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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华惹时代

12/12/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华惹时代: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与战后新马政治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由傅树介,陈仁贵,与许赓猷联合编辑。其中译本订名为《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

英文本全书328页,收录共14篇文章,另有一篇由林建才执笔的《序言》以及两篇由编者撰写的《前言》和《绪言》。书末有两篇附录:《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宣言》和《对亚洲的侵略》;后者是引发华惹煽动官司的文章。华惹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出版的评论杂志。华惹是阿拉伯文的黎明之意。

在二战期间新加坡因英军向入侵日军投降而沦陷为日治昭南岛,二战结束后,英政府虽然重回新加坡建立殖民政府但已经失去道德据高点;这是新加坡走向政治独立的起始点。

1946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是由一群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进行反殖反英活动,过后由于1948年的紧急法令对人身自由的威胁而解散。因此,从时序而言马盟应该可以视为先华惹时代的英文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

1951年1月,英殖民政府逮捕35名受英文教育的反英同盟成员,其中包括6名在藉马来亚大学的学生;这群学生当时是在负责一份激进刊物《马来亚胡姬花》的出版事务。政府的目的是要吓唬英文知识分子停止反英活动。1953年成立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诞生。

《序言》是从二战后这一大时代背景界定华惹一代所处的新加坡历史时段以及这一时段前后的历史情节。华惹一代在经历了昭南岛时代的洗礼而有了政治觉悟,文章就引用了一段文字来体现这片光景:‘我的教育是要把我调教为一名书记…我学习谋生的技巧而不是如何经营我的人生’ 战后 ‘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和痛苦之后,我拾回我的灵魂从而回到东方人的世界。我拿回了自已的视野。我看到我的祖国是马来亚,虽然我有华人血缘和受着英文教育。我有必须承担的任务不论那工作是如何的微小,为了我的孩子的孩子我要去建设一个新的更完美的马来亚’。华惹一代就是在这种时代精神感召下为新加坡和马来亚争取社会正义和公平。

《绪言》是从马来亚学生运动的层面剖析华惹一代的学生政治活动,以及分析处在当时的外在政治格局下学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其内也分析了受英文教育的和受华文教育的两股学生政治活动的各别状况和彼此间的差异性。文内强调俱乐部的方向和内容和《马来亚胡姬花》有别,是个更有包容性的反殖民运动活动。文章亦简述了华惹一代在战后以至1963年冷藏行动这一时段内的政治活动和经历,为书内其他文章提供了时代的历史背景。

傅树介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始》 仔细记述了俱乐部成立的历史过程,参与其事的人物角色和主要事件发展的始末,以及华惹订名与编辑人员等等的历史过程。文章澄清了一些模糊或不恰当的历史观;比如在第18页:俱乐部和外边的组织如反英联盟没有任何联系;第20页:没有任何人可以,或者尝试影响与控制我们。

Jeyaraj C. Rajarao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遗产:影响和回忆》 共长达70页是书内最主要的文章。 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角色,通过记述自己在这一时段的经历,具体反映了当时历史环境下一个个人的心路历程。作者先叙述自已的教育和升上大学的过程以及其间在政治思维上的改变。文章也详细回忆了华惹在1953至1954学年间人与事的历史。文章亦通过对俱乐部其他主要负责人的各别来往的回忆记录了当年人和事的历史。其内对华惹官司事件的来龙去脉亦有详细记述。作者也回忆了俱乐部在1953至1959年间的一些重要人和事的历史,其中对许通美在出掌国家要职后失去了当年学生时代的激情显得颇为感慨。

陈仁贵的《华惹煽动案审讯的背景与影响》 从司法审讯过程记述与分析了当年华惹官司的历史情况。华惹是战后的第三宗煽动案官司;首宗案子的被告因为控方放弃提控而无罪释放,第二宗案子的被告因罪名成立而遭罚款。华惹官司的8名被告因为罪名不成立而当场释放。文章总结时认为,为此,殖民政府和之后的新加坡政府放弃了公开审讯的司法程序,改以逮捕与无审讯囚禁的方式来对付政治上的异议分子。

傅树介《冷藏行动中被扣留—对帝国主义的研究》 长达65页亦是书内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开门见山置疑冷藏行动的正当性认为提控条款具有历史疑点;换言之,指控不符历史事实。为此,‘本章要回应冷藏行动的指控中有关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华惹是亲共活动。剖析指控社会主义阵线为危害社会治安的颠覆活动以及反对和马来亚合并。文章也讲述共同行动如何打压在新加坡的左翼活动,也就是冷藏行动的前因后果。通过分析1960年代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本章用事件参与者的个人经历编织出事端的内情以反映本地政治的动态,以及在更大的环境下出现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政治活动’。在这些主题下作者详细记述了当年的许多的人和事,其中就指出了在1963年逮捕他和林清详的内政部高官就是楊秀华。

许赓猷的《我们在60年代里成长》 是作者个人的历史传记。通过个人的珍贵回忆 很形象的体现了一名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青年华人在当年的大环境下是如何的成长,以及对政治与社会现象以及国际大事的观点与感受。在其间作者也讲述了自已对当年在马大参与俱乐部的华校生的一些看法:‘一个特点是他们强烈支持马来文成为马来西亚的国语并且很好的掌握了马来语文…一些个人如黄昆宝和邓亮洪能够有效的掌握三种语文,多年后邓亮洪被冠上华文沙文主义者的罪名…我遇到南大和义安学院的学生…我敬佩这些华文教育者在面对不停歇的逮捕和开除学藉的情势下依然保有着牺牲与坚忍不抜的精神…’。这是一篇感人的文章,反映了新加坡英文知识分子的正义情怀。

陈仁贵的《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是根据英国档案馆公开的历史文献重新还原当年合并事件发展的真实来龙去脉,以反驳新加坡主流历史对这件历史事件的偏面诠释。比如根据档案文献新加坡左翼政治活动和共产党地下活动没有关系,也没有接受来自共产党的指令;也没有证据证明左翼要动用暴力阻止和马来西亚合并,左翼政治也没有接受来自北京与莫斯科的指令。为此,作者重新解读了合并前后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1961年的安顺补选,人民行动党分裂,合并进程,反对合并白皮书,冷藏行动等等,相当仔细的分析了当年的政治历史过程。

其余文章,如林福寿医生的《林福寿医生狱中声明》 ;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六君子》Syed Husin Ali 博士的《怀念伟人:Rajakumar 》 等主要是对华惹一代主要参与者的回忆记录,为冰冷的历史添上一些具有浓郁人情味的彩绘。比如Ahmad Mustapha的《我的回忆》 让Jamit Singh 这一个书面上的名字成为了有血肉的人物;萧添寿在解释李光耀取消原有的陪审制度时就提及这名工运人物的审讯是导致司法制度变更的原因。

华惹一代是为战后新加坡争取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政治先行者,都是有血肉的热血时代青年,虽然他们的命运连罪犯也不如。林福寿医生在新书发布会上指出他们的无审讯囚禁远远超出了重大罪犯的无期徒刑,因为这些囚犯在坐牢13年后就可以获得释放。

华惹在新加坡历史文献里虽然是一个熟悉的名称,但社会大众对华惹以及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内情所知不多也不正确,主要原因是许多反对李光耀和反对人民行动党政府政策的政治活动都被视为受共产党支配的反社会颠覆行动。在这一层面上《华惹时代》为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历史填补了巨大的真空。在这其中《华惹时代》有力的驳斥了新加坡政府对左翼政治的颠覆指控,还原了左翼政治是国家宪法体系内的合法政治活动。

此外,《华惹时代》让英文教育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在新加坡历史里不再缺席,纠正了只有华文教育知识分子在争取新加坡独立的过程中做出牺牲的片面历史观。新加坡历史真相是反对不正义与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政治活动是没有英校生与华校生的区别。事实上,社会上只有正义与不正义和公平与不公平的分别而没有教育源流的区别。教育源流的社会区分是源自殖民时代分而治之的政治文化。换言之,《华惹时代》在填补历史真空的当几也一并修正了历史观。当然,这种观点只是建构在现有的历史认知上,其定论还有待将来的历史学者鉴定。

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时有出现令人费解的现象。林建才的《序言》就指出李光耀因为是华惹案的辩护律师而让人误会是名激进派律师。事实上,当年的辩护律师是英国女皇律师D N Pritt,而初出茅庐的李光耀是助理。历史的讽刺就是在于李光耀因为华惹而莫名其妙的成为维护正义的青年律师,而当年为了争取社会正义的年青大学生却让李光耀在无审讯情况下长期囚禁。林福寿和博树介分别囚禁了21年和18年。

后记:义安学院的历史文献相当欠缺,汤寿伯报告书的来龙去脉也不为人知悉,所以义安学院历史见证人有必要整理属于义安生的义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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