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发达而不自由

10/12/09

作者/来源:庄迪澎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寒蝉有声/庄迪澎专栏]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1965年“分家”后,都长期由同一执政党/集团威权统治,以承袭自英国殖民地政府的严刑峻法实施社会控制,例如在1940年代后期制订,用以打击左派工会及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的《煽动法令》和《内部安全法令》等法规,在马共、马来西亚及泰国政府三方于1989年12月2日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的20年里,仍是两国政府用以限制媒体言论空间及打击异议分子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相似手段牢牢控制主流媒体,只是程度与效率方面稍有差异而已。两国政府主要采行两种管制手段:法律管制及所有权控制。在法律规管方面,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报纸都必须申请出版准证,广播媒体业必须申请经营执照,而政府有绝对的权力决定是否发放准证和执照。两国媒体也面对诸如《内部安全法令》、《煽动法令》及《官方机密法令》的威胁。

在马来西亚,主流媒体的所有权多由执政党的党营企业控制,或由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大亨控制,执政党也有幕后推动媒体所有权集中化及集团化工程。另一边厢的新加坡,主流媒体乃“两强垄断”(duopoly),新加坡报业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控制各语文报章,新传媒机构(MediaCorp)则控制电视与广播,但彼此又有交叉股权。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报业控股的股权分“管理股”及“普通股”:管理股占总股份的1%,只能发给部长批准的新加坡公民或机构;在委任或开除任何董事或者报纸员工的投票表决中,每份管理股拥有200 票的表决权。

由于一方面遭受严刑峻法箝制,另一方面所有者/经营者与政府/执政党关系密切,马新两国的主流媒体无可避免的成为政府/执政党的喉舌,发挥为政府政策、立场背书的作用远大于成为公民社会的舆论平台,加之以媒体自我审查之故,媒体内容长期呈现一言堂或同质化现象。在资讯与传播科技(ICT)日益发达及互联网技术普及之前,除了受到立法管制之外,制作与印刷成本相对高昂,以及缺乏有效率的发行网络,在马新两地要催生及永续经营所谓 “异议媒体”或“替代媒体”,使之成为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舞台,堪称艰难任务。然而,互联网却让异议分子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打造林林种种的异议平台,与执政者展开舆论的博弈。

“发达”而不自由

相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资讯与传播科技的推广与发展不但起步较为缓慢,进度也不臻理想;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在1995年野心勃勃地推动“多媒体超级走廊”作为马来西亚“从工业时代过渡到资讯时代”的桥梁,预计在2020年完全竣工,但自1996年开始创建迄今已13年,业界普遍认为它是个失败的项目。不过,多媒体超级走廊有两个“无心插柳”的“贡献”:一是马哈迪政府开出保证书(Bill of Guarantees),明文承诺“将确保不审查互联网”,成了公民社会非议政府打压手段的合理依据,且在一定程度上让互联网的言论空间相对不受约束;二是互联网用户快速增加,截至2008年,互联网用户已超过1586万个,相当于六成人口。

马来西亚的互联网虽然快速增长,但相对于新加坡的速度与效率,还是小巫见大巫。新加坡早在1981年开始制订一系列的电脑化与资讯科技策略――全国电脑化蓝图(National Computerization Plan,1981-1985年)、全国资讯科技蓝图(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n,1986-1989年)、IT2000蓝图(1992-2000年)、Infocomm 21蓝图(2000年)、“全联新加坡”(Connected Singapore)计划(2003年)及iN2015蓝图(2005-2015年)――并投入庞大资金打造“智慧岛”(Intelligent Island);在2001年,该国的互联网投资已经领先全球。

在1996年中,新加坡已有20万个互联网用户(马来西亚仅一万四千个),2000年增加至120万个,2008年已超过242万个,相当于人口的66.3%。新加坡的宽频渗透率更是将马来西亚远远抛在后头,当地家用宽频渗透率在2009年6月已达到118.5%,而马来西亚截至2009年第二季的家用宽频渗透率仅24.8%,高低立见。

资讯传播科技的进步与普及有助于催化“自由”,但是新加坡的资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虽比马来西亚进步得多,互联网更加贴近寻常百姓家,其“先进”却没有促成互联网媒体业的焕发、舆论市场的民主化与多元化;马来西亚虽然相对“落后”,但是互联网媒体过去十年来的焕发与“风光”,却可能羡煞许多新加坡人。

高(检举)效率政府

新加坡第一个异议网站是1994年以线上布告栏(online bulletin board)形式出现的新加坡社会与文化(soc.culture.singapore)网站,立意推动开放讨论新加坡的政治与时事课题,但在澳洲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任教的新加坡籍传播学者Terence Lee认为,令新加坡异议网络新闻业流行起来的,应是同年较后时由当时年仅33岁的美国史丹福大学亚洲语言系博士班学生陈崇骥在史丹福大学创设、立意为新加坡媒体无法全面反映舆论的新加坡人架设的新加坡互联网社区Sintercom(Singapore Internet Community之缩写)。

新加坡互联网社区后来被喻为“新加坡公民社会的指路明灯”,但也成为新加坡政府管制互联网的白老鼠。在2001年大选前几个月,新加坡国家媒体发展管理局以 “从事宣传、推广或讨论新加坡政治课题”的理由,坚持要Sintercom注册为政治网站,而陈崇骥基于这个规管范围是主观武断的,最终选择关闭 Sintercom(不过,一个星期后,Sintercom“借尸还魂”,在美国以New Sintercom的名堂重新架设)。

新加坡一组社会学家在2001年统计,当时共有82个以新加坡为主或与新加坡有关的政治网站,提供替代论述,其中两个历史较久的《新加坡人追求民主》(Singaporeans for Democracy,www.sfdonline.org)及《新加坡之窗》(Singapore Window,www.singapore-window.org);其他同样在政治压力下存活的异议网站有Think Centre(www.thinkcentre.org)、TalkingCock.com、Sammyboy、The Void Deck、theonlinecitizen.com、tomorrow.sg, wayangparty.wordpress.com及temasekreview.com等。

新加坡互联网媒体经营者面对的“风险”要比马来西亚同道来得大,毕竟该国不但有具体管制互联网的法规,而且政府对其认为违规行为的整肃行动相对果断。新加坡第一宗网民因表达政治意见而被起诉的案子发生在2001年11月,当时一名网民在《新加坡人追求民主》网站上批评总理在1997年大选时进入投票站,抵触选举法,号召新加坡人在来届大选“违法相同的法律”,遭新加坡政府以怂恿他人违法以致可能破坏和平的罪名起诉(最高刑罚是三年监禁,但后来政府以被告患精神病的理由撤销控状)。

其他主要例子有:2005年,包括一名17岁学生在内的三名部落客被控发表反回教徒的言论而被定罪、2008年9月,已归化美国的新加坡部落客哥巴兰因侮辱高等法院法官的罪名被判三个月监禁、一个号称代表新加坡马来人的声音的网站Fateha.com发表捍卫回教徒女学生戴头巾的权利及质疑总理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出任政府公司高职的文章,网主Zulfikar Mohamad Shariff遭政府威胁以刑事诽谤罪起诉(他在警方的调查工作完成前飞往澳洲,并指责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有政治偏差)。

不过,新加坡政府去年有了放宽互联网管制的动作,该国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在2008年12月2日公布总理公署属下新媒体咨询理事会的报告书《接触新媒体——挑战旧思维》(Engaging New Media – Challenging Old Assumptions),建议政府渐进地放宽对新媒体的管制,并尽可能以教育取代管制,即使非管不可,也应公开解释限制网络内容的理由。

互联网媒体景观何以差异

在马新两国,互联网虽然都成为公民的异议舞台,但两国互联网媒体有个值得考察的差异:在马来西亚,“原生新闻网站”堪称互联网舆论的主力,而新加坡尽管通讯科技更发达、互联网渗透率更高,但迄今都还没有类似的原生新闻网站,互联网舆论还是仰赖前述的论坛式网站及部落客。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至少有:

一、马来西亚虽有《通讯与多媒体法令》,但此法明文阐明不可用以审查互联网;新加坡在1996年7月制订管制互联网媒体的法规,对互联网媒体的威胁显而易见,例如规定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采用代理主机(proxy servers),以便滤除官方认为令人反感的网站,而且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也有义务协助政府检查违规行为。

此外,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在以下情况必须注册:(一)在新加坡注册的政治团体通过互联网以WWW方式提供网页者;(二)在WWW上参与有关新加坡的政治和宗教讨论的用户团体或新闻组;(三)为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而提供网页的个人,以及由广管局通知其注册者;(四)通过互联网络在新加坡销售的联机报纸,由广管局通知其注册者。

诸如上述规定,加之以新加坡官僚向来以高效率见称,经营互联网媒体无异于一种需要有道德勇气不可的“风险”行业,自然无法鼓励有志者涉足其中。

二、马新两国虽然都是威权统治,但是两国政府的组成结构不同;马来西亚执政党乃是13个政党组成的政治联盟(巫统),而新加坡则是一党(人民行动党)统治。巫统虽是国阵的主干政党,但成员党之间常有博弈、交涉、谈判,因此政府虽然不时恫言对付这个修理那个,最后却不了了之(黄明志的Negarakuku事件是其中一例)。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单独执政,且强人专断程度更高,“执法”就“果断”得多了。

三、马来西亚有相对活跃的公民社会,维权组织及专业团体(如律师公会)抵抗国家机关打压的能动性对异议分子形成一定程度的保护,而且民间社会不乏愿意资助被视为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的人,例如华人社会长期资助华文学校,以及《独立新闻在线》等原生新闻网站的经费乃得自民间社会注资。

庄迪澎是《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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