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略述新加坡汉学的历史与现状

13/12/09

作者/来源:吴原元 社会纵横 2000年6期 http://www.3hresearch.com
       
[摘要]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开启于1881年中国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位领事左秉隆。此后的新加坡汉学,经历了二战之前的萌芽期、二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的初创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期。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交往趋于密切,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研究主题多样化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新加坡汉学的起步时间与欧美等国相比,不算太晚。1881年,中国直接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左秉隆莅任之后,便开始在当地倡导汉学研究。时至今日,新加坡汉学已走过不短的风雨之路。本文根据笔者了解,以及有关研究成果,拟对新加坡汉学的历史与现状作一简单概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新加坡汉学的萌芽期

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移民国家,其汉学研究是以华人语文知识为基础的;没有这种语文基础,就谈不上汉学研究。正如学者所言:“没有汉族或华族的语文,就谈不上汉学;更谈不上汉学研究。”[1](p382)新加坡直到1819年才开埠,当地华人的文化水平十分落后。曾到过新加坡的中国士人李钟珏在《新加坡风士记》指出: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叻中弟子读书,图回籍考试者亦不入。然叻地无书,又无明师友切磋琢磨,大部分专务制艺,而所习亦非上中乘文字。新加坡的这种文化状况,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有所改变。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状况的逐步改善,得益于19世纪后期一批中国南来的士子们。他们到新加坡后,大力提倡文教、积极引导当地华人关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最早在当地倡导文教的,要数中国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左秉隆。左秉隆出身同文馆,原为驻英公使曾纪泽翻译官。莅任之后,倡办义塾,吸收儿童入学。新加坡的义塾,原来只有萃英书院一间,在左秉隆大力倡导之下,纷纷兴起。前后创办的义塾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与此同时,左秉隆还开办作为成人教育机构的义会。就任第二年,又倡设文会,每星期召集学生在领事馆集会一次,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辩论,引导学生关心中国的事情。在其影响之下,一批以振兴华人文教为目标的文会如会贤社、会吟社、雄辩会等相继设立。为了奖励士子,左秉隆还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亲自评改学生课艺。受其影响,当地士子皆以道德学问相砥励。左秉隆在任十年,新加坡已“稍稍有文风矣”。[2] (pp286-289) 1891年左秉隆卸职回国,黄遵宪接替之。担任总领事三年内,他继续致力提倡华人文教。就职伊始,既着手重组左秉隆离任之后宣告解散的会贤社,易名图南社,并亲任图南社督学,捐赏银,奖学金提高一倍,以资嘉励。同时,他每月出题课士,课题范围主要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内外政策。此外,他还经常亲自批阅文稿。根据现存二十五期课榜名录,从1891年到1894年呈交课卷的士子可能有千余人。《叻报》报导说:图南社成立一年后,“每课收卷至百余本,其拔取前茅者,粤之《中西报》,上海之《泸报》,辗转钞刻,互相传诵,南离文明,于兹益信。”[3]提倡华人文教的另外一位重要南来士子,是出任《叻报》主笔长达四十一年、号称“南洋第一报人”的叶季允。他在主持《叻报》笔政期间,发表了大量宣扬华人传统价值观念的作品。[4](p187)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状况的提高,除得益于中国南来的士子们之外,华文报刊和华文学校在提高华人文教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新加坡的华文日报,以薛有礼创办的《叻报》为最早。随后不久,林衡南创办的《星报》,丘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也相继出版。此后三十年里,林文庆的《日新报》、陈楚楠的《图南日报》、黄吉辰的《南侨日报》、陈声政的《国民日报》、陈家庚的《南洋商报》、胡文虎的《星洲日报》等陆续问世。根据统计,从1881年到1941年的六十年里,在当地创刊的华文报纸大约七十种,华文刊物大约三百种。[5](86) 新加坡开埠不久,只有三间采用闽语或粤语作为教学媒介的私塾,最为有名的就是闽侨陈金声于1854年创办的萃英书院。这种私塾教育的形式后来为近代学校所取代。1905年,陈楚楠等人发起设立的养正学堂是第一所采行近代学制的华文小学。在随后二十年里,应新、启发、端蒙等十多所采用近代学制的华文小学相继创建。“五四”运动前一年,第一所华文中学设立。二战爆发前,另有南中、公教、中正三所华文中学相继开办。据统计,到1940年,当地华文中小学校达351所。[6](p142) 华文报刊和华文学校,提高了华人文教、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伴随着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环境的逐步改善,当地的汉学研究也相应开始。例如,丘菽园是二十世纪前期的名报人和诗人,也是最早进行汉学研究的新加坡本地知识分子。他于1897年刊行了主要内容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现象认识和看法的《菽园赘谈》,这是由新加坡本地知识分子撰写的第一部汉学著作。然而,随着二战的爆发特别是新加坡沦为日本殖民地,刚刚起步的新加坡汉学被迫中断。从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在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新加坡几无以教授华人语文知识的学校;华文报刊中也只有《昭南日报》、《昭南画报》等几家为日本侵略鼓吹的报刊被允许出版。[6](p156)不仅如此,日本侵略军疯狂搜捕抗日华侨和文化人士。大凡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或被杀害,或被监禁,或销声匿迹。著名文化人士胡愈之,在新加坡沦陷前曾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在战前撰写了290篇社论,涉及中国内政外交与经济的有50篇之多。然而,这样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化人士,为躲避日本法西斯的残害不得不避难苏门答腊。[5](p98) 在华人文教遭受摧残的情形下,根本没有汉学研究可言,整个沦陷时期新加坡汉学研究完全陷于停顿。

二、新加坡汉学的初创期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华人文教一扫沦陷时期的阴霾。沦陷时期被禁出版的华文报刊纷纷复刊,战后新创办的华文报刊更如雨后春笋。据统计,从1945年到1959 年,创刊的华文报纸约一百多种;华文刊物约有二百种。不仅如此,华文学校也纷纷复办。1949年华文学校多达三百四十九所。[7](p28) 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新加坡开始重新延续其因日本殖民统治而不得已中断的汉学。

成立于1949年的马来亚大学,最早在新加坡开展汉学教育。马来亚大学建立初,便开设了中国语文、中国语文史、华侨研究三门课程,以备学生选修。1953 年,马来亚大学正式开设颁发学位的汉学课程,并且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汉学教育的另一重镇,是成立于1953年的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成立后,在多个院系开设汉学课程。中文系开设了中国文学、语言学、修辞学课程;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现代中国、中国文化与南洋关系史等课程;地理系设有中国地理总论、中国区城地理等课程。除马来亚大学和南洋大学之外,开展汉学教育的还有义安学院和教育学院,它们主要侧重于中国语言教育。与此同时,新加坡相继出现汉学研究机构。1949年,成立了新加坡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协会—新加坡中国学会,其宗旨是促进中国文物之欣赏与兴趣,鼓励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掌故、艺术、科学与工艺、社会生活及中国人民经济状况,过去与现在之一切问题;1966年,专事中国研究的新社成立; 1974年,南洋大学设立华语研究中心等[8](p135)。

二战结束以来,新加坡汉学研究趋于推开。众所周知,随着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新兴民族国家开始诞生。新兴民族国家的认同,需要建立在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建构基础之上。新加坡作为战后新兴民族国家,无疑需要重新建构其民族国家历史。基于此,新加坡首先开启的是华人华侨史研究。最早在华人华侨史这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进行开拓之人,是于1957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回马来亚大学任教的王庚武。1958年,他发表了华人华侨史研究的第一篇专论《南海贸易:早期中国与南洋贸易史》。这篇专论主要着眼于南海贸易、郑和远航、防御史朝贡体系、苦力贸易、商人网络等论题研究,阐述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政治、外交关系[9];1959年,出版了《南洋华人简史》,以南洋华人的立场,近距离考察了南洋华人社会的历史及其在战后的变迁。有学者对此书评价道:“作者不论所持的观念及编年史叙述都与中日学者所持者异趣。每椿史料的处理都能反映出时代的意义” [10]。王庚武对于新加坡华人华侨史研究的开展,可谓起到筚路篮缕之功。继他之后,许云樵、颜清湟、黄建淳等学者相继开展华人华侨史研究,分别著有《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等。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民占到 77%的移民国家,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为当地学者所重视。二战结束后,有学者开始从事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林徐典教授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他以《文以载道新论》为博士论文,获得新加坡大学博士学位。自此,他便与中国古典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先后著有《雅颂的思想与艺术》、《国风的思想与艺术》、《诗经的特色与影响》等。致力于开展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还有著有《四余斋诗草》等著作的王叔岷;撰有《韩诗外传今译今注》的赖炎元;著有《魏三体石经残字校正》的吕振端以及著有《中国文学导论》的嵇哲等学者。①值得注意的是,受冷战国际局势的影响,除华人华侨史、中国语言文学外,其他汉学研究领域大受限制。例如,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仅限于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研究报告。

三、新加坡汉学的发展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结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封闭的状态,这使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交流日益加强;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新加坡各界对中国产生极大兴趣。由此,新加坡中国学进入较快发展阶段。

社会环境变化及现实需求上升,汉学教育及研究受重视。1980年,由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而成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各院系增开不少汉学课程。以中文系为例,新设汉学课程涉及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不仅如此,汉学研究机构较之以前明显增多。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83年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南洋理工大学,于1994年成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深化汉学各领域的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于1994年成立汉学研究中心②。除此之外,新设研究机构还有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华文研究学会、儒学研究会等。

与此同时,作为新加坡汉学研究重点的华人华侨史,较之以前有明显进展。王庚武自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后,专注于华人华侨史研究。其《海外华人:乡土中国到寻求自治》一书,被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认为详细分析了“当代全球史的大主题” [11]。在其影响下,新加坡涌现出一批从事华人华侨史研究的学者,如国立大学中国学系的刘宏、国立大学中文系的黄贤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李元瑾等。③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更是活跃,成果颇丰。其中,颇具影响的有皮述民的《红楼梦考论》、王国璎的《中国山水诗研究》、萧驰的《中国抒情传统》、郭淑云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等[1]。这一时期,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有:专事明史研究的李焯然、研究唐宋史的苏基朗、研究元代史的萧启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李恩涵、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劳悦强等。④随着社会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儒学研究为新加坡学者所重视,出现一批颇有影响的学者。著有《先秦儒家美学论集》的龚道运就是其中一位。他侧重于从美学角度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视角阐述先秦儒家思想[12];新加坡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苏新鋈是儒学研究又一大家,著有《先秦儒学论集》。他认为汉宋等后儒对先秦儒家思想的阐发运用多有偏失,致使其精义未能昭彰致用,使当世之人对先秦儒家思想多有误解。为此,他详细论述先秦儒家仁义心性的内圣精蕴、经济政治的外王胜义。[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汉学,呈现出两大鲜明特点。其一,研究主题多样化。80年代前,研究主题多集中在华人华侨史、中国语言文学;80年代后,上述研究主题虽仍占主导地位,但新主题开始出现。据统计,新加坡国立大学自90年代来所发表的 60篇论文中,涉及学科达10多个。②其二,跨学科研究。王庚武的《海外华人:从乡土中国到寻求自治》,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14]刘宏的《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在方法论上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结合;郭淑云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则以历史文化眼光审视文学本体,是历史与文学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典范之作[15]。

有学者曾言:“任何国家的中国学,客观上都受本国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两国关系的制约。”[16]回首新加坡汉学的发展历程,其发展不仅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意识形态的密切相关,也与国际政治形势以及中国国内形势、国际地位是否提高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随着中新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新加坡汉学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作者: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 上海

注释:
①苏莹辉:《东南亚的汉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网,网址: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sy_bm.asp?lmdm=0100
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网站。网址:http://www.fas.nus.edu.sg/chs/
③分别著有《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转变:商业、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④分别著有《明史散论》、《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元代史新探》、《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集》、《孝经中的隐性女性》。
参考文献:
[1]林徐典:《汉学研究在新加坡》,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
[2]陈育崧.椰阴馆文存[M].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
[3]叶钟铃.黄遵宪与图南社[J].亚洲文化,1991,(15)
[4]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M].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学研究中心,1985
[5]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M].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1993
[6]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M].新加坡南洋书局,1950
[7]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汪雁秋.海外汉学资源调查录[M].台北:汉学研究资料服务中心,1982
[9]王庚武,姚楠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M].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8
[10]王庚武,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M].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8
[11]Wang Gung Wu.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the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龚道运.先秦儒家美学论集[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13]苏新鋈.先秦儒学论集[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14]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15]郭淑云.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16]孙越生、李明德.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者前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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