿参加其活动,宗乡组织遂无人问津。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1984年11月,新加坡九大会馆联合召开全国性研讨会,共谋对策。副总理王鼎昌提出开放门户,自我更新的五点改革方案。1986年1月新加坡宗乡总会宣告成立。几年来,该会以开拓改革精神开展了“春到河畔迎新春”等大型华族文艺活动,组织了“华人会馆沿革史及文物展”、“华人传统展”,建立了“文史资料中心”,出版了会刊,制作了华人历史记录片,推动了华语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生动活泼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发挥了传播传统文化的新功能,宗乡会馆本身也由此而出现生机。新加坡没有走菲律宾“文化内衍”的道路,而是走“改革自新”道路,他们的成就无疑给了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宗乡组织很大的启示和鼓舞。

  马来西亚华人占总人口的1/3,那里没有出现菲律宾那样严重的同化现象,也没有出现新加坡那种严重的西化现象,马来西亚华人所面临的任务是争取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与合作,争取发展华文教育的权利。因此,那里的宗乡组织有许多事要做。它一方面组织自己的全国性机构,另一方面参与其他华人团体组成全国华团。从1989年以来,华团已先后举办了八届华人文化节,在发扬传统文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有趣的是,马来西亚各种华人社团中,宗乡组织这个联谊性、福利性的组织最先开展国际联谊活动,它的成就为宗乡会馆开辟了一个活动的新天地。

  四、命运与前途

以上我们考察了东南亚宗乡会馆日前面临的挑战及其反应情况。毫无疑问,不同的反应方式将产生不同的后果。

下面我们从长远的观点来考察这个传统社会组织的命运与前途。

本文第一节曾指出宗乡会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存在与所在国经济发展及华人移民地位有密切关系。今天,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而它的移民社会的基础也已消失了。既然如此,宗乡组织还有什么前途呢?

  历史上有过许多社会组织随着产生它的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但也有许多社会组织依然留存下来,现存的许多宗教,就是例子。这里关键的问题是:(1)新的历史时代是否还需要这个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2)这个现存的社会组织是否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传统的社会组织就有了存在的根据和新的历史基础。当然,其自身也需做相应的变革。让我们来看宗乡组织的情况究竟如何。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1991年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曾对与会的八百名华人企业家说:“我相信如果各位互相交流经验就能证实,各位的成功主要的因素是节约,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持,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使大家成功”。李先生这一席话不仅总结了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经验,而且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自从马克斯·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以来,世人多认为中国的落后源于儒教,要现代化就得全盘西化。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不少学者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助于现代化。不仅如此,传统的伦理道德还有克服西方社会弊病的功效。李先生以自己领导新加坡获得辉煌成就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他相信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华人要立于不败之地,不仅需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而且需要发掘中华文化的精髓,掌握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显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得对年轻一代加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鼓励他们努力掌握华语华文,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传统的社会组织宗乡会馆可以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担负起传播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新加坡如此重视宗乡会馆的工作,把它视为发掘东方文明,完成国家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道理就在于此。

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太平洋时代已见端倪,加强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华人社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于亚洲的崛起有着重大意义,宗乡会馆这个联谊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大显身手。1981年以来各种国际性的宗乡组织纷纷成立,频频活动,证实了这点。

最后,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复兴,掌握华语华文,通过乡亲关系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不仅符合海外华人的要求,也符合所在国的需要。12亿人口的大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以上三点已足以表明宗乡会馆组织在新时代的价值。

至于宗乡会馆本身能否适应时代要求的问题,本文第二部份已说明,这个传统社会组织富于伸缩性和灵活性,具有很大的适应能力。实际上它既是个血缘组织,地缘组织,更是个“人缘”组织。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李光耀先生所说的“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持”,而它的形式与功能则可以因地因时而“转换”。我们已经看到它从故土来到东南亚后其组织和功能是如何“转换”的。我们将会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它又将如何“转换”。事实上,新加坡宗乡会馆的改革和国际性宗乡联谊组织的活动已经显露出这种“转换”的某些特点。

从以上分析来看,宗乡会馆这个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前景是光明的。时代需要它们而它们能够通过自身的“转换”或“改革”来适应时代的要求,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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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1987年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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