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金融危机两周年回望

15/08/09

作者/来源:东方早报 http://info.eastmoney.com

金融危机两周年回望: 亚洲的出路 改革或者混乱

  在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今年以来最令人震惊和不祥的,恐怕要属中国南方和欧洲之间的航运费一度降到了0美元。4月,在亚洲各港口可以看见成百上千的闲置货船,而它们占全球货运总量的10%。

  航运业的萧条不仅仅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信号,更强调了亚洲目前承受着金融海啸所带来的正面冲击。按年计,2008年第四季度台湾出口业衰退了42%,工业生产下降了32%——比当年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时更严重。2008年日本出现了近30年来首次年度贸易赤字,而今年春天,日本工业生产水平倒退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预测,2009年新加坡经济可能会衰减10%,是自1965年独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收缩。

  直到去年,还是很容易认同处于“亚洲时代”,看着地区经济增长率超过8%,许多国家正沐浴在新发现的全球政治名望中。但是,金融危机揭开了这层表面上的奇迹。那个令人兴奋的西方巨大消费市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亚洲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如果亚洲领导人不能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减少贸易失衡,促进国内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目前的危机会带来许多普遍的问题:刚摆脱贫困状态的人又要陷入新一轮的贫困中,持续的经济低迷甚至能引发社会和政界的不安与动荡。

  奇迹的终结?

  要弄懂为何亚洲国家依赖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首先要看下二战后的日本。当时日本工业一片狼藉,因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日本要进口原材料,但是又缺乏必备的外汇来完成交易。要出口的话,首先是轻工业产品,例如纺织品,接下来是重工业,如钢铁和化学品,都是极度必要的。这是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外汇使日本能引进新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从而产出高价值的产品。在钢铁和玻璃后,汽车和收音机取而代之。

  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1955年到 1965年间出口如火箭般蹿升了4倍,十年后变成了7倍。1953年,日本生产了大约5万辆汽车,但没有出口。10年后,产能变成了50万辆,其中几乎有 10%的汽车被销往海外。其他亚洲国家也开始关注日本模式,日本发展模式成为了上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模板。经济学家用“雁行理论”来描述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以及中国在内的国家:从低价值的产业转换为高价值产业。这种模式就如亚洲本身的多样性一样,有各种发展版本。

  经济状况的变化是20世纪亚洲最主要的表象之一。在1960年,韩国GDP和苏丹的相似,中国台湾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即将独立的比属刚果。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开始鼓吹自己的生活水平堪比西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

  但注意国内消费却被忽视。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使部分国家货币贬值,导致亚洲货物在全球更加便宜。在过去的10年中,地区出口比例所占GDP 的比重由37%升至47%。在亚洲,出口业的繁荣使得许多国家的存款过剩,也导致了低利率,流动过于频繁,以及资产价格泡沫让全球经济崩溃。

  在金融危机前几年,大约一半亚洲国家在同一区域内进行交易,让人相信亚洲已经独立于西方。但是,大约60%的亚洲国家间的交易只是中间角色,用来补充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易纽带。因此一旦美国消费受阻,亚洲的制造商们也随之受困。

  当前模式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时代已经终结。2005年至2008年间,美国GDP中的消费比重飙升至70%以上,家庭储蓄率降到零以下。经济危机让美国股市缩水了五分之二,吞噬了大部分人的财富。当美国人开始节俭生活,重新考虑家庭收支平衡时,他们会减少购买亚洲产品。

  不起眼的消费

  过分依赖出口让国家在经济低迷时易受冲击,也导致了经济的扭曲。企业投资,政府开销和外商投资涌进了出口领域,而牺牲了广大的国内经济。社会产品,如公共教育、健康医疗、失业保险、社会安全等,常常被忽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人要尽可能存款:他们需要“自我保险”以及自己承受经济负担。纵观亚洲,典型的家庭会将年收入的10%至30%存起来。像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家储备(包括政府和企业储蓄)占到了国家GDP的一半。尽管节俭是种美德,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得不偿失,因为它迫使资金远离那些可以提高自我生活水平和国家总体经济水平的消费市场。

  还有其他几个因素阻碍着亚洲的国内消费,包括持久性的资源错误配置。不当的投资促使了地产业盲目发展,尽管需求疲软。虽然空闲率在不断上升,新的办公楼仍在北京上海拔地而起。同时,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资本获得依然被严格控制。银行更倾向于那些大型项目和有政府支持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风险更低。

  此外,借贷被不成比例地用于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不管是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还是日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和韩国的家庭式团体和大型企业集团。在中国,中小企业占GDP的70%,但只使用了20%的财政资源。

  偏爱大公司和大项目让权力落到了精英手里。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前夕,香港前15个富豪家庭掌握了相当于香港GDP84%的财富。在马来西亚,这个数字是76%。在新加坡和菲律宾,几乎是50%。被李氏家族控制的三星集团,目前占据着韩国五分之一的出口额。

  在中国,从1997年至2007年间,由于出口和企业收入的上升,工资实际呈下降趋势,从GDP的53%跌至43%。尽管亚洲民众比过去生活好得多,但他们的财富并没有增长。在过去十年中,随着亚洲经济的增长,国内消费相对于GDP来说,大致相同或实际有所下降。在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由原先的45% 降至了35%。

  另一个亚洲经济奇迹的要素——计划经济——导致了今日的困境。尽管已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仍然拥有76%的国家财富,控制着银行部门,监管着占经济比重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同样,在印度,尽管政府废除了“许可证为王”制度,繁文缛节继续阻碍经济。在日本,有个名词叫 “官制不况”,指的是因为政府决策者导致的经济萧条。

  归根结底,推行出口主导的经济就要承受其暗含的代价。结构性的改革变得更加困难,因为特权阶级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亚洲只能果断地做出决定。

  无储蓄缓冲

  在西方,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大减债”时期。靠大量举债以提升收入的金融机构不得不被打回原形,这使得资产价值急剧下滑。这是痛苦但又是必须调整的过程。同样,亚洲经济也在经历着一段相似的过程。

  最初,政府的反应各不相同。亚洲国家对信贷低迷迅速做出反应。那些曾经历过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国家清楚决定性的举动相当重要。在这一区域,各国的刺激方案高达近1万亿美元。尽管这些方案都提到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但绝大部分资金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其雇佣大量非技术型工人),中国投入到教育和医疗上的资金低于总额的4%。

  在提升人力资本,增加收入和降低储蓄方面,亚洲国家也有更多的实质政策可以采用。一个明显的长期刺激政策便是投资教育。当然,不是简单的建造更多的学校,关键是扩大微小的学生贷款,同时让年轻一辈将教育成本分散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父母们可以削减自己的存款,以提高国内消费。

  亚洲国家也将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增加最低工资。虽然经济衰退似乎不是增加企业成本的适当时机,但从没有最佳时间,在顺境中压力却没有了。令人沮丧的工资增长是为什么近年来亚洲家庭收入所占GDP比例下降的原因。同样,高储蓄率归结于收入没有保障。大部分工作在亚洲都属于非正式就业。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享受正常薪金的只占40%的份额,在中国只有15%(与此相反,七国集团为90%)。虽然这给公司带来了便利,但却给工人增加了不确定性。

  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支付给工人更多报酬能促进整个经济,并能推动整体消费,而增加工资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亚洲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最基本的经济保障是亚洲人为何存款这么多的原因,减少储蓄可以释放消费。

  一种方法就是建立“社会财富基金”。正如一个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用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获得公共收益,将一部分政府的股份,国有企业的红利用于诸如教育、保健等社会服务,能表明政府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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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