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东南亚华人看文化交流与融合

31/01/10

作者/来源:梁英明(15-8-2006) http://blog.china.com.cn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汇与融合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促使各民族的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动力。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是人们所公认的普遍现象,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大量事实。然而,在这个文化交流的大潮中,许多人所关注的是,作为中华民族后裔的东南亚华人,他们在中华文化与外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文化交流与融合又对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交流和融合及华人的文化认同变化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有具有什么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是否可能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代代传承?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凭个人感情好恶作出主观推断,而需要以理性的态度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

在近代历史中,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族文化的接触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或两种方式。其一是由于中国对外商业交往的增多,封闭的国门逐渐被打开,中华民族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外族文化的进入。明、清两代,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学者及艺术家等等,成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清朝开始派遣留学生出洋深造以后,那些从外国归来的人们,也自然充当了传播西方文化的先驱。当然,这里仅就他们在文化交流领域所起的客观作用而言,至于他们个人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及其是非,自当另作具体的分析。总之,这种情况下的外族文化传入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交流,是在中华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中华传统文化还通过另一种方式或途径与外族文化实现交流与融合,这就是在不同时期,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向海外的大规模迁移,特别是向东南亚地区的迁移。他们当中虽有极少数人只在海外作短期的停留,而绝大多数移民则选择了留居当地,并在那里繁衍子孙。也就是说,他们将世代与其他族群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将永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还是将在外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南亚社会最终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变化的结局将取决于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华人及中华文化采取的法律与政策,还是取决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和客观规律?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东南亚华人是否又将回归中华文化传统,即所谓重新中国化?笔者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拓宽我们的视野,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认真思考和分析。

我们都知道,除了古代已有少数中国人定居在东南亚以外,当几百年前大批中国移民到达东南亚的时候,那里已经处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下。早期中国移民的生存状况,中国封建朝廷对待本国人移居海外的态度,以及东南亚各殖民地当局的统治政策,特别是对待中国移民的政策等等,自然对东南亚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文化接触与交流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待外族文化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人们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上文已经提到,近代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知识分子以及归国留学生是外族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者。这种异质文化的接触是在以中华文化占绝对优势的中国本土发生的,而外族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也还只有很小的影响。即使如此,这种接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是引起了强烈的所谓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当时尽管有个别人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基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国官方和社会主流对外来文化是抱着怀疑和抗拒态度的。即使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后来不得不承认和接受西方某些科学技术知识,也仍然坚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冲击引起了长期的激烈争论。然而不管这场争论的是非如何,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和交流的趋势并没有终止。而中华文化则正是在这种不断接触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进程中通过吸取新的营养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东南亚各国,中国移民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与在中国本土完全不同。首先,东南亚华人散居各地,他们作为人数较少的外来族群,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中。因此,他们不可能像生活在祖籍国一样,永远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来抵制或进一步同化外族的文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东南亚各国华人必须首先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曾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移民,早已自然融入了当地社会,华人与当地原住民通婚的现象也很普遍。他们的后裔在东南亚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如印度尼西亚的帕拉纳坎(peranakan),马来西亚的巴巴(baba),菲律宾的美斯蒂索(Chinese mestiso),缅甸的桂家,越南的明乡人,等等。如今,他们的后裔甚至已难以辨识。例如,早在15-16世纪的爪哇沿海地区,就有不少华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位贤哲中,就有多位可以确定是华人,并可以考证出他们原有的华文姓名。1 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原住民社会。在今天西爪哇的唐格朗(Tangerang)和苏门答腊岛的巴眼亚比(Bagan Siapiapi)等地区的华人,已经完全不使用华文华语,其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价值观念,也与当地原住民几乎没有差别。可以说,这些华人的文化认同已经发生了变化。另一种情况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和勿里洞岛,那里的广东客家人矿工后裔占人口的较大比例,他们至今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客家话,但是在词汇、语言习惯和发音等方面都已不是“纯粹”的客家话。甚至当地的原住民也使用这种语言。在西加里曼丹的坤甸等地,那里的华人使用的则是“变了味儿”的潮州方言。在泰国,华人与泰人通婚的现象更加普遍,华人融入泰人社会的进程更加迅速,以致无论从血统或文化上都很难准确统计出究竟有多少“纯粹”的华人。即使后来移居东南亚的中国人后裔仍保留某些中华文化传统,他们在习惯上被称为土生华人,他们的文化认同与第一代移民即所谓新客华人仍有明显的差别。应该指出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本上已不再有新的中国移民到达东南亚,即所谓新客华人已经很少,而且已经年老。

在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中国移民面对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多元的。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带来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文化。它对东南亚各国的封建制小农社会的农耕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东南亚各国在逐步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后,其政治、经济、文化难免成为西方宗主国的附庸和牺牲品。西方殖民者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的统治地位,使他们在文化上也必然具有明显的优越感。他们不仅将东南亚原住民视为野蛮落后的种族,同样蔑视华人的文化,他们只将华人当作廉价的劳动力来利用,对华人采取种族隔离政策,使华人社会处于孤立状态。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当时的华人社会在文化上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可以说,英、法、荷等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使华人与原住民之间原有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渠道受到了阻遏,从而加深了华人社会和文化的“孤岛”现象。另一方面,处在异族文化包围中的华人产生了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更加强烈的愿望,也加深了华人在文化上的自我封闭的心态。不过,由于早期中国移民多属下层劳动者(小商贩、手工业者、种植园工人、矿工等),受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在他们身上,中华文化传统可能只表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他们不可能成为自觉传播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力量。

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方式以及对原住民和华人的政策则有所不同。葡萄牙人没有对这些被统治民族采取文化隔离政策。在葡萄牙人统治下的马六甲和中国的澳门,为使葡萄牙人安心留在那里,殖民地当局鼓励葡萄牙人入乡随俗,葡萄牙人与当地华人通婚的现象都比较常见。在这些地方,都存在所谓土生葡萄牙人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土生葡萄牙人在饮食、居室、服饰、语言以及其他生活习俗方面,都反映出拉丁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但是,由于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区域很小,时期很短,上述现象并没有广泛的代表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鼓舞下,特别是由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移居到东南亚各地,使华人的知识水平普遍有了提高,华人的民族主义精神随之日益高涨。东南亚各地大批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华人社团的涌现,以及中国同盟会仰光分会、吉隆坡分会、新加坡分会、槟城分会乃至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的建立,反映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华人追求民族自强、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要求。另一方面,这一民族主义运动也使东南亚所谓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之间的文化隔阂更加明显。新加坡和马六甲的一些土生华人(又称为海峡华人)在1900年成立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方面,他们的领导人作为英属海峡殖民地华人的代表而被委任为殖民地立法会议议员,另一方面,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自称效忠于大英帝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积极要求海峡殖民地当局规定英语为各民族交往的通用语言。这说明他们在政治和文化认同方面已显示了与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华人之间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号召弘扬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量华文报刊、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都反映出强烈的反满情绪。因此可以说,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汉族民族主义。华人社会传播与弘扬的中华文化也局限于汉族文化。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殖民地政权的垮台,意味着西方文化对东南亚影响力的进一步衰落。战前,在东南亚原住民或华人中,只有少数人曾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并认同于西方文化。日本占领东南亚时期,所有西方语文学校被封闭,使它们原有的许多华人学生转到华文学校就读,并在战后继续在华文学校深造,这一情况对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大大增强了中华文化对东南亚华人的吸引力。因此,战后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华文学校、华人社团和华文报刊都出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景象。

然而,这一情况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由于基本上没有新的中国移民来到东南亚,使土生华人在华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也由于绝大多数原有的华侨陆续加入了所在国家的国籍,东南亚各国的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的发展受到了政治上的阻力,因而又逐渐走向衰微,原有的华人社团则出现成员老化的现象。大约从60年代中期起,在经过若干年的政治动荡之后,东南亚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权得到了巩固。原住民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及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恐惧心理,促使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使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萎缩。

就在这个时期内,东南亚各国大批原有的华侨陆续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他们的政治认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此同时,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发展机会,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将子女送到西方国家或在原住民语文学校就读。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在32年的统治期间采取的排斥华文及中华文化的政策,使如今40岁以下的绝大多数华人不能使用华文华语。即使在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加坡,由于当局采取双语教育政策,华人在文化上也出现了明显的“西化”倾向。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年轻人的举止和生活方式都和他们的父母大不相同”。1 从另一方面来看,东南亚华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转变,也使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之间原有的差异和隔阂逐渐淡化以至消失。土生华人文化日益成为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然而,文化认同的转变并不像政治认同的转变那样简单而明确。文化认同的变化总是缓慢的,渐进的。即使已经成为居住国的公民,绝大多数华人仍然希望保留中华文化的根基。苏哈托政权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可能使华人在文化上完全“非中华化”。在苏哈托政权垮台以后,印度尼西亚华人对废除歧视华人政策和保留华人文化传统的要求再次高涨,充分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可能用政治压力来消灭的。苏哈托之后的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逐步取消对华人使用华文华语及公开庆祝春节等华人传统节日的禁令,承认华人以民族传统方式举行结婚典礼的合法性,以及最近尤多约诺总统等高级官员出席华人庆祝春节的活动,表明华人的民族文化将日益得到原住民的理解和尊重。

与战前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不同,战后东南亚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都面临着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这里所说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不仅是现代政治、经济的建设,而且包括现代文化建设。它不可能用某一个统治民族的文化来取代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必须在承认多元文化并存的前提下,通过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吸收,来逐步形成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原住民,还是作为移民后裔的华人,都应该对外族文化抱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实际上,无论东南亚各国当权者采取什么样的文化政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和融合是不会间断的。就在苏哈托政权禁止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切活动时,仍有人在学习华文华语,许多华人仍在家中庆祝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中国的太极拳仍是印度尼西亚各个族群共同爱好的健身运动,针灸仍然为许多人相信并乐于采取的医疗手段,表现中国武侠精神的电影(所谓功夫片)仍然受到大众的欢迎,更不用说那宾客满堂的中餐酒楼了。在使用华文华语的禁令被解除之前,私人开办的华文补习班早已存在,其中甚至不乏原住民的学员。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影响和渗透并不是单向的。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人的文化受到外族文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和深化。这种影响反映在语言词汇、表述习惯、服饰爱好、生活习俗,乃至心理特征等等。因此,今天东南亚华人的文化,已不可能保持纯粹的、单一的、原封不动的中华文化,而是一种以中华文化为根基,并吸收了外族文化内容的复合型文化。其复合的程度在各个国家又是不相同的。即使在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加坡,“由于西化影响较严重,一些传统婚姻礼俗逐渐小时,或演变成中西合璧式”。2 几年前,在华人占人口多数的新加坡,官方曾发起讲纯粹华语的运动,首先要求广播电台等媒体在使用华语时不得夹杂其他族群语言的词汇。然而,这个规定立即遭到许多华人反对。这些华人居民认为,这种夹杂当地语言词汇的华语,正是它区别于中国本土的华语及其他国家的华语的特点,也是使当地华人最感到亲切的地方。可以说,在今天的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华人使用的华文华语都各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的文化也各具有不同的特点。近年来,有些海外华人建议,除了中国大陆编写出版的标准汉语词典以外,还需要编写出版一部世界华语词典,以反映华语词汇在世界各国发展变化的事实。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南亚国家在文化上也不可避免要受到西方文化日益明显的影响。特别在年轻一代的身上,由于共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已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汉堡包加薯条等西式快餐,可口可乐等饮料,牛仔裤和T恤衫等服饰,摇滚乐和卡拉OK等流行娱乐方式,已经成为华人和其他族裔青年的共同爱好。由于因特网的普及,英语对东南亚各国语言的影响和渗透已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的日常用语中,直接使用英语词汇的现象日益普遍。尽管一些国家对保持原住民语言的纯洁性感到担忧,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和中央政府自1983年起曾先后发布命令,禁止当地的企业、商店、住宅区、政府大厦使用英语名称,也不准在报刊或电视的文字中直接使用某些英语词汇,但至今无法扭转这一趋势。
总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不仅沐浴在椰风蕉雨中,也要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东南亚华人文化正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而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中华传统文化将在东南亚华人身上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但这一文化已不可能等同于原始的、纯粹的中华文化,甚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华人文化也已不尽相同。

有人可能担心,华人世代生活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并村的东南亚地区,是否将最终丧失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笔者以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完全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尽管基本上已经没有新的中国移民到达东南亚地区,尽管华人已经世代定居在那里,有些人并已逐渐融入原住民社会,他们的文化认同已不完全等同于他们的先辈,个别人甚至宁愿不认同于华人,但就总体来说,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移民群体仍将长期保持其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不会彻底泯灭。即使在华人与当地民族融合较早的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尽管绝大多数华人已经认同融入主流社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为自己是泰国人或菲律宾人,但是他们同时认为,融入主流社会并不意味着摒弃中华文明的精髓。相反,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将在文化交流和融合中,不断吸收外族的文化,使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增添新的活力。

世界是多样的,世界文化也是多样的。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和种族集团,正是由于在历史上曾受到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才使今日东南亚各国的文化更加丰富和更加绚丽多彩。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社会曾被孤立于当地原住民社会。这些原因主要是(1)当时东南亚殖民地当局对不同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了华人与原住民社会之间的隔阂与误解;(2)早期华人为谋生存和自我保护而过于强化了民族观念和文化传统,甚至过于强化各自的省籍、乡籍观念,加深了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隔阂与误解;(3)在东南亚各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其统治集团过于强化原住民政治特权的观念,对华人文化采取某些排斥或歧视的政策。在东南亚华侨陆续加入居住国国籍后,华人文化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在印度尼西亚,则在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华人文化才获得了生存空间。

近年来,由于东南亚国家民主政治的进步,也由于华文华语在商业交往中的实用价值的提高,东南亚国家对华人文化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这就给华人在文化上与其他族群更加紧密地接触和交流并更加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要使华人与原住民在文化上实现真正的相互交流和融合,还需要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心理障碍。从原住民方面来说,应该抛弃永远将华人视为“外来人”(aliens),认为“华人不愿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以及“华人文化永远不可能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等错误观念。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东南亚绝大多数华人已经将他们生活的地方看作自己永久的家园。他们在政治上已认同于居住的国家,经济上正在为居住国的繁荣进步而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利益与居住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东南亚华人社会已不可能“重新中国化”,华人文化也不可能再孤立于原住民文化而成为一个“文化孤岛”。

从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来说,早期的中国移民面对当地原住民文化,往往不自觉地存在“中华文化优越论”的思想。在所谓新客华人当中,这种“优越论”的影响可能更为普遍。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对原住民的文化缺乏真正的了解。另一方面,有些华人又对西方文化存在某些崇拜的心理。对外族文化的这种自大与自卑的矛盾心理,也许是由于华人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外来移民群体,为抗拒外族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但是,作为东南亚国家的华裔公民,对待原住民文化的“优越论”情结显然不利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移民的后裔,东南亚华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感到亲切与自豪是完全正当的。与此同时,华人也应该充分尊重原住民及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各自的特点,却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经验的积淀和结晶。任何文化都有它们的精华和糟粕。中华文化同样如此。在文化的自然交流中,每一文化的优秀成分必然得到保存和发展,而那些糟粕则将被扬弃。实际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都是相通的,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几百年前,当中国大量移民来到东南亚地区的时候,中国和东南亚都正处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统治下。殖民地统治者凭借他们的经济与军事优势,宣扬只有他们的文化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因而傲视和鄙视被统治民族的文化,肆意贬低被统治民族文化的价值,并企图以西方的文化消灭或取代被统治民族的文化。这一企图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而愚蠢的,是完全失败的。在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都已实现完全独立并以高涨的热情致力于振兴本民族文化的时候,有人也可能因此将西方文化视为我们的敌人,认为今后将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压倒或取代西方文化的时代,即所谓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这同样是一种简单而偏颇的结论。

东南亚各国曾长期处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和压迫之下。西方殖民者不仅宣扬他们的文化高于一切,而且利用一切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教育和宗教等等,作为他们控制、麻痹、奴化被统治民族的思想武器。文化成为政治的奴仆,成为压迫殖民地人民的工具。然而,这并不是西方文化本身的罪过,而是西方侵略者的罪过。在世界近代时期,西方侵略者在其殖民地表现出来的贪婪、傲慢、残暴,乃是资本主义为争夺市场和原料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它正是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本性,而不是西方文化的本性。因此,西方殖民者文化侵略的实质是政治侵略。事实证明,即使在殖民地时期,东南亚殖民地华人和其他族群的文化并没有中断与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吸收。华人文化还是从西方文化中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同样,西方人也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受到教益。

我们面对的是文化多样化的世界。生活在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东南亚华人文化尤其如此。东南亚国家的统治者正在认识到,华人文化并不是他们正在努力建设的现代民族文化的对立物,而是这一文化的珍贵的养分。另一方面,东南亚华人文化已不可能永远保持中华文化的原始性和纯洁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时代,而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时代,不是一花独放的时代,而是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乐于迎接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新时代。

作者梁英明长期从事东盟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华人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兼任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委员…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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