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他們是不是共產黨的同謀?

29/11/09

作者/来源:周偉立 圓切線第六期 二零零三年四月

探討新加坡1950與1960年代的激進左派:他們是不是共產黨的同謀?

年輕的國人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新加坡動盪的政治史,卻時時活在歷史的陰影之中。這是頗為有趣的現象。的確,身為年輕的新加坡人,若要瞭解當前的困境、我們就必須瞭解歷史。筆者即是本著這樣的精神來分析我們的歷史。而就如任何分析一樣,我們應先從質疑現有的敘述開始。

《李光耀回憶錄》的讀者必定認為,新加坡1950與1960年代的激進左派是直接或間接由馬來亞共產黨控制的,而激進左派的領袖林清樣是最主要的親共分子。但是在學術界,這個觀點是受到挑戰的。他們真的與馬共同謀嗎?

激進左派與馬共同謀的主要論述,是他們(特別是林清樣)與反英同盟的關係。(注1)到了1951年,馬共的武裝鬥爭遭受重大挫折,他們已往森林裡的基地撤退。馬共因此企圖恢復1945年至 1948年的「公開戰線」活動。這段期間,他們在新加坡的主要支部是反英同盟。這個組織在1948年至1953年間運作,馬共企圖以它作為地下勢力,來擴充馬共在新加坡激進勢力當中的影響。經過多次大規模的逮捕後,反英同盟漸漸沒落,馬共在新加坡通過全權代表方壯壁在地下活動。

林清樣在1951年加入反英同盟。激進左派與馬共兩者同謀之論述的內部邏輯推演由此展開:林清樣既是反英同盟的成員,而反英同盟又是馬共在新加坡的地下支部,因此毫無疑問地,林清樣必是一名共產主義者,而且一直到1963年在「冷藏行動」被拘留後,他都是由馬共直接或間接控制。

這個論述有幾個缺點。第一、它假設了所有反英同盟的會員必是忠心的馬共支持者,以共產主義思想為依歸,或甚至知道反英同盟是一個馬共組織。林清樣後來表示,反英同盟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合法的民族主義運動。(注2)當時任何的民族主義者會參與反英同盟,純粹因為它的反英性質。它的活動包括時事討論、野餐、跳上風舞、唱歌、戲劇團、聯誼會等。(注3)要把這些活動看作與共產主義有關,純粹是一種主觀判斷。許多活動的參與者對反英同盟與馬共的關係毫不知情。(注 4)林清樣後來表示,他當時亦是如此,而且是後來才從歷史書中得知反英同盟與馬共的關係。 (注5) 其實,在1951年,當許多反英同盟的成員(其中包括許多前馬來亞民主同盟的會員)被逮捕時,逮捕委員會的主席承認當中的34個人是在嫌疑,而不是事實的基礎上,被拘捕的。(注6)

第二、這個論述假設了反英同盟在整個1950年代一直有效地運作。事實上,在1950與1960年代初期,馬共在新加坡的勢力是頗受質疑的。它的組織受到殖民地政府請報員的嚴重滲透。從 1948年 6月至1954年 3月,超過 1209次的拘捕行動大大地削弱了馬共的勢力。因此,兩者即使有關聯,馬共在新加坡對激進左派的影響,也比在1945間要弱得多。(注7)況且,當馬來亞半島的武裝鬥爭式微,許多曾經同情馬共的知識分子亦開始向其他選擇撤退。(注

另一個指稱激進左派與共產黨同謀的論述更多源自一種嫌疑與反共的歇斯底里心態,而非一種嚴謹的證據論述。言及 1955年的選舉,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說華語和方言的左翼工會和華校中學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馬和花技公園協助林清樣和蒂凡那,完全不幫我和其他候選人。有了這次經驗,如果我過去對他們聽誰的命令還有懷疑的話,現在疑雲全消了。我們只是為了雙方的方便才組成統一戰線。他們要他們的兩個人當選,我只是因為掩護了他們,才對他們有用。我絕不會忘記這件事。(注9)當林清樣與李光耀到倫敦進行憲制談判時,李光耀跟社進才通信,他說:「他正在寫長篇報告,天曉得他要向誰呈交。」(注10) 李光耀試圖援用以嫌疑為出發點的論述,來說服他回憶錄的讀者。雖然在危機時刻,以嫌疑為逮捕基礎有其合法性,但在進行歷史詮釋之時,我們理應要求更嚴謹的論述。

到了1960年代初期,某些重要的英方人物,譬如英國駐新加坡專員薛爾克(Selkirk),因為無法得到任何有關林清祥等人與馬共勾結的真憑實據,所以以其走憲制路線為由,反對、鎮壓激進左派。(注11)他的副手穆爾(Moore),也持有相同的看法。1962年6月,他在審閱了英方情報機關針對統一戰線及林清樣的報告之後,向倫敦報告:「雖然我們接受林清樣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沒有證據說明他正在聽從馬共、北京或莫斯科的指揮。我們的印象是林清樣是獨立運作的,而他的基本目標並不是共產主義烏托邦,而是通過憲制手段當權.我們根本不確定林清樣在達到這個目標過後,會不會必然地成為北京或莫斯科的傀儡。」1962年7月,東姑阿都拉曼和李光耀分別要求逮捕25名及250名左派分子之後,薛爾克警戒部長鄧肯·桑迪斯( Duncan Sandy s)說:「其實我相信這兩人想要逮捕反對黨,而把責任推到我們身上。」1962年10月,他補充道:「李光耀一心想毀滅他的政治對手。在這個背後有一個非常個人的層面……他說他想重新拘捕那些曾經因他的堅持而獲得釋放的人,他的親密之交,曾經在他的政府效勞的人,他與他們有種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的政治對立。」1963年的全民表決勝利之後,李光耀認為當時正是對付左派的良機。但薛爾克向桑迪斯指出,全民表決的成功只說明「新加坡可以由國會民主治理,無須通過極權主義的手段。」新加坡領事館嘗試維護其對於「政治」與「國家安全」的區分,堅持從人民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陣線,從事的全是合法的政治活動。薛爾克辯稱:「事實上,目前沒有證據說明新加坡的共產主義者或親共分子,有任何企圖進行非法活動或暴力行為的意向。只要情況繼續如此,我不認為檢驗單獨案例就能提供任何國家安全的基礎,作為進行任惠拘捕的理據。另外,拘捕也缺乏政治基礎,特別是在全民表決成功之後。」

但是,倫敦的決策人員最後仍舊決定進行「冷藏行動」,在1963年3月拘留了113名左派分子。基於策略性的考慮,他們向東姑阿都拉曼及李光耀的要求低頭。他們相信這是一個解決新加坡「國家安全」問題的途徑。尤其是東姑阿都拉曼,他認為若不進行這些拘留,新加坡必然赤化,而他是絕對不肯讓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在那種情況下合併。左派的拘留,尤其是林清樣的拘留,因此成為新加坡在馬來西亞體制內獨立的代價。

若考慮1960年代初期的情況,即可看出激進左派與馬共同謀的論述是有問題的。它忽略了重要的一點:馬共在新加坡的影響,在1950與1960年代初期之間已漸漸轉弱。激進左派認識到,在1950年代中後期,民主化的態勢所帶來的希望,因此穩固地走著憲制路線。尤其是林清樣,到了1960年代初期,更是轉為溫和,與其1950年代中期的激進取向,形成鮮明的對比。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僅僅是個借口,在它背後存在著權力鬥爭及政治生存的考慮。

我在這篇文章中嘗試質疑激進左派與馬共同謀的論述的有效性。這是重新探討整個人民行動黨對過去五十年的歷史敘述的良好開始。這種姿態包合兩個意義:一、行使新加坡人對自身國家歷史應有的獨立詮釋權。二、唯有通過這樣的方式瞭解歷史,我們才能完全理解眼前的境況。

周偉立:2001年獲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系學士學位.目前從事金融投資工作。圓切線社員。

注1:「有趣的是,這個論述並沒有在《李光耀回憶錄》中出現,但這是當時李光耀指控林清樣的重要證據,記錄於其著作《合併之戰》(1961)。

注2:這個觀點曾在一項私下訪談當中被提及。見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Singapore: Resource Press, 1996).

注3:同上,頁113。

注4:Yew Kim Wah, Political D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55,(Singapore: singapore Unversity Press,1973), P.186.

注5:Melaine Chew Leader of Singapore p.113.

注6:T.N.Harper「Lim Chin Siong and the『Singapore Story』, in Tan and Jomo, eds.,
Comet in Our S… Lim Chin Siong in Hstory(Kuala Lumpur:Insan,2001), p.23.

注7:同上。

注8:同上。由1950年代的民主化而產生的憲制路線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呈現了不同的選擇,其中即是逐漸崛起的左派政黨,如人民行動黨.

注9: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Singapore: Times Media, 1998), P.184.

注10:同上,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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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历史_history,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