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中国为什么爱学新加坡?

16/06/09

作者/来源:吕元礼 南方都市报 http://news.163.com

中国为什么爱学新加坡?我个人感觉中国要学新加坡,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这样讲,中国应该走新加坡的路,这是一个结论。为什么这样讲?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李光耀对中国有很高的洞察力,他讲了很多预言,至少我还没发现他的预言错了。

  李光耀: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

  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尼克松在一本书中介绍一些过世的领袖,唯一上了这本书还在世的就是李光耀,他之所以把李光耀放上去,是因为李光耀的能力和成就。他在书中说,他见到李光耀的时候感觉李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也就是说这人是个小国大政治家,新加坡太小了,而李光耀的能力特强。最后他在写李光耀的结尾是这样讲的:像李光耀这么一个能力强的人,不能在更大的世界舞台发挥作用,对于世界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个话是上世纪80年代讲的,现在来看就是李光耀通过影响中国、影响周边国家,使新加坡这个有限之地,变成一个无限。我经常都会这样讲,新加坡从有限变成无限,它的地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影响是有点走向无限的。它也慢慢在扩大它的影响,它不光是一个小的舞台,也是一个大的舞台,尼克松说:李光耀的预言是对的,中华传统正在复兴,也就是李光耀认为中华文化正在复兴。

  现在我们看奥运会开幕式所展现的元素基本上都是中华传统元素,李光耀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说中华文化要复兴。

  1974年,李光耀访问印度,他当时对印度领导人说:你别看中国的经济差得出奇。1974年是“文革”的后期,中国的经济走向了崩溃边缘。他说:我对中国人有特殊洞察力,中国人务实、勤劳、节俭,虽然现在中国经济差得出奇,只要一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有自由市场经济,以社会为依归。就是同时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中国内地不仅可以和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地区和国家竞争,甚至可以和日本竞争。他说:这样的时候就要到了,不远了。他为什么能预料得这么准?

  新加坡腾飞发展的模式就是经济优先,民主后来,新加坡现在正在搞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走,只不过它更强调的是经济放在第一位。所以刚才讲的几个条件就是新加坡模式。反过来讲,中国最近30年能发展,基本上也就满足这三个条件,所以有人讲邓小平理论无非三条: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党的领导,第三不要争论,这些都符合新加坡模式。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邓小平看到新加坡建设成就的时候,他很高兴,他拿起酒杯和李光耀碰杯,他说“恭喜你”,李光耀说:“哪里,这是小地方,容易管”。邓小平当时接过来说:“要是我管得像上海那么大就好了”。这时候李光耀不服气了,他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从广东、福建来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中国有的是留守的文人学士,就是说中国的华人能力更高。没有可能新加坡能够做到,中国人不能做到,或者说不能做得更好”。讲到这里,邓小平就沉默了,李光耀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邓小平在1992年就说了,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要超过它。

  三次思想解放都和新加坡有关

  现在中国在发展,李光耀很多的预言是对的,中国借鉴新加坡确实有它的道理,中国爱学新加坡,可以以中国改革开放三次思想解放为例。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11月,当时是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12月召开三中全会,新加坡是一个特别的启发和灵感,李光耀说:“当邓小平看到像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那些被传统的中国视为南蛮的地方,现在发展得比中国还好,他很自然得出结论,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而邓小平和李光耀会谈的时候,谈得最多的就是新加坡怎么利用外资。所以新加坡利用外资的成功做法一定是坚定了邓小平实行开放的决心。

  1979年,邓小平在开会的时候对全国的省委书记讲:“我到新加坡去,了解到他们利用外资的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这确实是新加坡的经验。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个理论,认为新殖民主义通过外资投资一个地方,然后剥削你的劳动力,剥削你的资源,这个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很有市场,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拒绝外资。但是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不能这样做,因为新加坡很小,它连水都要靠马来西亚,新加坡只是一个心脏,没有腹地。他说既然马来西亚不让我们有腹地,我们只好跳过马来西亚,以英国、美国、全世界作为腹地。李光耀说:“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事实上,我们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他的话和邓小平的话是一致的。所以我讲第一次思想解放和新加坡有关系,其实和我们深圳也有关系。

  第二次思想解放在1992年,当时邓小平在深圳,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对邓小平讲了一段话,他说李光耀的话对深圳很有启示,他说:“邓小平的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圳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他讲了这个话之后,邓小平就讲了一句话:“要赶超四小龙,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要上去,精神文明上也要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制度好,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而且要管得比他们好”。从此,学新加坡成为一种时尚,所以在1992年以后出现了学新加坡热。也就在那时候,人们对姓社姓资有了疑惑。邓小平又讲了:“我们现行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是对我们有利的”。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深圳要叫板新加坡”。不仅广东,昆明也在学新加坡。

  中国爱学新加坡有三大原因

  那么,中国为什么爱学新加坡呢?我概括了几点:有文化原因、现实原因,还有模式原因。

  文化原因使得中国借鉴新加坡是自然而然的,在文化原因里面,第一个是领袖思维相近,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思维比较相似。我把邓小平的理论看成三个理论,第一个是猫论,第二是摸论,第三是不争论,猫论就是实用理论,摸论就是渐进理论,不争论就是实践理论。与此相应的,你说新加坡有什么主义?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加坡不讲主义,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主义,讲得不好听就是实用主义,用李光耀的话说就是脚踏实地,他第一个就是实用理论,第二个是鞋论,这个和渐进理论类似。李光耀说过: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也就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力,搞技术,至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让下一代去决定,这也是不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说不争论是我的发明,其实李光耀在1962年也讲过类似的话。

  邓小平和李光耀喜欢讲“硬道理”,讲常识。李光耀说,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其实是生而不平等的,所以我说李光耀很强调人才治理国家,精英治国。

  第二个是政党作风相通:都有“革命党”作风。李光耀承认:他从亲共派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亲共派清廉的作风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第二,他们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手段。新加坡的国会议员要接见选民,场所就在老百姓的祖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在老百姓的祖屋中间。他们总部的工作人员只有11 人,没有岗哨,随时都可以进去。

  第三点,政治观念贴近,所以我们比较认同它。

  新加坡很强调劳资政共生,而不是对抗的关系,这个理念也很符合中国实际。

  西方的理念是:政府是必要的恶,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少的干预,他们的角色是相当于守夜警察。反过来说,中华传统的观念是把政府看成必要的善,政府是行善的,目标是建成强大的政府,其角色是操心父母。

  那么,新加坡政府是怎样积极行善的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新加坡很强调中华传统,它很鼓励三世同堂,新加坡有父亲节、母亲节,还有祖母、祖父节。老百姓80%住在祖屋里,政府就规定,如果两口子买房,按顺序来排队,如果父母一块住可以优先,如果三世同堂,更优先,所以新加坡40%的子女和老人住在一个小区。

  新加坡提供了一个最不坏的方案,我不敢说新加坡的最好。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新加坡好像做到了。

  就模式原因来说,中国愿意学新加坡。李光耀说,全世界所有的选民首先都倾向于投反对党的票,怎样让自己不落选呢?李光耀讲过,当人们没有财产的时候,街头发生暴乱,路人也会参与。当人们有了房子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和国家联系起来。他没有房子的时候,他愿意投善于哗众取宠之人的票,当他有房子的时候,他就想要把票投给能够让房子保值增值的人。李光耀把大众有房看成是他执政的第一条。

  新加坡提供了一个过渡模式。比如中国过去是单位社会,将来可能是公民社会,今天我们是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我这里把它看成一个过渡。新加坡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基层组织。那个基层组织是半民间、半官方的,每一个选区都有一个俱乐部,开展各类活动。

  新加坡提供了一个东西方结合的模式。新加坡是托管式的民主,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李光耀说:要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要拒绝避重就轻,我觉得是可以的,我就要干,你反对不行,不过他强调的是要在五年之内见效。

  新加坡的反腐倡廉模式很值得探讨,这是我的归纳: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谈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另外,新加坡人犯一点小罪就要坐牢,就不至于以后犯大罪,这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是它还有配套,还高薪养廉,但是话说回来,公私的界限也很严。吕元礼

  嘉宾简介

  吕元礼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所长、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近年来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和李光耀思想。1996获选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跨世纪学术骨干培养对象,1998年获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深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1999年获选为行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持多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部级项目,获得省部奖多项,发表论文90余篇,主要著作有:《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鱼尾狮的政治学:新加坡执政党治国之道》和《新加坡为什么能?》等,其中《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受到新加坡高层关注,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在国会发言中专门介绍该书,并为该书作序。

  2007年8月6日,吕元礼教授在新加坡总统府受到李显龙总理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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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