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白衣人》话说李光耀

09/10/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阅读随笔四

李光耀最令人迷惑不解之处是为何要等到2009年才否定已经公认是史实的一节小片断:李光耀是凭借杜进才投了额外一张主席票而登上总理权位。自1970年Thomas Bellows 的论文以来就是如此说法。1999年《李光耀的将领》也是以这一段历史故事在媒体上作为新书宣传的重点。那么,李光耀何以在10年前对这一历史论述无所反驳?或许修正历史的必要性源自近两年来沧海桑田的时事变迁。

故事书的第11章是讲述这一段历史过程,然而,其中并没有交代为何李光耀要修正历史,作者们要不是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就是完全不知道个中原由。书内引用拉惹勒南‘没有投票,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的这一句话令人费解,因为1994年拉惹勒南诊断出老人痴呆症,2001年已经全然无法交谈,所以这一个针对性的答问,不知有何文献档案根据?此外,这一章除了对已经在新加坡政坛消声匿迹44年如今84岁的王永元再度羞辱之外就于事无补,因为指出王永元的‘罪状’并无助于肯定李光耀修正历史的正确性。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人民行动党历史,王永元是党的功臣不是罪人,因为人民行动党是得益于王永元当市长期间塑造出来的‘清廉有效率’形象,才夺取了1959年的胜利。这一说法在新加坡文献里已有共识并无争议。今天的人民行动党不是还在消费这个由王永元累积下来的政治资本?王永元之所以沦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只是因为他挑战了李光耀的政治地位。

李光耀要修正历史必然有所图谋,但所为何事?却是令人万分迷惑,之所以会如此或许是因为外界无从知悉李光耀的隐讳。然而,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态来看,李光耀心中应该是有些不可告人的顾虑。这其中一个极可能的顾虑是,李光耀所知道的真实新加坡和媒体塑造的虚拟新加坡,两者之间有所落差。落差的大小反映李光耀顾虑的大小,因为这幅度就是人民行动党所必须支付的政治成本的多少。更重要的是,一旦有大落差出现则人民行动党所谓的透明度,清廉公正,和第一世界高效率政府的形象就沦为不过是骗子的玩意儿。无疑的,这种结局将全盘否定李光耀的历史定位。

如果这一解读有其道理,那么,李光耀是有必要设法在新加坡真相显现之前设计并落实应对之策,以减免虚实落差对人民行动党的破坏程度,避免全党崩溃的厄运。

在这种构想下的李光耀困境是什么?李光耀始料不及的是李显龙的重塑新加坡运动以及何晶的出掌国家金库都没有预期的正面效果反而成为他的最大政治包袱,因为李何出掌国家重任带来的所谓李家王朝的政治形象有其一定的政治代价。姑且不论李家出掌国家重任的种种是是非非,因为这个议题不只极具争议性也是见仁见智之说。然而,对李光耀而言,李家王朝对他的历史定位有何正反影响应该是他最为关切的大事。回顾1965年新马分家,李光耀耿耿于怀因为‘这是我一生的奋斗’,可见李光耀的人生意义就取决于他在政治事业上的成败。这也应该是李光耀在面对这个困境时,为何无论如何都要先行巩固自己历史定位的基本原因。

李光耀要完全摆脱这一个负面政治代价的最有效方法是解散李家王朝。舍此之外的次佳选择是否定李家王朝所涵盖的公私不分与假公济私的形象,因为这正是其倍受争议之处。公私一旦分明则李光耀即可接收李显龙和何晶的功绩亦可切割其祸害;战略上攻守兼备处境上居二望一不失为一个上策。从此点看来,李光耀是有必要彻底抹去带有浓厚为私色彩的李家王朝形象以局限其政治成本。

此外,李光耀也强调新加坡精英文化下由最佳资历人选出掌国家资源的遴选标准。让资源分配制度化亦可以减缓不良政治后果对李光耀的冲击。李显龙是由吴作栋推荐,何晶是由丹那巴南推荐,两人都是以最佳资历人选上阵,当然,这一制度化的遴选过程也强化了李何出掌国家重任的正当性;即便这是错误的选择。

在这一个重新界定历史的政治过程中,李光耀有必要先从自己出任总理一职开始,因为历史发展有其轨迹所以修史要从源头开始。李光耀要如何落实这一个历史的改变?

故事书内引用李光耀的说话:‘…我必定会成为领导者’‘(总理)是一份没有人要的工作,谁会要这份工作?…这并不是我本来要做的工作’。这说话有两层含义,其一,因为没有人比李光耀更有资历领导人民行动党,所以李光耀是领导新加坡的唯一最佳人选。这塑造了最佳人选出任总理的先例。其二,因为没有人愿意出掌这份艰巨的工作,所以李光耀是挺身而出为国效劳。这塑造了李光耀做出个人牺牲为新加坡服务的大公无私精神。这其中的关键是点出李光耀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新加坡的好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允许李显龙和何晶的出任高职。

显然的,李光耀一旦登上了道德上的据高点,那么,李光耀在新加坡历史上就必然无往不利,不仅有效解决了李家王朝的政治形象困境,也为自己在新加坡历史上,比如新马合并历史的悬案上提供了解套的有力说法。要验证这一理论的可行性,不妨回顾新马分家历史,看看这一说法是否有利李光耀的历史定位?

故事书的第18章是叙述新马分家的历史过程。书内的新说法是引用澳大利亚的文档把分家的重点移到吴庆瑞身上。这种表面的分析忽略了李光耀和吴庆瑞之间的主事与代理关系。事实上,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关系非常恶劣,所以改由吴庆瑞主理新马双方沟通事宜是正常的现象,不表示吴庆瑞取代了李光耀的职权。吴庆瑞亦没有必要额外分担李光耀的历史责任。此外,当时纠缠不清的问题中主要还是双方的经济利害关系,这一块本来就是吴庆瑞的任务。

总体而言,这一章的选择性故事叙述不仅片面也颇具误导性,因为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单纯。新马合并与分家的这一时段是新加坡历史篇章中最为复杂的政治过程,其中还有好些悬而未决的事件。

故事书通过两个提问尝试把分家的历史责任往吴庆瑞的身上挪:当吴庆瑞选择分家时,他是否超越或者不顾李光耀的指示?这位前财政部长是否有去尝试寻找新的宪制安排以让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第1个问题是无中生有,因为向当事人直接询问就可以为读者解答疑团,何需多此一问?策2个问题涉及新加坡是否能够另有安排以留在马来西亚;坊间已经有好些文献探索了这个问题。

根据 Lam & Tan (1999: 205)的第120注脚:Noordin Sopiee 说:‘…最后的建议中有一项是,中央政府计划接受两名人民行动党的部长,吴庆瑞博士和林金山加入联盟政府,以换取李光耀接受委任成为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大使’。而根据杜进才:‘有这些建议,我听说,是问林金山,他是否可以协助他们兴建公共组屋,但他拒绝了。假如他接受这个建议则事情的结果会不一样。杜进才在1998年的访问时申辩说,如果东姑有邀请林金山或其他人民行动党领袖成为联邦部长,那意味人民行动党是巫统的盟友而不是国会里的反对党。这样的话新加坡就可以避免从马来西亚分割出去’。

根据James Minchin (1986: 153):‘对于这些建议,不论是联盟政府或者是李光耀,他们都没有认真的去考虑’。T J S George (1973:83):‘李光耀只愿意接受两年的委任,这意味李光耀可以靠联合国舞台成为国际人物,这种想法让联盟领导感到威胁因而终止计划’。Melanie Chew (1996:95) :‘李光耀对这个构想不感兴趣,从总理的职位退下来后被派往纽约担任大使’。

这些都是零星的资料不能证实或者否定当年的政治谈判过程,但反映了一个基本状况:李光耀是落实新马合并的绊脚石,要如何处理李光耀的政治职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点。一个简单与合理的疑问是:如果说独立新加坡政体是个政治玩笑,新加坡一定要和马来西亚合并才有生存空间,那么,人民行动党为何不撤换总理来纾缓和巫统的矛盾从而留在马来西亚?换言之,李光耀为何要继续担任总理从而导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就是新马分家历史上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拉惹勒南对分家一事的无可奈何反应是:‘我们言而无信,亦否定了自己的(合并)理论’。

由此可见,塑造了李光耀大公无私为新加坡建国效劳的精神面貌,可以让李光耀盘踞道德上的据高点,从这一个高点来看,李光耀的决策都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的作为都是在维护新加坡的好处。因此,李光耀继续担任总理和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都是为新加坡未来前途着想的合理政治决策。在这一个层面上,人民行动党对新马分家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只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才能让新加坡享有发展空间。而当前新马两地的经济表现差异就是这一个解说的有力证据。

李光耀修正历史必有所为,但所为何事却令人难以理解。李光耀要抢攻道德上的据高点之说,也只是各种解释中的一种学术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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