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白衣人》探索索引

24/09/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阅读随笔二

李光耀序言对这部故事书的背景给予一些简单的介绍:其内容是根据参与当年政治过程的各方的文档记录,面谈记录,口述历史记录,人民行动党秘书处的文件档案记录;这批资料是经过3名专职记者5年的时间撰写编辑而成书。

09年9月5日海峡时报的介绍较为详细:由新加坡报业集团出版,从计划,资料收集,面谈与撰写初稿共历时7年,参与工作成员共有7人。根椐书的内容目录:全书共分三部37章,各部有其撰稿者。

故事书的资料来源清单分3类:其一,私人收藏资料有李绍祖回忆录文稿,Francis Thomas回忆录文稿,Dennis Bloodworth 和政治人物的访问记录等共6个文档。其二,其他资料包括各主要报章,议会记录,政党刊物,内政部档案,外交部档案,英国历史档案馆,伦敦公共文档刅事处,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文档,以及几份杂志与出版物。其三,参考书36本,其中大部分是属于亲人民行动党的书本。

从参考书清单反映所收集资料的重心与偏好来看,亚历士佐西的缺席十分不寻常,他是1960年代李光耀的新闻官也是高尔夫球的玩伴,佐西也是前英国特务,由于这一个极为突出的背景,他的著作对1950与1960年代的政治动向与斗争过程有相当完整的叙述。在他的约20本出版中包括李光耀传记,李光耀:为新加坡奋斗,李光耀:关键年头,新加坡民主:1970年大选,新加坡:过去与末来和李光耀重要政治演说记录。虽然佐西的著作不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但专职研究学者也参阅佐西提供的资料以全面了解当年的政治环境。佐西和李光耀以及其他人民行动党元老有过长期的密切交往,更是在近距离见证了其间的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化过程,而他的观点与论述也向来被认为是在替‘老朋友’说话,那为何他的书本会缺席?这一特殊现象或许可以解读为人民行动党要模糊部分历史从而修正一些旧的历史观。

书内没有注脚所以读者无从知道有关历史的叙述有何根据,源自何处?因此,读者很难甚至于无从分辨那一句话来自受访者,录自其他文献,又或者只是作者的无中生有凭空捏造。重要的是,只有知道了受访者是在何时与何种情况下受访才能判断相关历史谈话的可靠性。历史书和小说不同;小说属创意作品,野史演义则正假参半,这类娱乐读物只讲究趣味可读性不讲究可靠性。图书馆以小说类和非小说类辨别书本种类,这本半驴半马的故事书如归类小说却不属于创意作品,因为是以真人真事来演义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归类为非小说则其内容虚实无从考证。以这种虚实难分的方式来演义人民行动党历史确是很有创意;不提供注脚学者无从考证叙述历史的真伪,一般读者则必须照单全收一个由人民行动党历史塑造的李光耀和新加坡形象,这是否就是省略注脚的真正目的?

书本索引是库存资讯的地图指标方便读者按图索骥翻查资料。大为出乎意料之外却更令人万分惊讶的是索引竟然根本没有反殖民运动一词,取而代之的反殖民情绪却也只是指向不列颠一词。而在不列颠词内的13处也只是收编与英国或英殖民政府有关事项如:伦敦的马来亚同盟,林清祥等人在华中,反英国同盟的人和事等等。成立人民行动党的一个最大目标是推翻英国殖民政府,所以反殖民运动是党的最主要政治活动。为何如此重要的反殖民运动事迹会缺席?这岂不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那么,又要如何去解读这一个不合乎情理的现象?

按不列颠索引翻阅有关的历史叙述,可以体会到这本故事书并不是要叙述人民行动党在反殖民运动中如何同英国殖民政府进行斗争的历史,其中心是要讲述人民行动党内左右派系斗争中马共的影响力。从对这一个索引的领会或许就可以合理的推测故事书的主轴也既是撰写与编辑的大方向是要讲述:马共如何影响新加坡的左翼政治活动。如果这样的领会没有错误,那么,其主要目的是要在新一代新加坡人的心目中塑造一个政治印象:马共是新加坡左翼政治的真正领导,林清祥等人是马共公开阵线的领袖。

故事之所以选择这一个诠释历史的方向也是有其必然的道理。这是因为在人民行动党和殖民政府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其主角是左翼政治而不是李光耀,所以省略了这段故事也就模糊了左翼政治对结束新加坡殖民时代的历史贡献。

由此可见,在撰写人民行动党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对历史方向,史事诠释与内容筛选等等方面都必须做出必要的政治判断。显然的,这本书的7人工作小组是没有能力承担这些政治责任。他们是完全不可能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自由论述人民行动党的历史。从新加坡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决策必须由执政者拍板定案,那么,其相关指示应该是来自人民行动党的最高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当前的新加坡政治氛围下,也只有李光耀有资历能夠独立主张新加坡历史应该是一个什么模样的历史。

李光耀序言与书的内页都指出这本书的涵盖性,300个走遍世界各地的访问与200个口述历史档案记录。但是,这些统计数字未必能够反映全面性与公正性。关键之处在于有多少异议最终可以浮现在故事书内与世人见面?此外,如果作者与编辑都已经有了预设的立场,先入为主观念已经排除了公正分析要有客观环境的先决条件。真相到底如何?不妨翻阅书内其中一页以探个究竟。索引内的不列颠和华中的政治活动双双指向第23页。这一页内共有六段;看看同一事件可否另有说法与补充?

第一段的文字:‘我们都是热心的反殖民运动分子,我们都着迷于在亚洲与非洲的建国运动’。这段文字借讲述华侨中学初中二甲班的两名学生的政治意识来反映华校生热心于政治活动。客观的历史认知应该是:华校初中生已经有了国家意识,他们关心的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不是中国;反殖是建国的先决条件所以是合法行为。H Wilson (1978:167) 认为这是因为华校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也受到中国文化对保卫祖国的这种情操在精神上的启发。

第二段的文字:“就读华中的学生无人可以逃过革命气氛的感染‘如果你是学生你无法逃避,问题只是你的涉及程度’ ”。这一个说法和Drysdale 的说法全然相反;John Drysdale: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 是36本参考书中的一本。根据Drysdale (1984: 66-67)讲述的王鼎昌在1950年代初在华侨中学的经历:“他对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影响力一无所知…我们之中大部分的人…对这些事情所知不多。在我们所知道的少许事件中,可以体会到我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而政府的拒绝是不合理的,政府还强迫我们去做这个和那个…。王鼎昌认为华校中学生之所以会团结一致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已是处于不利的劣势”。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到王鼎昌不认为共产党充斥校园内,他也指出华校生集体行动是因为政策歧视。换言之,华校生团结一致的原因来自政策歧视而非共产党指示。当然许多政治派系利用华校生捞取政治资本其中包括李光耀和林清祥。以王鼎昌个人为例,他在华校学生运动其间置身事外只是旁观者。他当时醉心音乐,在学运其间忙于电台的音乐节目演奏。可见把华校生等同共产党的说法是别有用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多年后,王鼎昌先后任人民行动党内阁部长,副总理和新加坡首任民选总统。

第三段的文字:“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在学校内自由传阅…其他中国著作,其作家如鲁迅,老舍,郭沫若,巴金和矛盾,他们为无产阶级争取权力…还有翻译外文的华文本如苏联作家…他们描述同类的主题”。这种把中文书本全面等同共产党文献的想法是1950年代英国人的政治判断。把看鲁迅等等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华校生等同共产党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判断,这如同把看英国文学作家DH罗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读者等同色情分子一样荒谬。要了解这一历史的个中真相,可以看看当年无辜受害者的回忆录。《楊贵谊回忆录》记录了当年因为书架上的几本中文小说而从华中宿舍遣返马来亚。后来在南洋大学毕业的楊贵谊精通华巫英三种语文,是新马两地的典型华教知识分子即不是共产党更不是华文沙文主义者。2007年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颁发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于楊贵谊,以表扬他对马来文学的贡献,可见他的学问与人品是受到马来知识分子的认可。

第四段的文字:“在毛译东的1949年的胜利之前,学校在早上的升旗礼升国民党旗和高唱三民主义。1950年英国承认中共之后,学校改升五星红旗,在周会上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段文字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华校很有影响力。这一种说法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在新加坡华校历史中,从升国民党旗到改升中共五星红旗的这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如此的简单。楊金华(Yeo Kim Wah, 1973: 185) 就记录了中正中学在1949年的左右两派学生发生争执,事后双方同意以投票方式决定是否要改升中共五星红旗。从右派学生的41%得票率来看,国民党在华校的董事会,敎职员和学生之间仍有其一定的政治势力。除了国民党之外,西方教会活动和美国大使馆的文化活动如自由世界杂志就免费到处分发以争取华校学生对右派政治的支持。可见,华校受共产党控制与影响以及华校生是共产党的这种政治判断是错误的。

第五与六段讲述一名教师在没有学生会弹奏中共国歌的钢琴伴奏后出面演奏,学生高歌: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英国人对升红旗与热情高歌不满,因而停止了学校升旗礼。过后该名老师突然消失无踪,事后得悉是因为被怀疑为共产党而遭逮捕。这两段叙述指出会弹会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就是共产党,而一旦被怀疑是共产党就要被逮捕。这一种英国人的政治文化后来也就成为新加坡的政治文化。

总而言之,从佐西著作的缺席,注脚的欠缺,索引没有反殖民运动一词到第23页的解读来看,《白衣人》的政治目的是讲述人民行动党版本的新加坡历史。然而,这只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历史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其所演义的历史中还有许多地方可以补充,其中包括来自新加坡华文教育知识分子的新加坡历史观。在后李光耀时代,当华文沙文主义不再是一种政治负担,这类新历史观将会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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