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解读新加坡白衣人故事书

12/09/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新加坡海峡时报09年9月5日的特别报导摘录了”Me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ies of the PAP” 《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背后的故事》里的三个历史事故:李光耀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政治过程,历史人物对王永元的评论以及林清祥的政治背景。

这本白衣人的新故事书通过李光耀近期的有关谈话重新诠释李光耀如何成为新加坡总理的这一个历史过程。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记述是:杜进才的主席票是决定李光耀之所以成为新加坡总理的关键因素。事缘1959年5月30晚间在决定谁会出任新加坡总理的议论过程中12名党核心人物以不记名投票推举自已心目中的适当人选,其结果是6票支特李光耀另6票支持王永元。在选举结果不分胜负的情况下,杜进才动用主席特权再投了李光耀一票。换言之,杜进才先后投了两次票支持李光耀出任新加坡总理。

这一历史记述源自汤姆士白鲁撰写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Thomas Bellow, 1970),其资料来自1964与1965年间作者对历史事件参与与见证者的采访记录。这一历史过程也在1960年7月12日的一份英文报专栏内提及:王永元是因为在党中委投票败落才失去了成为首位新加坡总理的契机。此后的学术文献都采用白鲁的说法,一直以来并没有其他异议。

如今首次提出有关事件的异议者是李光耀本人:书的叙述文字是:李说他对有关投票一事的说法感到彻底的迷惑。‘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我不能了解这回事,为何杜进才与王邦文会有此说。假如只有1个人如此说,我可以置之不理但2个人却如是说…我领导选举活动,我精心雕琢策略。我发表重大的竞选演说,我在最后的一个重要广播中演说。在当时的构想中我将会成为领导者。我是那个在竞选前,竞选中和竞选后和顾德总督接洽的人,不是王永元。是我和他商议释放拘留者,不是王永元’。国有国法,党有党章,人民行动党的斗争历史里一个区代表的位置也要按党章经过热烈角逐,更何况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总理职位。即便李光耀是唯一总理人选不也应该有个会议程序由提名,附议和投票等的党政作业流程来肯定?任命总理豈能是在一个没有党章约束与规范情况下草率行事?这一个理所当然出任总理的说法实在是有违常理。

李光耀并且以党主席杜进才在1961年7月19日的一封回信,其中提及中委会一致推举李光耀为总理等等理由来劝说他不要辞去总理职位,来佐证自已的异议论。这一封1961的回信不能否定1959年5月30日晚间发生的投票事件。从常理来看,当党内派系各持已见时往往会以投票决定决策,而一旦决策已定则各方派系都要共同维护这一既定决策。所以一个合理的解读是,当杜进才动用主席特权投了额外的一票让李光耀胜出后,其他原本不支持李光耀的中委会委员也按惯例转而共同支持李光耀出任总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惯用政治妥协过程。因此,杜进才回信提及的李光耀获得中委会一致同意出任总理一事,应该是在反映投票事件过后的状况。重要的是,这一历史争执点是在于其政治过程。所以是否获得一致同意出任总理和是否有过投票的发生是没有相干的;更何况一致性的结果也完全不能否定投票的确曾经发生过。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杜进才如是说的主要目的是在劝说李光耀打消辞职念头,所以有必要说尽好话比如我们全体一致全心全意支持你等等以鼓励他留任总理。换言之,杜进才的用意是在劝说而并非肯定一个特定政治过程。因此,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要用这封信来佐证李光耀的异议论是有些牵强,未必有说服力。

李光耀也指出总理必须由议会按宪法程序推举选出而不是党中央,他认为王永元在议会上不会获得足够的支持。这一论说也和历史争议点:杜进才投额外一票的说法毫不相干,更何况王永元在议会没有支持不等同王永元在党中委会没有支持。这种论述有鱼目混珠之嫌。

在这一个争执上,最令人费解之处是李光耀为何要否定这个显然存在的投票过程?因为不论投票事件的真相为何都不影响李光耀成为总理的合法性,也不影响新加坡政治发展历史的方向,更不影响李光耀的历史地位。这其中动机之一应该是个人的心理因素:我是理所当然的新加坡总理。

书中引述了李光耀对总理职位的一些观点:‘这是一份没有人要的工作。谁要这份工作?任何要担当这职位的人会知道他要面对共产党分子,以及许多的麻烦。所以这不是我追求的工作。如果我认为王永元有这个能力,我会很乐意的把这份工作让给他’。回顾历史,竞足总理职位的只有李光耀和王永元;这无疑也表明这两人最具个人政治野心。两人中王永元有当过两年市长的实践经验,所以在行政办事能力上已经有看得见的功绩。事实上,白鲁认为是因为得益于王永元在市长任期内的实际表现,而让人民清楚认识到人民行动党市政府和英殖民政府在办事效率上的差距。这一个有效率与清廉市政府形象是人民行动党之后来能够取得大选胜利,从而上台执政的一个基本重要条件。有鉴于李光耀的这一评论,历史学者就有必要追究,在竟选总理职位的当儿谁最具有担当政府行政重担的能力?在新加坡历史文献中似乎还未曾有人置疑过王永元在担任市长期内的建树,以及这一功绩对后来人民行动党能够成功上台执政的重大影响。

书本通过第三者的评述描述了李光耀和王永元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政治分歧。王永元认为李光耀并不热衷于反殖民运动,而其他人则认为王永元爱搞小集团培养自已个人的政治势力。书内描绘和新加坡学院派的主流观点一致,给于王永元相当负面的报导:一个无能但却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李光耀说王永元从来不给书面的文字指示:‘事实上他曾告诉我,一个好的行政人员,好领袖,从来不在文档记录上记事,他只需拿住这个文档,然后去命令职员,你办这个或者去做那个’。书内其他的一些引述也无非是在否定王永元的个人品德与能力。

王永元指责李光耀不热衷于反殖民运动的说法是一个事实。李光耀确实只是半个反殖民运动分子,因为李光耀反殖亲英,也是基于这个亲英关键因素李光耀才能够在竞选前,竞选中与竞选后和顾德总督进行各种商议。这也符合了英国人在政治上利用李光耀作为以华制华的棋子。左翼人士有强烈的社会主义信仰,既反殖也反英和殖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势不两立,不愿意成为政治棋子按总督意愿办事。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左翼人士不愿意担当总理职位。这一分歧佐证了李光耀崇尚的务实主义只追求政治利益和缺乏政治信仰。李光耀政权注重办事成果从不计较办事手段,那又何必计较王永元是否使用书面指示的办事手段?事实上,文官就是按政治指令办事。在事隔如此多年之后再提出这种指责又有什么意义?指责王永元搞小集团培育个人政治势力的说法更是多此一举,有那一个从政者不去搞好政治势力基础?李光耀不也是个中高手?

王永元在新加坡加入和退出马来西亚的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政治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身为参与者他对这一场新马政治交易内幕必有所知,这是否就是王永元有条件退隐江湖的原因?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书中提及的王永元不再和政治人物交往以及不接受任何访问的事实。此外,王永元之何以会在后段的新加坡政治历史中骤然变成一个不道德与一无是处的骗子?这都是另一些还未揭晓的人民行动党背后的故事,相信新加坡人民必然会热切期待这些历史早日揭盅。然而从新加坡政治发展历史中可以清楚认知的事实却是:挑战李光耀政权会没有好下场的新加坡政治文化源头或许就是从此先例衍生。

李光耀政权指责包括林清祥在内的许多左翼人士为共产党;这是否属实?又或者只是政治斗争过程中对敌对派糸的清算?李光耀政权所谓的共产党分子都是在无审讯情况下遭长期囚禁。这一事实说明白了内政部的指控毫无真凭实据。这是新加坡政治历史上的无头公案。书内引述李光耀的共产党分子定义是:接受来自共产党或者其相关组织命令的人。作者并不评论林清祥是否是共产党,而是通过引证内政部揭露林清祥和马共全权代表有过3次秘密接洽来表明林清祥和马共有所关系,按李光耀的定义则林清祥顺理成章的就是共产党分子。历史记录上李光耀不仅也和马共全权代表有过多次秘密接洽更接受了马共的政治支持,但书内并没有解释这一个严重的矛盾判断:为何李光耀不是共产党而是一名积极的反共分子?在这一议题上学者应该确认李光耀政权清算左翼政治人物是因为他们危害了新加坡治安?又或者是因为他们威胁了李光耀政权?前者为公,后者为私。换言之,在新加坡的这一场政治斗争过程中是否出现假公济私现象?以危害新加坡内安的罪名去清算异议分子来保障李光耀政权?说白了,只有这样的验证才能真正厘清人民行动党背后的故事。

从时报的两页摘录来看,这是一本重复新加坡主流历史的故事书,通过对历史人物的采访来强化现有版本的新加坡政治史观,其主要读者对象应该是对新加坡历史所知不多的新公民,目的是争取新选票提升人民行动党在即将来临大选的胜算。这和近日李光耀的马来特权论着眼争取马来选票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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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