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白衣人》谁背叛谁?

30/09/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阅读随笔三

李光耀的序言和报业集团总编辑的前言,两篇文章前后呼应,双双指出左翼政治和马共之间的关系。尾随的开场白更是以马共成员陈新嵘的真实事迹来佐证左翼政治确实是共产党活动。通过所谓的陈新嵘对李光耀的背叛来置疑左翼政治人物的操守品格。在一个文明社会,背叛是严重的个人品德缺陷,理所当然的,一个缺德者的行为也必然是邪恶的行为。顺理成章,丑化陈新嵘就可以进一步丑化共产党为邪恶行为。

人民行动党通过这三篇文章的论述主轴,按部就班的塑造了一个左翼政治是共产党活动,共产党活动是邪恶行为的政治价值观。如果这一个诠释正确,那么,估计贯穿在故事书内的人与事的描述和故事发展的布局,应该是为了要通过不断的重复与暗示等等手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价值观转植到新加坡社会。

事实上,前言确认了这一个故事的情节是有关‘勇气,背叛,阴谋以及相互对抗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言而喻,故事里的人物忠奸分明;勇气是属于李光耀的,背叛与阴谋是属于共产党的。

前言以4个问题点出故事书的总体架构:‘一小群的英文教育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受英国人管辖和以受华文教育人口为主的新加坡让人民行动党成为一个拥有绝对政治权力优势的政党?这个新政党如何渡过那动乱不安的殖民时代的新加坡,并且从接近濒临自我毁灭的困境中争取到胜利?它有什么维持长久生存的方程式?它是否能够在创党元老消失后继续存在?’ 。

这4点分别指出:大时代背景,党内派系矛盾,党政策的正确性与党的未来前景。要正确解读这个架构里所讲述的故事是有必要先厘清其中的前两点。这是因为故事推理逻辑发展自上而下有其承先启后的轨迹,所以如果牵制故事发展的背景概论不能持正则故事的后续发展也就必然有所偏差。

大时代背景的一个历史论述不正确。新加坡人口虽然是以华人为主,但不是以受华文教育者为主。这两者似是而非,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首先,大部分第一代华人目不识丁。第二代华人子弟因为教育与就业政策的歧视,进入华校的人数日益减少。人民行动党承袭了英国人的歧视华教政策,华校学生人口更是江河日下。华校新生入学人数从1960年的20664人下跌到1976年的6013人 (S Gopinanthan, 1991: 282) 。其二,自1929年莱佛士学院创立后,英文教育已经有由小学,中学而至学院的一个完整体系。真实现象是:新加坡是以受英文教育人口为主的社会。

此外,所谓濒临自我毁灭困境的说法也有必要厘清。人民行动党的决裂固然有其结构上的必然性,但李光耀本身却是这一个政治过程的始作俑者。得益于英殖民政府的庇护李光耀的政治生涯向来是有惊无险。1961年决裂后李光耀在国会只以1席之优执政,但没有倒台危机,其原因有二。一,英国人可以动员社阵之外的其他11席支持李光耀。二,必要时英国人可以动用宪法权力接管政权。换言之,要了解这时段的政治过程,不能低估更不能忽略英国人对政局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力。故事之所以要强调李光耀面对的危机,无非是要强化李光耀政治决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故事的叙述由开场白启动。开场白的标题为揭开李光耀宠信的面具,故事直接了当指名道姓的讲述陈新嵘如何‘背叛’了李光耀。其用意是:李光耀愈是宠信陈新嵘,则陈新嵘的背叛罪恶愈是重大,这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的邪恶性。

其首行文字为:’Like a lord surveying his manor, he could not help betraying his sense of pride as he showed off his prized possession squatting on a slop… ‘。其大意为:‘宛如勋爵在眺望他的庄园,当他展示他那座雄踞在山坡上的高值产业时,他无法压抑的背叛了自已的那份得意自豪心情…’。营造这一个场景来介绍陈新嵘应该是在讥讽他背叛了他以前的要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治信仰。描绘陈新嵘为勋爵与高值产业拥有者,为的是凸显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主义者。其手段不外是通过陈新嵘的‘非’来表示共产党的‘错’,从而反证了李光耀政治立场的正确性。

此外,一开场就引用背叛一词,这和前言里的背叛一词前后呼应,除了唤醒读者对背叛行为的注意,也展示了作者们在选字用词不仅独具匠心,也心有灵犀。如果这种说法有其道理,那么,这本书的故事布局也是很有心机。在成功营造了陈新嵘可以轻易背叛自已的心情与政治信仰之后,则陈新嵘背叛李光耀的故事就有很大的可靠性。

根据开场白的描述,陈新嵘是由易润堂介绍给李光耀认识,进而成为李光耀身边的一名随从,在和李光耀一家人到福隆港休假的旅途上受邀成为1959年大选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陈新嵘中选后成为总理公署政务次长是总理身边的红人。1961年李光耀在国会就新马合并提出表决动议,13名人民行动党议员其中包括陈新嵘弃权表示不支持李光耀。书中描述李光耀对这一结果并不惊讶,但是‘让他感到难过的是跟他自市议会以来在工作上密切来往的随从,把他看成朋友给于很大的信任并告知机密,但却背叛了他。陈新嵘的行为是极端的无情’。

故事书认为李光耀信任陈新嵘是由于判断失误,而李光耀本身的解释也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我知道,但他是不同的一类’。李光耀和马共之间有所关系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这期间的李光耀,马共和左翼政治之间到底有着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却不为外人所知,有关各方都三缄其口。然而,或许从陈新嵘的个案可以一探其中端倪。

在尝试了解这段历史之前有必要先认清一些已知情况。首先,李光耀在在野其间已经从英国人手上取得机密资讯,对马共情资有充分的了解,执政后对这种战略资源更是了如指掌,所以所谓的判断失误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其二,李光耀对马共全权代表的活动知情不报,想必是因为李光耀从马共得到的利大于弊。其三,陈新嵘是由易润堂引荐,所以其人脉不属于林清祥派系。其四,李光耀委派陈新嵘搞文宣和党基层组织的意义在于要通过陈新嵘掌控这两项重要的党工作,以局限林清祥在党内的影响力。其五,李光耀的盘算是利用马共的组织经验来建立人民行动党的组织架构,利用林清祥的个人政治魅力来吸引华人选票。其六,陈平表示1957年的党中委会夺权事件並不是来自马共的指示。这表示左翼政治本身确实有两个派系:马共和独立于马共的左翼人物。

从这些已知状况可以演绎出一个可能的政治关系:陈新嵘是马共在李光耀同意下安排到他的身边担任随从,以作为李光耀和马共之间的沟通渠道。如果陈新嵘从1959年直到1963年大选后潜逃的4年期间从来没有被逮捕入狱,则这一个假说的可能性很高,因为李光耀为了要维持和马共的沟通渠道从而庇护了陈新嵘。事实上,陈新嵘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就很不寻常的逃过一劫。这也表示了李光耀和马共在冷藏行动过后还有所来往,双方的关系要等到陈新嵘逃亡后才终止。

李光耀何以会如此?这主要是因为李光耀可以通过由马共引发的驱动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左右新加坡政局朝向有利于自已政治利益的方向发展。换言之,这是李光耀的政治斗争策略:利用马共这只举足轻重的棋子来制衡英国殖民政府,马来政治和左翼政治。

看来李光耀是善于操弄博奕的两面政治来增强自已的政治筹码以提高胜算。首先,在英殖民政府与马来政治和马共的斗争之间,李光耀纵容马共活动可以提高自已在英国人和马来政治双方面的政治筹码,因为这些惧共反共政治集团的应对策略是以华制华,他们是靠李光耀来制衡马共和左翼政治。显然的,马共威胁愈是庞大,那么,李光耀的政治筹码愈是水涨船高。因此,庇护陈新嵘和马共全权代表能为李光耀带来可观的政治利益回报。其二,在人民行动党的内部斗争中,由于林清祥等左翼成员有赖李光耀等右翼成员维持门面以避免英殖民政府查封,他们不得不对李光耀让步三分。在这一方面李光耀当然可以通过英殖民政府来约束林清祥和左翼政治的政治空间。其三,在对付左翼政治的范畴内,李光耀可以通过陈新嵘去牵制并影响林清祥的政治盘算,反之亦然。换言之,李光耀可以通过挑拨左翼政治内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以抵消来自他们的统一活动的威胁,从而削弱左翼政治对自已政权的杀伤力。

在这一种政治博奕格局中,李光耀通过利用马共而左右逢源。这应该就是李光耀政治算盘中的马共价值。新马合并后马共的利用价值不复存在;陈新嵘失去了李光耀的庇护后,逃亡是唯一选择。此刻,李光耀可以利用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指令去扫荡华人政治的残余势力,而不必顾虑会失去华人选票的支持,因为当新加坡成为卅政府后,华人有必要支持李光耀以对抗巫统的马来政治。这也就是后续发展中新马种族政治斗争的源头。

故事书如果只是单凭陈新嵘投弃权票不支持李光耀在国会的合并动议,而判断陈新嵘背叛李光耀的说法不仅片面也是武断。陈新嵘是马共成员,他的责任与义务是维护马共而不是李光耀的政治利益。陈新嵘没有必要支持李光耀就象李光耀没有必要支持马共一样,所以陈新嵘对李光耀是不存有背叛的问题。

如果从博奕理论的囚徒困境来判断谁出卖谁,那么,按理论逻辑来看,被出卖的一方是背罪的一方,出卖朋友的一方是脱罪的一方。换言之,背罪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朋友背叛了他,而脱罪者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背叛了朋友。

历史是一个动态,水涨的时候是一种状况,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状况。研究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历史才刚刚起步,对新加坡历史不能轻易判断更不能武断。合理的作法是以探索心态寻求进一步的了解当年的整个政治发展的过程,新线索的发现必然会改变过往的历史认知。

对陈新嵘而言,和其他左翼人物一样他似乎是以满腔热忱接受访问,然而,始料不及的结果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政治平反,却反而是以背叛者的身份留名新加坡历史。如果事情确实就是这样,那么,在今天又是谁公然背叛了陈新嵘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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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