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四学者纵论华人华商

24/09/01

四学者纵论华人华商

作者:- 日期:24-9-2001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http://www.zjol.com.cn/node2/
node43163/node44849/userobject12ai495097.html

1 周南京 北京大学教授   

观点一:
继续实行不赞成双重国籍原则非常必要

中国人移民海外,可以追溯到汉唐、明清两代,中国移民人数不断增加。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千上万契约华工(“猪仔”)和自由华工流散到美洲、澳洲、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终于出现“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的壮观局面。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条约。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宣布不赞同华侨拥有双重国籍。1980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同时具有双重国籍。据此,凡仍保留中国国籍的旅外侨民称为华侨,而加入外国国籍的原有华侨则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他们应称为华人或外籍华人或华裔。

目前,据一般估计,世界上3000余万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中约90%的人已转变成为华人,只有约10%仍然保持华侨身份。在东南亚各国,保持华侨身份者的比例可能更低。

观点二:
华人是中国嫁出去的女儿

近年来,关于华侨华人等称谓问题,成为国内外侨务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认为,华侨与华人虽然具有共同的血缘、文化传统和千丝万缕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联系,但迄今二者已经演变成为两个具有不同政治和法律内容的概念。与此同时,由于从中国大陆及台湾和澳门地区不断有新移民移居国外,这些新移民在加入所在国国籍之前具有华侨身份,因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华侨这个名称是不会消失的。华侨是华人的前身,华人是从华侨转变过来的,二者具有历史继承关系。我们之所以经常将华侨和华人两个词连用,只是因为历史不可能割断,只是承认华侨与华人在历史上、血缘上、文化传统上和社会经济上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的现实,而丝毫无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人是中国嫁出去的女儿,中国人民、华侨与华人是亲戚,他们在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保持密切的关系,互相走亲戚,是很自然的,是人之常情,完全涉及不到政治效忠等问题。

观点三: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社会日益当地化

随着绝大多数华侨身份转变为华人身份,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社会日益当地化,旅居意识转变为定居意识,多数华人社会团体已改变名称,从“旅菲”、“旅美”等名称,改为“菲律宾”、“美国”等等。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时代不断地进步,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总趋势势不可挡。
  同时,随着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世界各地华人、华商之间的联系、交往、交流日益密切,不断出现世界性的宗亲组织、同乡组织、联谊组织和专业组织,不断举行各种交流大会,最突出的就是世界华商大会。

观点四:
鼓吹所谓 “大中华经济圈” 是别有用心

日本、美国等地有人别有用心地夸大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大力鼓吹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共同体等等。如果它们指的是中国大陆、台湾、港澳,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岸三地本来就属于一个国家。但倘若把新加坡、海外华人社会也包括进去,那是荒谬的、错误的和危险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也绝对不可能出现以种族为基础的独立存在的经济体系,如白人经济、黑人经济、华人经济、犹太人经济等等,更遑论什么“经济圈”或“共同体”。海外华人经济已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已成为所在国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可能独立存在。华人资本理所当然地应该首先为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资本的属性是追求利润,因此它本能地会流向能够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所有资本都是如此,华人资本也不例外。

观点五:
华人资本投资中国也是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的

华人资本投资中国,也是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的,而不是出于什么“中国情结”(可能有个别例外),如果在中国赚不了钱,任何资本(包括华人资本)也会撤出中国。因此,中国若要吸引包括华人资本在内的外国资本,其首要任务就是应该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使外国资本在中国有利可图。世界华商大会只是一种松散的、交流商业信息的、促进经贸往来和促进各地华人共同发展与繁荣的论坛,它与什么“经济圈”和“共同体”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题为“华商携手新世纪,和平发展共繁荣”,就是准确地体现了世界华商大会的宗旨和意义。世界华商大会与其他商人大会的区别,只是在于:中国是华商的祖籍国,华商们与中国人民具有共同的血缘和文化传统,以及千丝万缕的社会经济联系。这些特殊条件使华商们在中国做生意更加方便,如此而已。

2 李琮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观点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风起云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经济兴起。作为当地国内资本一部分的华人商工企业曲折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

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后,建立了程度不一的国家资本和国营企业。英国、荷兰、法国等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各国原有企业或被没收,或被迫撤出。殖民体系的瓦解,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初始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空间。东南亚国家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不必再向原宗主国缴纳贡赋,手中又握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权。这个时期朝鲜战争爆发,但地处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仍获得了相对安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一切对于在战后初期的经济发展,都是很有利的,也给那里华商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观点二:
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下,东南亚国家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成功。亚洲的 “四小龙” 崛地而起,加之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华资企业随之发展壮大

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和7.3%,80年代分别为7.8%和5.8%。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8%和9%左右。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74-1990年只有2.6%。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大大地高于美国,也高于欧洲国家。东亚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亚洲太平洋地区成为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非常活跃的地区,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观点三:
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是促进东南亚经济腾飞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海外华商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中国的政治稳定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广大的市场、低廉而众多的劳动力,技能型人力储备,以及优惠政策,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也吸引海外华商。海外华商也从其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及贸易关系中获益,促进其进一步的壮大和更大的发展。

据有关数字统计,香港对祖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已经累计达到了1500亿美元。香港借助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文化渊源,成为快速增长的祖国大陆国际贸易货物的集散地。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经过2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互补互利、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格局,20年间两岸贸易总额超过160亿美元。到1999年底,台湾在大陆投资项目近4.4万个,实际投资240亿美元。台商向祖国大陆投资带动了资本货物,如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向祖国大陆的输出,形成了台湾对祖国大陆贸易的巨额顺差。台湾投资厂商将劳动密集型的装配和加工生产环节转移至祖国大陆,同时从日本等国进口技术层次较高的资本货物以实现产业升级。

观点四:
北美、欧洲、大洋洲经济发达,科学进步,移民政策调整,华人移民迅速增加,华商经济活动蓬勃发展

北美、西欧和大洋洲,历史上就是华人移民比较集中和华人族群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近20多年来,跟随着世界移民大军,那个地区的华人移民急剧增加,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华商企业的发展。使北美、欧洲和大洋洲成为亚洲以外的华裔集中和华商发展的显要地区。

美国1970年有华人43.5万人,1996年达到120万人,目前在170万美国华裔中有70%为出生于外国的移民。80年代以后,华人高科技产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遍及电子及电器制造工业、生物科技及制药工业、稀有金属冶炼及制造工业、石油化工等领域。全美华人创办了上千家高科技产业。第三代华人已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各方面显露身手。加拿大1967年华裔仅有7.9万人,1996年达86万人。华裔中63.2万人即70%以上是70年代以后的新移民。

目前欧洲华侨华人有150万人左右,其中60%集中在西欧诸国。40年代末欧华社会人口仅有一、两万人,迄今净增百倍。中餐业是华人在欧洲的传统行业;是西欧,特别是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国华人经济的支柱。1996年英国有中餐馆9000家,占全英各式餐馆的四分之一。华人办的食品工业和超级市场、批发货行与进出口贸易、服装加工和皮革业,也有相当的发展。

观点五:
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跨国经营愈益发展,国际金融猛烈扩张。特别是信息网络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显现全球化的特征。华商企业在这新经济的环境中,获得新的机遇

7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资本的跨国经营,就已明显加强,80年代和90年代更加速发展,他们随着资本规模和经济实力的扩大,通过在海外收购企业、直接投资设厂以及经营合资项目等方式,以香港为中心,向新加坡、中国大陆、美国、法国、荷兰、德国、加拿大,以及菲律宾、泰国等邻国和南美、澳洲、非洲等地发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经营网络。东南亚国家华人资本的跨国经营,固然在一方面与其在特殊处境下为分散风险而促使的多元化、多地域经营有关,但同时,也是顺应了世界范围生产与资本国际化的共同趋向。

3林振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审

观点一:
华商网络首先是以宗亲关系、乡土关系和行业关系为纽带的商际网络。即是人们常常说到的 “亲缘”、 “地缘” 和 “业缘”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华商们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会碰到这些天然的缘分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属于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的生存空间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

移民来到移居地后形成了以方言和地域为主体的群体,结成商帮,主要有广东帮、潮洲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还有晋帮、徽帮、宁波帮等等,并在帮内建立了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以便于他们互相帮助,同舟共济。

由同姓宗亲会到异性同乡会,由方言群的会馆到行业商会和中华总会,一层一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的统属,而是由于族群关系的民间的组合,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集合点和华商网络的一种形式。此外,华人商业社团以外的各种华人社团、华人社区、华人教育、华人报纸等等,都联结着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海外华商企业体系国际化的发展,也带有浓烈的宗亲关系的色彩。70年代以后,华商企业的跨国经营开始发展。90年代中期以后,华人企业集团更自觉地实行企业经营的多元化和跨国经营的扩展。从许多家族企业的内部构成看,往往是父在甲国,子在乙国,兄在丙国,弟在丁国,分居各国的家族成员,统属于一个跨国集团公司,分布于华商经济网系之中。这个华人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张的过程,既能利用华商网络关系有效地避开一个时期中其国内政策对它发展的限制,或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分散风险;又能适时、有效地占领世界市场。世界性的华商网络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能够直接参与新型产业及上游产品的销售并很快引进技术,进行高效投资生产。华商企业通过网络寻求市场优先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华人企业在规模、资金、技术甚至服务都无法与美日企业抗衡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企业高效运转的原因。

观点二:
华商网络又是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世界华商的巨大活力,在于其特有的华商文化

华人在营商上有别于其他民族主要是在文化策略上,华人的文化背景对贸易与工业的决策方式、维持人际关系以及处事习惯上的选择,都有主要影响。履信守义是华商的一个优良传统,几乎每一个成功华商都把它视为生命线。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说:“老人们经常教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荣誉,言而有信,这一切深深印在我心里”。华商之间做生意,往往一个电话即可成交,甚至可不用合同单,有时连一个纸条都不用,有时只凭一句话就可以做成一笔很大的买卖。当然这是建立在相互守信的基础之上的。华人商界流行一句谚语:“信用一失,买卖无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人无信不立”。这是华商与西方商人的重大差别。西方商人在进行商务谈判时,总要有一个包括自己的律师、会计师在内的团体出现在谈判桌前。他们靠契约、靠合同做生意。华商之间的套汇就更让在西方的商人很难想像,几乎凭的只是相互之间的信任。这种人际间的信用使华商的经营赢得很高的效率。当然,华商与西方商人的经营特点各有千秋,应该互学互补,趋利避弊。

在中国境外的华商,分属其所在国统辖,为其所在国的公民,其文化与当地认同,其经济是所在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但在历史、文化、地缘、亲缘等方面,都与中华民族有不可隔断的联系。海外华商热恋故土之情,是无可厚非的。令人欣慰的是,除了许多老一代华侨华人依然健在,由于近20年又有数百万华族新移民从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流向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和世界各地,一个新生代的华人移民群和华商阶层继续在世界各地兴起。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与祖国乡土的联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4龙登高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观点一:
海外华商创造出简明、高效、灵活的经营管理模式

海外华商企业的组织结构,层次少,具有扁平化特征,而且富有弹性,具有高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我们看到许多的华商企业中,中高层的管理人员不多,部门主管往往只有一个,而没有副职。管理层十分精干,而且随着市场环境与经营策略的变化适时调整。西方企业家为其企业科层体系的官僚体制化而哀叹,为其臃肿、低效率而苦恼,而对华商企业的简明、精干与高效深表。

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是这种企业组织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等级观念无处不在,下级自觉服从上级,上级支配下级,因此自上而下的指令容易得到贯彻执行,而不一定需要科层组织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等级观念的普遍存在能自动实现科层组织的某些功能。等级观念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科层体系的正式制度。在西方则不同,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自由民主风气蔚然,人们之间的服从与支配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系统和有效的科层组织之上。政令的推行与贯彻只有依赖科层组织才能实现,同时,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与科层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又能使其潜在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尤其是中下层管理人员以及普通职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的激发出来。

反之,如果盲目学习西方企业建立一套复杂的科层体系,那么,在等级观念与科层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官僚体制本身所潜在的结构臃肿、体制僵化等弊端就会得到强化。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对科层组织的支撑与配合,科层组织本身潜在的行政效率等优势又得不到发挥。

因此,扁平化、灵活性的企业组织结构成为现实的选择,并展现其活力。

与此相应,华商企业组织形式的弹性很大,如虚拟企业、策略联盟等,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关联企业”等新型企业群体组合模式,既不同于企业集团,也不同于一般的合作伙伴关系,各企业之间是一种虚拟化的联合,结成了灵活机动的生命共同体。

观点二:
海外华商的家族化经营特别值得借鉴

家族企业和企业的家族化经营,在海外华商群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在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风雨同舟,不需要过多的激励与约束,管理成本较低。但在大陆,传统的家族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受到强烈的冲击,家族关系已经大大减弱,家族纽带较松弛,还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经济体制等各方面的制约,家族企业难以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家族企业低成本的优势可能受到抑制,其劣势则可能更容易产生,如企业资源来源较窄,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不易得到发挥等。另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独生子女的普遍存在也使家族企业的扩大受到先天的制约。尽管东南沿海地区企业的家族化经营色彩浓烈,而且不乏成功之处,但潜在的发展趋势则与海外华商企业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目前大陆的家族企业基本处于第一代创业阶段,企业急剧扩大引发的家族内部矛盾尚不明显,也还没有经历企业的家族代际传承,这些往往是引发企业动荡乃至衰落的契机,“富不过三代”的警示还没有出现。也正因为如此,经历了长期发展的海外华商家族企业更具有借鉴意义。

---

分类题材: 亚洲模式_asiamd,

《新加坡文献馆》