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遴选官委议员回顾邓亮洪事件

18/07/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09年5月间的新加坡妇女协会领导层的夺权个案,显示了新加坡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力图通过占用公民组织来向新加坡社会推行本身的价值观。原教旨主义是绝不妥协的要坚持保守社会价值观信念,在本质上具对抗性,战斗性与排他性。因此,对维持新加坡这一种多元种族,文化与宗教社会的稳定性是具有相当严重的威胁性。这也是为何宗教通过夺权手段占用公民组织的一起事件会引发包括基督教徒在内的社会大众群起哗然。

09年7月初政府公布了新一批9名官委议员的名单。顾名思义官委议员就是人民行动党任命的政府代议士。理论上,官委议员代表个人政治立场,不向任何选民负责,亦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国会议员,但通过其个人背景如教育,事业成就与参与的社会活动可以预示该官委议员所将会在国会里关注与提及的议题范畴。按传媒信息,9人中有1名船运商人受过华校教育也将会在国会上以华语发言,但是商人以利为先,不表示将会以及能够反映华教知识分子的社会观点。换言之,国会要反映华教知识分子观点并不是政府考虑遴选官委议员的一个因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原本就是新加坡教育政策所要达成的政治结果。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一现实状况也证实了早年的华人政治已经从新加坡政治中完完全全的消失。

然而,任何生态环境都讲究平衡,所以国会没有了华教知识分子观点的制衡,新加坡政治生态就必然会走向失衡的发展。当前新加坡面对的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就是政治失衡的征兆之一。这也就是新加坡模式的社会成本。

回顾新加坡政治历史,邓亮洪或许就是最后一位试图以华教知识分子的定位去参选官委议员的人士。邓亮洪之参选官委议员在在表示了邓亮洪的原有政治意愿是要在人民行动党制定的体制内反映他本人以及其他华教知识分子对政策的一些观点。看来邓亮洪的原本政治动机并非是为了推翻李光耀政权。但事与愿违,邓亮洪被逼正式投身反对党政治。诚如李光耀政权所言:要发表政治言论就必须参加政党然后面对执政党的打压。被新加坡法庭判入破产穷籍的邓亮洪;一名成功的中产阶级律师,其最终下场却是家散人逃,流亡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为‘反基督教,危险人物和大汉沙文主义者’ 的邓亮洪,当真是反基督教和华文沙文主义的危险人物吗?和其他重大新加坡政治案件一样,如1963的冷藏行动和1987年的马克思阴谋等等,其真实情况还是有待将来的政治历史学者去进一步依资料分析定论。但目前有两份非官方资料或许可以局部的反映有关事件的另一面叙述。

其中一份英文资料收集在: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optjust.htm名为新加坡人的请愿:一群新加坡人的公开信,其目的是声援邓亮洪并要求国际组织干预新加坡政府对反对者的打压。其内容详细叙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中指出有关政府对邓亮洪的控诉来自两点言论:其一,在国会里有过多的受英文教育的基督教徒;其二,华教者应该是坐轿者而不是抬轿者。前者是邓亮洪按官方统计与资料所得的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反映了现实情况,后者则是邓亮洪的个人观点。

邓亮洪本人对此指控的答辩则收录在http://www.tangtalk.com/liky14-jt.htm;其中3点主要内容节录如下:

…1991至1992年间,邓亮洪连同一批学者、教育专家、校长和一群资深教师,起草一分备忘录,向新加坡政府进言。其中一点是将新加坡学生学习中文的时间,从只占学习总时间约5%提升至25%,并增加中文学习科目,但是李光耀提出反建议,要这批人接办三两间学校,将之改换为华校。但这不是这批人的原意,办三两间华校并不能解决问题。邓亮洪的这项工作,却成为了李光耀这次起诉邓亮洪诽谤案中“大汉沙文主义”的证据之一部分…

…通过和这批教育界人士的接触,邓亮洪发现一个更令人担忧如焚的行动党行而不宣的宗教政策。根据一些知情人士向邓亮洪透露,新加坡教育部在录取教学师资训练学员时,被录取的往往有90%以上是基督教徒。再观察一下,就可发现:学校里的校长,高级教师往往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老师在教育界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原来行动党政府暗地里的政策是要通过学校,慢慢地,有系统地把年青人基督教化,并把他们推上各个领域里的领袖位置。

在大学专业科里如医科、律师、工程等,基督教背景的学生占了非常高的比例,从政府内阁成员、政府各部门首长、军警领导及高级人员,也有这样的现象。有一次,邓亮洪在法庭的律师休息室向姚照东部长夫人(也是律师)指出这现象时,她的解释时:基督教徒的孩子比较聪明!

邓亮洪同时也注意到,行动党政府以国家发展需要为名,利用法律条文大量廉价强制徵用佛庙、道观和他们的土地。比较出名的有花柏山的千佛寺。千佛寺以发展旅游业为名被徵用。佛寺被拆除後十多年,土地被置空。教堂一般上可免於难,由於土地增值,教会非常富有。

邓亮洪和一批学者也注意到,由於许多年青人改信基督教,与父母和家庭成员信仰不同。许多家庭也因信仰不同而引起许多纠纷。当年青人经济自主而父母又要依靠他们时,有些父母也只好跟著改变信仰。有的年青人更把家里祖先的神位或地主神位等等,弃於路边,後巷或往垃圾堆一丢就算了。一位前学院院长悲痛地告诉邓亮洪说,他的两个孩子为了巴结上司,也改变信仰上教堂去了。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对宗教采纳开明的传统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对自己宗教非常执著的态度。

宗教问题成了另一个使新加坡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邓亮洪曾私下向多位来自华社的行动党国会议员提起这事,要他们向上面提意见注意这事。他们说他们不敢提,要邓亮洪自己提…

…这次的演讲,却成了李光耀起诉邓亮洪诽谤案里指邓亮洪是一位反基督徒者的证据。邓亮洪说他从来就不反对基督教义或反对基督教徒。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合夥人就是基督教徒,律师助手也是基督教徒,职员有一半以上都是基督教徒,他担任主席的南洋艺术学院的院长,和多位高级职员是基督教徒,连他自己的女儿也是基督教徒,也曾经亲身驾车送她上教堂作礼拜。

邓亮洪所关心的是“非基督徒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及这将对社会及政治造成严重後果。他关心的是政策问题,而不是宗教的是非问题…

从09年5月到7月之间的两件政治事件来看,多年前的邓亮洪言论所涵盖的社会隐忧并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而是先见之明。李光耀政权和邓亮洪之间的政治观谁对谁错的争议是非必有水落石出之日。但在此刻新加坡能从中学习到什么经验?又反映了什么政治现象?新加坡模式何去何从?

回顾历史,从邓亮洪事件到新近官委议员的遴选结果的这一政治过程中可以至少反映了两种政治现实:其一,从二战后在新加坡反殖民运动斗争中产生的反华人政治已经制度化,成为塑造新加坡社会生态的政治思维与行政文化。其二,新加坡模式所欲塑造的洋化华裔与新洋文化已经成形,这或许就是旧新加坡文化全盘西化的产品。换言之,李光耀政权塑造的新一代新加坡精英已经成长,形象的来说那就是亚洲新闻台所体现的人文素质和内涵。如今华人文化残存中的光景或许也就是当年杜牧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慨描述。一个人失去了本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会知晓失根的悲哀吗?

前不久澳大利亚的陆克文上台执政后的首件重大政治行为是向原住民道歉,因为早年政府的白人文化优越思维政策,剥夺了一代土族学习本身民族文化与传统的机会。但是在新加坡这个孤岛上,谁人会在乎新加坡式英语和新加坡式华语是新加坡模式的社会代价?谁人会担忧新加坡草根正在走向一个混杂无根不东不西的卡立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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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