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有啥值得借鏡?

01/08/06

作者:張炳良 日期:1-8-2006 来源:http://www.synergynet.org.hk/m3_1521.htm

最近行政長官曾蔭權官式訪問新加坡,被塑造為取經之旅,引來社會上有關「新加坡有啥值得借鏡? 」 的爭議。不少評論對學習新加坡顯得不以為然,理由大致有二:

第一,新加坡只是小國一個,其國際都會地位也及不上香港,為何香港要反過來向新加坡取經?

第二,新加坡政治形象差,她雖名義上實行英式國會民主體制,但自獨立以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反對派政治不振,且政府長期以強硬手段抑壓異見人士、管控媒體,施政效率雖高,社會自由度卻有限,西方學者稱之為「不自由之民主政體」(illiberal democracy),毀譽參半。

象徵新加坡強勢管治的李光耀,處處為該國的威權辯論,並提出「亞洲價值」論,更引致國際反彈。在此港人普遍爭取普選民主、捍法治自由之際,不少人自然會問:為何要借鑒於一個較香港專制威權的社會?

其實,國際間的互相學習並不取決於國家之大小、城市地位之高低、或部分制度之優劣。新加坡採取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其經濟哲學有異於香港長期奉行的積極不干預主義或現今的「小政府、大市場」原則,比較接近亞洲另兩小龍的南韓與台灣,共同構成九十年代初世界銀行所肯定的「東亞奇」典範。她作為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國,如何透過政府的策略經營,善用其人才資源、地緣政治特點及產業政策手段(包括國家推動之企業),去打造具備實力的區域經濟體系,自有值得香港政商學界加以探討及「取其長、捨其短」的地方。

奉行審慎理財

儘管新加坡走「發展國」方向,但卻非如過去一些西方國家般推行凱恩斯(Keynesian) 經濟或福利國(welfare state)路線。為新加坡經濟起飛奠基的首任財政部長兼副總理吳慶瑞,本身便屬經濟保守派,懷疑凱恩斯主義,他及其後繼者雖行強力介入的經濟發展策略及產業政策,但同時卻審慎理財,立國以來一直把政府經常性收入與開支維持於本地生產總值(GDP)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在開支方面,經營性支出控制較緊,發展性支出則容許持續增長(由九十年代初的GDP百分之三至五增長率上升至九十年代晚的GDP百分之七至八)。因而,新加坡對財政紀律的執,不下於香港,也能累積可觀的儲備。

新加坡政府重視國民的民生保障,經歷戰後及獨立初期一窮二白的上一代,特別認同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因為它為他們帶來經濟富裕與國民尊嚴(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遭馬來西亞政府逐出大馬聯邦而被迫宣布獨立時,不少人認為她難以獨立生存,最終須按馬來西亞政府的條件重返聯邦,可是新加坡卻奇地崛起,其成就超越大馬)。

不過,新加坡式的全民福利體制不是靠高稅高支,而是中央公積金下的國民強制性儲蓄供款,以中央公積金去融資國家基建、投資及住房醫療等的發展。香港的公屋(早期的徙置區)原早於新加坡,但後者卻於七十年代趕過香港,其(組屋)更成為優質公屋之國際典範。一九六四年,新加坡已推行為國民置業安居的計劃(Home Ownership for the People Scheme) ,為日後香港居屋計劃所參照。由於近九成人口入住公屋,故大大增加社會的穩定和諧,或許其代價便是房地產不若香港般旺盛。

與國民締結社會契約

社會福利方面,因應亞洲金融風暴之衝擊,政府引進多項短期紓緩措施-包括長者照顧基金、兒童發展共儲計劃 (通稱Baby Bonus)、及二○○一年以來的「經濟不景補助金」、「新新加坡股份」及「經濟轉型股份」等,目的為了在迎接新經濟之挑戰同時,與國民締結新的社會契約。

新加坡可說是「小國規模、中國視野」(「中」指中型國家),她並未有甘心在東南亞強鄰虎視下當小腳色、「安分守己」,反過來處處爭取顯示新加坡在地區內的開拓前沿角色,雖因小國身份無法領導東南亞,卻善用其地緣位置與經濟實力去發揮倡導作用。例如,設立Channel News Asia新聞頻道,旨在成為亞洲的BBC或CNN;掛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東亞研究所及東南亞研究所,乃區內重點研究機構,「新大」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走美國甘迺迪政府學院道路,目標是成為東亞及東南亞公共部門人才的培訓中心。此外,積極推動企業區域化及國際化。

政府廉潔施政效率高

無疑,新加坡也有其尋找身份及面對國際競爭力的隱憂,她在社會自由、統治方式及政府介入經濟方面也受人非議不少,但其在廉潔及施政效率上的成就卻蜚譽國際。她以「人才立國」,近年銳意推行「再造新加坡」運動,重用公務員並把社會優秀精英吸納入政府,公營部門改革也走得最前;她不若西方國家般因貶抑官僚而改革,而是欲以新公共管理主義去更好地裝備政府人員,以在變化的全球化環境中更有力地推動國家的發展。

按照世界銀行研究所 一九九六至二○○ 四年公布的 「管治指標」顯示,香港除在「發聲與問責」(Voice & Accountability)與新加坡相比時優時劣外,在政治穩定、政府效能、規管(市場)質素、控制腐敗,甚至法治方面,雖在亞洲地區高企,也與經合組織平均數看齊,但仍差於新加坡。或許,新加坡的國際公關做得比香港出色,也善於突顯自己的優勢,但無論如何,香港人總不應因新加坡的政治威權及其小國規模而看扁其國家能量和在競爭中求發展的動力與意志。

過去,港人(及世界)不因港英殖民地不民主體制而貶抑香港的經濟與管治成就。同理,他們也不應因一些國家地區的政治制度未追上民主開放理想而忽視其值得思考因由的社會經濟發展表現。

新加坡有其缺陷,其年輕一代對政府較多不滿,有人才流失、身份危機,致政府近年也要強調營造一個活躍之公民社會,但開放力度仍不足。我們不需要照搬新加坡的做法,所謂國情民情不同嘛!更不應採納其家長式管治文化,但仍應抱虛心與開放態度去觀看外在世界,否則便日益陷入只懂孤芳自賞或自憐的邊緣化境地。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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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