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黄亚生谈新加坡模式

11/07/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黄亚生的父亲黄钢是中国的著名记者与报告文学家,祖父黄负生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毛泽东去武汉时就住在黄负生的家里。

黄亚生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黄亚生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黄亚生的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尤其是机制转换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东亚经济研究。黄亚生在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以对两个经济体进行研究。英文著作有《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院)和《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2008年经济学人 )。(部分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09年4月14日南方人物周刊登载了《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是张欢访问黄亚生对亚洲两个经济模式的有关看法,在谈话中提及了借鉴新加坡模式的可行性。黄亚生认为新加坡模式是不可以复制的。

谈活中有关新加坡模式的问答:

  人物周刊:你始终把政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在什么地方作出改进?

  黄亚生:我也不是盲目地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有一些治国的原则,应该在所有国家都是通行的。

  即便如新加坡,它也不崇尚西方的民主,有时还帮中国讲话,但它有法治,没有腐败。如果你靠它的办法可以做到法治和没有腐败,那也可以啊。

  我不在乎你采取这种办法,还是采取那种办法。

  人物周刊:你也该知道,新加坡模式受到中国很多政府官员的推崇,你觉得能用在中国么?

  黄亚生: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官员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能不能找出世界上第二个新加坡?”回答多半是没有的。这说明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新加坡本身非常成功,这没有疑问,但新加坡模式肯定是非常有局限的,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在中国就是很奇怪,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

  世界上靠民主成功的国家很多,也有失败,但成功的绝对不止一家,那至少表明,这种制度是可以复制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我们可以先辩论一下,他们是先政治成功的,还是先经济成功的。

   某种程度上我理解为什么中国官员喜欢去新加坡。第一可能是因为它也是一党执政,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但新加坡除了是华人世界外,所有的制度 都是欧美的,它在六七十年代甚至都不提倡华文教育。我觉得悲哀,中国搞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后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争论。

  我们不能照办新加坡模式,这个逻辑要弄清楚。新加坡小,中国大,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小的国家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最主要的是:第一,新加坡没有农民。新加坡可以通过政府推动搞科技园,它不要低产业的、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它没有农民啊。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不需要这些行业,需要的时候就从马来西亚进口劳工,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会离开。这是新加坡的自动调节器。

  中国能这样吗?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能把那些低技能的农民工送到国外去吗?因此,中国应该想个办法给这些人提供工作,但是怎么提供呢?只有中小、民营企业,而中小企业往往是科技含量比较低的。

  另外一点,如果不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国家而看成一个公司更合适,淡马锡就是它的投资部嘛。

  公司内部不需要民主,但外部面临激烈竞争的环境。新加坡面临人才竞争,如果压迫知识分子的话,那它的人才就会流失。它又面临产品竞争,我常跟别人开玩笑,说新加坡的飞机一起飞就是国际航班了,从一开始就必须要跟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竞争,必须要跟美国航空公司竞争。

  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大公司要向新加坡学习的话是可以的,但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的。

在这一访谈中黄亚生虽然没有直接否定了中国有借鉴新加坡的必要,因为小的国家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显然的,黄亚生却是认为新加坡经验的本质非常有局限性,所以只应该是中国的大企业而不是政府政策的借鉴对象。换言之,新加坡的借鉴价值是在于管理经验。事实上,黄亚生在2003年的《印度能否赴超中国?》里就提出了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习些什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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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